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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要读其书且知其人
作者:    发布时间:2018/03/26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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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刘家和
  众所周知,治史须从目录学入手。以往治中国史者在撰文以前通常都会查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或《书目答问》等书,从中了解有哪些人撰写的哪些书是在自己所撰论著范围之内,然后翻阅并用卡片记下自己所需材料,在撰文时加以征引。这样的做法不是不对,可是未必精准,有时征引之文竟为断章取义。作为20世纪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陈垣先生的方法与此不同,他要求“读其书且知其人”。这对于今天治史仍有重要启发。
  读其书且知其人,这样的要求有来由吗?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就是说,大凡善士或优秀学者,从共时性的层面而言,需要也能够与一乡、一国、天下之善士或优秀学者对话和交流;从历时性层面而言,需要也能够与历史上的善士或优秀学者对话和交流。而与古人对话和交流,则唯有颂其诗、读其书;颂其诗、读其书,则必论其世而知其人。这样读书,与翻检个人一时所需材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治学路径,其效果亦必不同。
  上述孟子之言,其实孔子也曾以不同方式论及。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的“文献”,现在一般都当作文书来理解。不过,这样理解并不完全符合孔子所言之本义。“文献”中的“文”表示的是文书典籍,而“献”的意思则是“贤者”。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郑玄注曰:“献,犹贤也。”“献”作“贤”解,亦数见于《尚书》,如《尚书·益稷》上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尚书·大诰》上有“民献有十夫”,《尚书·酒诰》中也提及“殷献臣”“越献臣”。
  如果认为这样的解释仍然不够具体,那么,请看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的说明:“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这就与陈垣先生的历史文献学很接近了。
  提出“读其书且知其人”,体现了陈垣先生对史料全面掌握、审慎考辨的态度。他屡次提出,研究史学的人,不论撰述什么问题,在史料上都要尽量“竭泽而渔”。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竭泽而渔”呢?现在,提出几个主题词,上网一查,然后逐条录下,这岂不就是一网打尽、“竭泽而渔”了吗?其实,这是把网络当成涵盖一切史料之“泽”。事情真是如此简单而便利吗?恐怕这“捷径”有用于一时,却妨害了治学者走上看似迂曲而实际最有效的正途。网络不是无用,但人脑应该先于电脑而动,电脑应该协助人脑为用,千万不能以电脑取代人脑。治史尤其如此。
  陈垣先生所说的“泽”,就是治史者所必需的史料或史源,它们汗牛充栋,像一片望不到边的水泽或海洋呈现在我们面前,初看时简直无从下手。当然,查看目录著作中的史部目录,或者上网检索,都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可是,史学研究的发展自然也必须有其横向扩充(博大)与纵向深入(精深)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有能力看清自己研究所需的史料或史源之“泽”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水源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样的“泽”首先是具体、明确而有限的,从而是可以“竭”的,在此限度之内是可以“竭泽而渔”的;再则,这样的“泽”又并非一潭死水,只要能看到它与外部的关联,就可以不断在更广阔的领域深入发展。可见,陈垣先生所提倡的“竭泽而渔”不是随意说的,而是把史源学中“文”与“献”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看透彻了,并且在自己史学研究实践中深有体悟之后才严肃提出来的。张之洞说,“牵连钩考,其益无方”;从已知之书、已知之人寻探未知之人、未知之书,“自可因缘而知之”。这几句话可以说是被陈垣先生看透了、用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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