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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权建设的实践及现实启示
作者:    发布时间:2015/07/31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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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对江苏人民来说尤为值得庆祝。尽管江苏是日伪军统治的核心地区,但江苏又是抗日劲旅新四军浴血奋战的重要地区。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江苏重建,并长期驻扎在江苏。新四军创建的8块抗日根据地有苏北、苏中、苏南3块完整的在江苏。党领导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全面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反腐廉政、人权等各项建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人权建设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在我们坚持“四个全面”的伟大实践中仍不失去重大的资政意义。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权建设实践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主题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鲜明地把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其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一文中,明确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消灭军阀统治的反帝反封建主张,以及保障人民各项政治自由,废止肉刑,承认妇女平等权利等人权要求,并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提出了“争自由,争人权”的口号。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政府就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同年12月,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所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土地财产分配给贫农、雇农和中农等无地、少地的农民群众。”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农民的生存条件问题。抗日战争期间,在复杂险恶的斗争形势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及时建立参议会和行政公署,通过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劳动保护”等一系列政策、法规来维护、保障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人权。
  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权建设实践是各民主政权建设的典范。在根据地政权创建的第二年,即1941年9月26日,安徽无为县就通过了《新四军无为县保障人权条例》,同年12月23日,淮海区就颁布了《淮海区修正人权保障条例》;25日淮北苏皖边区参议会通过的《淮北苏皖边区保障人权财产权及保护工商业条例》,1943年3月1日,盐阜区又颁布了《盐阜区行政公署保障人权暂行条例》,1944年苏中行政公署颁布了《苏中区人权财权保障条例》。这些产生于抗战形势下的《条例》,从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对根据地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规定,并建立立法机构——参议会,成立区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巡回调解制度,从而有力保障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生存权、政治权、经济权、发展权。《苏中区人权财权保障条例》首次明确了人权的概念,还扩大了人权中“人民”的范围。明确规定:本区人民曾因反对抗日民主政府逃亡在外者,自愿遵守本区法令返回本区,一概不咎既往,并受法律之保障。汉奸伪军经履行法定手续反正自新者,亦适用本条例。对此,陈毅同志在盐阜行政公署召开的8县开明士绅和教育界座谈会上接受各界代表的意见和批评后,欣喜断言:“我们中国30年来能这样聚合党政军民一堂来商量国家大事,来商量老百姓自己的事,而且可以直言无隐,可以面折廷争,既不阿谀权贵,又不压迫下层,恐怕只有今天抗日民主根据地才能找得到,如说这是破天荒的创举,我想绝不是过甚其词”。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权建设实践的主要特点
  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各抗日民主政权后,坚持把实行新民主政治作为重要的施政纲领,把人的生存权当作人权建设的首要目标,把民族自决权作为人权的基本任务,写下了中国人权保护的崭新篇章。
  (一)把生存权作为人权的基本出发点。人的生存权是人权建设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权利内容。一部近代中国百年史,其实就是一部国家丧失主权、人民丧失生存权的悲惨史、血泪史。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中国人民的生存权面临着严重威胁。江苏是日伪军统治的核心地区,江苏人民群众受到的蹂躏和剥削更加严重。日伪军除对城市的铁路、交通、工矿和企业进行掠夺性开发和经营,还通过发行“中储券”、“军用票”、“安定公债”等办法巧取豪夺,大肆吮吸江苏人民的血汗。1941年后,日伪军对苏南、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经济掠夺和封锁,严重窒息了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生产萎缩。战争的巨大破坏,加上自然灾害频发,江苏人民群众蒙受了空前的苦难。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从解决人民的生存生活入手,把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生存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任务。
  首先是积极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抵御天灾。1939年夏,盐阜区沿海一带,发生了大海啸,1万多人丧生。国民党政府江苏省代主席韩德勤领导的民国政府趁机瞒上欺下,假借修筑海堤之名,从中大发横财。偷工减料修成的海堤未经大潮就被一般海浪冲破,淹死了数万人,使沿海一带成了遍地盐碱的不毛之地。1940年10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在县长宋乃德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不用人民负担,以盐税作抵发行100万元公债,组织3万民工克服连续阴雨、敌特破坏等重重困难,新四军3师调军粮充当筑堤用粮,并派部队保护修堤。前后只用了1个半月的时间,就修筑成高3米、顶宽4米、底宽19米、45公里长的挡潮大海堤。当年就避免了一次海啸灾害,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新筑的大海堤被当地群众誉为“宋公堤”。
  其次是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及商业。从1941年开始,各民主政府从春荒救济中以“保粮”、“禁粮出口”为号召,开展减租减息政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兴修农田水利,改良耕种,促进农业生产;大力发展手工业,制定法规保护和发展根据地的纺织业和商业;欢迎华侨和敌占区同胞来根据地投资,保护商人自由营业,实行自由贸易,活跃市场。同时,加强金融管理,征收统一累进税,调整金融关系,稳定货币,废止高利贷,通过举办低息借贷,奖励合作社发展。
  再次是恢复教育。1940年,抗日民主政府一成立,就号召恢复学校,并具体工作协助个别学校克服困难,恢复办学。1944年,仅苏中区抗日根据地中学达54所,小学较战前增加一倍。仅南通县,反“清乡”前有公私立中等学校18所,反“清乡”期间,迁移他县的有1所,停办的4所,坚持的有13所,学生人数却从1237人增加到1480人。这些政策措施,使根据地教育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兴旺景象。
  (二)把民族自决权作为人权的首要任务。人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权利;二是民族自决权,即群体权利。在中华民族面临着外敌的杀戮和奴役的危难时刻,首先就应该是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争取民族的自决,人民当然有抗争的自卫权。抗日战争期间,江苏人民深受日军蹂躏之苦,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扬州万福闸惨案、盱眙惨案、江阴惨案等数不胜数。据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统计,从1932年淞沪抗战和1937年开始的8年抗战期间,日军的侵略造成江苏人口伤亡达387万9852人,财产损失87亿元(折算为1937年法币,1937年1元法币相当于1个银元)。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民族的自决权。没有民族的自立,哪里有个人的生存;没有国家的主权,哪里有个人的自由。要争取民族的自决权,首先就要去战斗。江苏各抗日民主政府都把“保障抗日人民之权利”、“参加抗日部队之自由”、“除勾结敌伪破坏抗日违反政府法令之外,一律依法保护”等条目放在重要位置。它说明,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走的是一条先民族解放后个人解放,民放解放与个人解放相结合的民权之路。
  (三)全面规定人权内容,广泛实现人民参政。华中各抗日民主政府通过法律形式,在政治上全面规定人权内容,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主要有1.政治权利。 2.财产权利。3.劳动权利。4.文化教育权利。5.健康权利。6.妇女权利。7.少数民族权利。为处理好各抗日力量之间的关系,依据“三三制”原则实行平等自由的选举。在参议会里,人人均可毫无保留地自由发言,人民群众也可列席。《苏北保障人权条例》明文规定,“一切抗日人民,不分种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平等。”正如陈毅同志所说,我们“既要保障绅商的人权、财权、地权,同时也保障工人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民主是全民的,不遗漏任何方面。如果侈谈民主,反把大多数工人农民放在民主之外,如某些一党专政主义者之所为,则更是假民主,那更应反对的。”
  三、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权建设实践的现实启示
  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之所以能享受到广泛的、公平的、真正的人权,这是共产党新四军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这对于我们当今总结中国人权发展的经验,进一步把发展中国人权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促进世界人权的普遍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人权发展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了独立、民主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在百年内忧外患之后,第一次有机会在和平安定的条件下生活。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正是有了稳定的外部和内部环境,人权的全面发展才有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权建设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同党的正确领导密切相关。大到宪法的制订、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设计,小到扶贫帮困、解决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有关的诸多问题,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的。
  可以想像,在一个有着千年封建传统的古老文明国家发展人权事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然而,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才顺利打碎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才普遍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实现了中国的政治稳定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才能建立完整的现代经济体系,使中国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先后达到了温饱和小康水平,实现了中国的经济繁荣;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才较好地实现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和民族平等,全面推进了全社会的平等意识。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才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发展人权的道路。
  (二)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
  一个国家首要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都无从谈起。这是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历史和基本国情出发得出的基本结论。
  历史证明,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主权沦丧,人民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其他人权根本就都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后,面对饱受战争创伤、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局面,首先要解决的还是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正是由于党的政策对头、措施得当,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才不断得到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党和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扶贫工作成就巨大,扶贫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赞扬。当前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要在2020年如期完成全面脱贫的目标,任务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实现这个目标。在发展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方面成效显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体系,中国政府国民预期寿命上升到71.4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涉及到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础人权建设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积极推进的新阶段。
  (三)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协调并重发展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是人权的两个主要内容。中国政府历来都是既重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又重视公民政治权利,努力使各种权利协调发展。从中国人权建设的历程来看,不同时期的人权建设重点也不同,在抗战时期,首先是民族的独立权和人民的生存权。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人权发展的重点当然是先发展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然后再发展公民政治权利。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困人口的减少、教育的普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科学文化艺术的繁荣,公民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利,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已经明白地展示在世界面前,得到了举世公认。同时,相应的公民政治权利也相应地取得了发展。从1979年以来,几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列举的每一项人权,在中国都有了巨大的发展。
  在经济社会文化等人权迅猛发展的同时,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也同样迅速。各种媒体大量涌现,公民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渠道更加通畅,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言论自由的空间也更加广阔。近年来,基层选举在全国城乡掀起了人民参与政治的浪潮,通过公平竞争和考试录取公务员的制度给人民参与国家管理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公民政治权利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四)没有国家的主权,就谈不上国民个人的人权
  历史证明,国家主权本身就是一项重要人权,而且是实现其他人权的基础。如果没有国家的主权,人民的生存权都会受到威胁,根本就谈不上人民个人的人权。人权归根结底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保护人权,首先应由各国通过国内立法来实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中国顶住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的人权压力,针锋相对地同西方国家的制裁、孤立行为做斗争,有效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中国多次成功地挫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反华提案,维护了国家尊严。正如刘少奇早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盐城第二届参议会上的演说中所说的:“很早我们就主张,中国应该完全独立,应该努力脱离一切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各种束缚和压迫,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原状态,使中国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国应该完全民主,应该保障人民的一切权利,摆脱一切封建势力的束缚与压迫,改变中国半封建的落后状态,使中国完全成为民主的国家。”这既是对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权问题的极好概括,同时也能用它戳穿西方某些国家和势力以“人权”之名行反华、反共之实的真实面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 耿学忠 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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