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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举国体制的辨析与未来走向
作者:    发布时间:2013/12/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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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奥运会到伦敦奥运会,中国金牌大国的地位已经稳固,老百姓对于举国体制的热议却越来越多。其中不乏让我们认真思考的深刻话题。比如,金牌多即体育大国的问题,金牌至上论与金牌无用论的争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冲突问题,金牌与体质健康、民生的关系问题,举国体制占用国家资源过多而运动员出路解决不了、大众体育相对落后的问题,等等,其核心就是“举国体制”问题。如何认识举国体制?它的历史贡献和主要问题何在?体育管理体制如何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举国体制该如何面对改革?这些都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1 举国体制的形成与历史功绩
  体育的举国体制,就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来夺取竞技比赛优异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举国体制最初出现在新中国体育十分落后的年代,之后随着中国重返奥运会大家庭而不断推广、成型。举国体制改变了竞技体育弱国的形象,奥运金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到今天稳居金牌保二争一的大国地位,极大地焕发了国人的民族热情。但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人对金牌的精神需求开始下降,根本原因是中国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改革,走向国富民强,民族自信心增强;一些项目的奖牌几乎被中国人垄断,让人觉得少了些许超越的刺激;金牌多而国民基础体育弱的反差成为社会不满情绪宣泄的理想靶子。
  举国体制最显著的特征,是国家承担运动员的系统训练,使得业余体校、体育学校、省级青年队、省队、国家青年队和国家队等梯级训练系统完整化、正常运作,将资源集中在少数项目和少数选手的身上。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体制,举国体制的价值不容抹杀。
  一是奥运辉煌靠举国体制。有人将举国体制比喻为奥运金牌的“制造机器”,没有举国体制就没有今天的奥运辉煌。1984年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冠,打破此前中国奥运金牌零的尴尬后,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由张怡宁获得了中国奥运历史上的第100枚金牌。从第1金到第100金,中国人整整等了20年。不过,从101金到第200金,中国只等了8年,这样的速度变化呈现出中国竞技体育强劲上升的势头。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军团一举拿下51枚金牌,首次获得金牌总数第一,再度创造历史。伦敦奥运会后,刘鹏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成功,正是建立在“举国体制”之上[1]。
  二是奥运佳绩集中体现了竞技体育为整个民族带来“正能量”。奥运金牌是体育界向全社会传播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标志,是政治经济等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科技、教育、文化等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举国体制除了能够直接促成奥运辉煌,还有其他多方面的综合效应。比如,奥运会的明星效应,能激起国内对于某项运动的热情。至于孙杨、叶诗文等泳将的惊艳表现,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游泳这个基础项目在国内的普及和发展;举国体制对于奥运会的投入,客观上也会对于国内体育产业产生积极影响。事实上,没有举国体制和奥运金牌所培养出来的体育热情,李宁、安踏、特步等国产体育品牌绝不可能有如今的业绩。
  三是举国体制有自身的合理性、公平性。举国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直接相关。现在对举国体制的指责,往往以欧美发达国家的职业化体制作为参照物。但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和国情,即便要改革举国体制,也难以完全照搬国外的体制。这就是举国体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存在的合理性。在我国,发展竞技体育完全依靠社会投入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国家投入。为什么说举国体制有它的公平性?一是举国体制给家境不好的那些人创造了夺取优异竞技成绩的机会;二是有钱人不愿意让孩子参加的项目,需要举国体制来推动它。比如,举重、马拉松等等,这些项目是要靠国家支持才能发展的。所以,虽然举国体制有很多的弊端,但现在还确实需要它,还必须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改革举国体制。
  2 举国体制的主要问题
  2.1 金牌价值观扭曲导致体育制度设计走向误区
  2012年8月5日凤凰网以“你是否赞同‘以金牌论英雄’”为题做了一个民意调查,结果在被调查的17万多人中,有44.24%的人赞成“以金牌论英雄”,这足以说明金牌至上论、唯金牌论在国人当中占有相当的市场。新华社体育记者杨明曾在《黑哨》等文中指出,我们把体育等同于金牌,把体育当作强国符号,其实是扭曲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和本质[2]。易剑东[3]认为,奥运会上的金牌总数并不能体现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实力,更无法体现一个国家体育的综合实力。在少有“让世界瞩目”机会的年代,奥运难免被寄予远远超出体育层面的宏大意义。于是,奥运冠军被神化,奥运金牌被政绩化,中国体育的发展一切以奥运为中心。现实中我国省市区的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绝大多数将金牌视为自身政绩的最好标准甚至唯一标志,不惜为此使其他一切体育工作为其让步。每4年一届的全运会是各地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排座次的一次大比拼,金牌多寡基本决定体育局长的乌纱帽。很多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基本放弃了集体球类项目,集中有限财力发展一些投入产出比比较高的项目。目前我国三大球等集体球类项目的后备人才奇缺,直接制约了三大球项目的腾飞,与世界范围内职业化程度高或高校竞赛体系健全一比较,我们的差距就无情地显现出来,在奥运会上几乎全线溃败就是一种必然而非偶然。
  笔者以为,不消除体育圈内弥漫的金牌至上论,我们就无法真正对群众参与度和关注度极高的三大球项目有切实的投入和高度的重视,就无法在竞技体育的科学化训练和人性化管理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也无法实现外界所期望的降低金牌的代价和促进国民体质的提升。
  2.2 金牌至上论使得竞技教育全过程缺乏人性关怀,运动员的出路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当前大众普遍质疑举国体制的原因,除了其耗资巨大外,更主要是因为其缺乏人文关怀,忽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举国体制极大地强调集体利益,从而忽视了“人”作为一个个体利益的存在,忽视了对人的文化素质教育。伦敦奥运会上举重56公斤级运动员吴景彪夺得银牌后捶地、倒地、情绪崩溃的画面让我们至今难忘。一句“我有愧于祖国”或许就是当时吴景彪的真实想法。媒体称这是锦标主义压垮了吴景彪的腰[4]。由于高投入,奥运金牌几乎成为了中国代表团唯一的评定标准,即使是一枚宝贵的银牌,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失败的。
  同时,举国体制制造出来的运动员“金字塔模式”让大部分处于金字塔底端的运动员早早成为社会“废柴”,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难以为社会所容忍。昔日夺冠,领奖台上风光无限,接受万众喝彩;一朝退役,工作无着生活窘迫,奖牌也要卖掉[5]。这样的例子绝对不是个案:日本千叶马拉松比赛第二名的郭萍,因为超强度的训练导致脚趾几近残疾,心理伤害极大;身高2.16m的黄成义曾经是名职业篮球运动员,和姚明在全国篮球训练营较量,2000年因为腰伤手术失败,只能坐在轮椅上消磨时光;邹春兰共获得9块金牌,拿过全国举重冠军,因为经济陷入困境靠搓澡谋生,被媒体戏称为“冠军搓澡工”;才力,亚运会举重冠军,2003年因过于肥胖患“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致肺内感染呼吸衰竭”病逝,享年33岁,在他死去的当天,家里只有300元钱;艾冬梅,前国际马拉松冠军,2007年因训练导致双脚残疾、以摆地摊为生,在网上开设博客,公开表示愿将自己所有的奖牌出售;张尚武,大运会男团和吊环冠军,2011年一条“体操前世界冠军地铁卖艺乞讨”的微博引爆舆论,张尚武的困境引起舆论关注,工作多次反复后,2013年春节前又被发现在街头卖艺……面对这样的报道,我们心酸,我们震惊,我们痛定思痛后,由衷地感到我们的举国体制要改革了!
  2.3举国体制推行的是粗放的体育发展模式,低效能、低效益
  毋庸置疑,高举举国体制大旗确实让竞技体育交出了一张数字可观的成绩单。然而,金牌数量的快速增长,却无法掩盖项目结构失衡、生产方式单一、金牌成色不足的现实。在我国自1984年出征奥运会所收获的奖牌中,跳水、举重、体操、乒乓球、射击和羽毛球这6个传统优势项目摘取的金牌数,竟然占到金牌总数的70%以上。几大传统优势项目的持续坚挺,不但令对手惊叹不已,而且也与基础大项的不见起色、三大球的日渐低迷和弱势项目的积重难返形成鲜明反差。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区和部门为片面追求奖牌数的增加,甚至不惜以牺牲全民健身、荒废民生体育为代价。“唯金牌论”和功利体育的大行其道,致使篡改年龄、服用禁药、黑哨假球等体坛乱象屡禁不止,致使国民体质连年滑坡的趋势始终得不到有效遏制。可以说,这样的体育发展模式,已经与推进公共体育、强健群众体魄渐行渐远。外媒评价我们的举国体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部分选手就像是金牌的奴隶,为了夺取金牌而参与体育[6]。在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项目上,采用残酷的训练和选拔机制,耗费了大量来自老百姓的财力物力,一个奥运周期要花费500亿元的数据并非过分,因为还未把全运会、城运会、青运会、单项锦标赛这些“奥运战略”环节的费用算进去。若按投入产出比计算,以社会投入和自我培养为主的美国体育的每一枚金牌中所包含的纳税人的税金,远少于以国家投入为主的中国。归根到底,这是一种低效能、高损耗的生产方式。这一切是通过动用国家资金、以行政手段整合国家资源得来的,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全民体育消费乃至其他民生领域的投入(比如国家要求投入4%GDP的教育)为前提的[7]。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以高额投入换取并不等值的成果。所以它的夺金效率在竞技领域很高,但置之于社会层面,其实很低。举国体制导致的机构臃肿,必然导致行政工作和资金使用上的低效,造成极大浪费。
  2.4 兴奋剂问题随着竞技体育的崛起而愈发严重
  兴奋剂是能提高运动成绩并对人体有害药物的统称。这类药物大都靠用强加的方法来改变身体的机能,虽能大幅度提高竞技成绩,却对人体极具危害,各大体育组织早已将其列为禁药。中国体育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迅速崛起,30多年间,兴奋剂始终像幽灵般如影随形。
  中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风潮始于1986年[8]。在锦标主义和利益的双重追求下,兴奋剂的问题日益严重。1995年全国赛内外检查为1914例,比1990年增加了10.6倍。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专门批示:宁可不要金牌,也不能吃兴奋剂。然而,兴奋剂的毒瘤并未因此前的种种耻辱略微消减,1998年澳大利亚帕斯世锦赛上,中国游泳队队员原媛携带生长激素被当场查出,再次成为轰动国际体坛的丑闻。虽然国家三令五申,但兴奋剂给职业运动员带来的丰厚短期收益,仍然诱惑着不少人去不断碰触底线。2008年,男子游泳名将欧阳鲲鹏在一次赛外药检中被查出服用禁药,不久后他和其主管教练都被处以终身禁赛的处罚。2012年2月,中国田径协会公布了对河南省田径运动员田梦旭违反兴奋剂规定给予处罚的决定,对田梦旭及其教练员酒尚选分别禁赛2年、罚款2万元。以上还不是服用兴奋剂的全部案例。兴奋剂之所以屡禁不止,就是锦标主义、利益驱动在作怪。
  3 举国体制的未来走向
  当下对举国体制褒少贬多的形势,形成了改革举国体制的共识。改革举国体制的基本思路是:既有利于继续保持高水平竞技体育的优势,又能够很好处理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的关系,使得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协调发展,相得益彰。改革,不是压住一头让另一头突出,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各司其职,比翼齐飞[9],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3.1 走出认识误区,创新制度设计,高水平竞技运动、全民健身、学校体育遵循各自规律,各归其口,各得其所,实现真正的协调发展
  这些年来,一直围绕着金牌与体质、金牌与民生、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问题争论不休,其实,这都是无谓的争论。为什么?金牌与体质、金牌与民生本就不是一回事,硬是把它们扯在一起,没有任何意义。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什么要民生还是要金牌、体育应该重金牌还是更重体质的争论,也显得莫名其妙。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遵循各自的规律把这二件事都办好。这二者不是互不相容的关系,反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我们既要走出“金牌至上论”与“金牌无用论”的无谓之争,还要走出“金牌”与“体质健康”混为一谈、不可调和的观念误区。
  如果说现在到了让体育“回归”到追求身心健康的轨道,那就说明我们长期以来对体育的本质认识出现了偏差。楼云在长达16年的体操生涯里共获得86枚金牌。但离开跳马,走入生活的楼云,对体育的本质有了更多的思考[10]。在他看来,体育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于青少年来说,更应该是让身心得到享受的游戏。从现实的种种表现看得出我们对体育的本质认识出现了重大偏差,体育的根本在人的身心健康,但各级体育部门把重心放在了竞技体育上。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金牌与民生、金牌与体质的无谓争论,要走出“国民体质落后指责体育部门”的怪圈,就要考虑创新制度设计。欧洲和北美的现实表明,体育与健康、青年、文化、旅游、艺术、教育乃至宗教等事务,被合并在一个部门中进行管理已经是常态[3]。当今世界上奥运会金牌榜上排名前列的多数国家,多数是大众体育高度发达的国家,高水平竞技运动与大众体育协调发展在这些国家是常态。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转变职能,把全民健身、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归属到大文化部、大卫生部,让国家体育总局变身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统筹全国的竞技体育事务,则从根本上解决了金牌与民生、金牌与国民体质健康的冲突问题。多拿金牌,为国争光,应该成为与民生、与国民体质健康协调发展相得益彰的大好事。
  3.2 转变体育发展方式,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展职业竞技运动
  转变体育发展方式,要义在于反思和改变不计成本的金牌生产方式,以及以成绩论英雄的体育价值观。仅从创造优异运动成绩的结果看,举国体制无疑是一种有效体制。可是衡量一种体制的优劣,不能单纯看成绩,还要看投入主体和投入产出效益。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明白,老百姓对金牌没有不喜欢的,问题在于,谁来投入。举国体制是国家投资个人受益,这个导向有问题,老百姓有质疑是难免的。政府不能包办体育,那就要走社会办的道路,这是市场经济对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体育不能游离于市场经济。虽说从政府投入到社会投入,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一步迟早是要迈出去的,可能越早改越主动。怎样促使政府投入为主向社会投入为主,改国家办为社会办?
  一是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市场经济基本要求政府除了重点投入民生基础工程、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其余多发动社会力量投入,引入民间资本、适度放行个人商业赞助。这是改革举国体制的基本前提和内在要求。所以,要积极培育体育市场,能够市场化的都尽量按照商业化模式运作。其实,这些年来,篮球、乒乓球、围棋、羽毛球、足球等项目的市场化运作越来越成熟。这是非常可喜的。虽然这些市场化的运动项目有的成绩还没有大幅度提高,甚至有的项目成绩退步了,但成绩不是衡量体制优劣的唯一因素。相反,必须正面看到,进入市场运作的项目,不仅培育了市场,为一大批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调动了企业投入体育的积极性,减轻了国家的投入负担,这应该是竞技体育商业化运作的最大贡献。这不仅不能削弱,反而要大力提倡并加强。
  二是减少行政干预、释放市场的活力,也是举国体制转型的题中之意。体育局管的各个项目管理中心,其实是事业单位。按照国务院对于国家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它有条件走向市场,应该独立出去。国家对它进行监管,而不是管。文艺都走向市场了,体育有市场就应该走出去。包括足球、篮球这些市场化高的项目,政府完全可以不再去主导,交给社会来管理。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3月17日答记者问时说的,社会能管好的,政府不要去管。管办分离后中超联赛的火爆就已经见证,行政钳制放开就是对职业体育发展最好的推动。篮球同样如此。世界范围内的经验已经表明,三大球尤其是男子篮球和足球是举国体制无力跨越的门槛,坚定走市场化才是解决之道。
  三是坚持业余原则的同时,大力提倡竞技运动职业化,国家给予优惠政策,扶持企业投资竞技体育,办运动队和各种运动项目俱乐部。竞技运动职业化是全球趋势,在许多国家已成普遍价值。举国体制做不到让每个人长期坚持体育运动。能做到这一点的恰恰是职业化。当人们可以自我选择依靠体育运动来获得生存资源时,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个人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职业化是人类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有当职业化在一个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时,这个行业或者事业才具有了真正的持久的生命力。
  3.3 以人为本,倡导体教结合,提高大学生运动员的比例,拓宽运动员的就业渠道
  改革举国体制,要打破以往对运动员的培养忽视教育、忽视素质培养的倾向,彻底改变长期以来运动员只有一技之长的弊端,着力培养人格健全、素质过硬、能力较强的体育特长人才,从根本上解决运动员的就业困境。
  发达国家注重让体育走进学校和生活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英国2012伦敦奥运会的口号是“激励一代人”,其实这句口号一直也是英国体育发展的目标。英国人在伦敦奥运会大获成功,离不开英国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的贡献,正是因为一种将体育贯穿到学校和生活中的体育态度,才真正奠定了英国在本届奥运会大获成功的基石。在伦敦奥运会上,英国选手的大学生比例超过了一半。其实早在4年前的北京奥运会,英国代表团中有约40%是大学生选手。例如,在本届伦敦奥运会上,英国代表团中就有多达71名选手在拉夫堡大学念书,或者从这里毕业,或者一直在这里训练,其中包括14名游泳运动员、25名田径运动员,以及足球、篮球、排球、体操、曲棍球和手球等各个项目的运动员。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中,体育运动被摆在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除了常规的体育课,大多数学生都会加入到各个体育项目的社团中,利用课余时间参加训练。日本多年以来对于校园体育的高度重视,保证了年轻人群对于体育的参与热情,同时也成功灌输三大球最需要的团队意识。正因为拥有如此良好的基础,所以日本足球只需要在金字塔尖完成职业化改造,为更多年轻人打开通往足球运动的大门,自然就能逐步在足球项目上取得成功突破。
  美国则更是依靠大学教育体系培养高水平运动员,许多大学生运动员的水平达到入选国家队的标准。据笔者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观察,美国大学的体育专业教育、高水平运动队与普通大学生的体育健身活动各成体系,互不干扰。大学生运动员既能得到科学训练的保证,又能跟其他大学生一样接受条件极好的文化教育,这样培养出来的高水平运动员因为素质全面而具备了优秀的就业潜力。
  竞技体育的淘汰率很高,从这个角度讲很残酷。所以,改革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推行社会化运作机制,建立运动员的保险体系、机制,同时加强对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教育,把运动员作为一个正常人而不是“机器人”来培养,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运动员的出路问题。
  3.4 改革举国体制的评价体系与奖励机制,促进竞技体育的良性发展
  改革举国体制的评价体系,就是要改变单一以金牌数量衡量体育部门政绩的粗放评价体系。在分析金牌数量的同时,不妨再计算一下金牌的性价比(投入产出效益),跟进一下运动员的就业率,鼓励创新体育发展方式,弘扬先进体育价值观。2012年8月13日凤凰网做了一个“你觉得中国的38块金牌意味着什么”的民调,结果58.25%(16,562)的人认为“体育总局应更多关注群众体育了”。这个民调在一定程度了代表了民意,我们要关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改革,要重视大众体育。当然,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体育总局已经认识到金牌被视为地方政府GDP带来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号召。国家体育总局负责人近几年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奥运金牌数量已经达到预期,在衡量体育综合实力方面,金牌数量不应是唯一指标[11]。今后对各级体育部门官员考核的评价体系应该向群众体育倾斜。在广东等一些发达地区,已开始淡化“金牌考核”,市县以下的体育部门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群众体育上。应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政策信号,当政绩考核方案不再以金牌数量为单一衡量标准,官员才有动力把精力和财力真正投向群众体育。令人欣慰的是,金牌至上的评价体系在一些大型运动会上已经得到纠正:城运会、全国体育大会等赛会不再设置金牌榜、参加世界大运会由“挂牌”大学生改为真正大学生。我们坚信,只要按规律办事、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行,中国体育依然前景向好。
  与举国体制背景下体育工作评价体系的问题一样,举国体制下的奖励分配方法,也存在严重的价值导向问题。贵为雅典、北京两届奥运会双料蛙泳金牌得主的北岛康介,都没有因为奥运入金而获得来自国家的重金奖励[12]。欧美发达国家对运动员的奖励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大方。今天日本体育的宗旨也不再只是争金夺银,国民向奥运健儿汲取更多的,是一种努力打拼,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看看日本的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不禁汗颜,令人震撼!评价体系和奖励机制改革的背后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变。发达国家尚且不对金牌运动员进行层层奖励,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对国家花钱培养的金牌运动员进行重奖,反映出一种价值观的扭曲。一面是金牌运动员大奖特奖,另一面是出不了成绩的运动员的尴尬处境,即便是曾经获得过好成绩的运动员,退役后依然大多是生活状态不佳。面对这样的状况,要认真研究出鼓励全体运动员拼搏奉献的奖励体制和机制。
  3.5 积极推进体育与文化的融合,从社会文化层面促使举国体制全身而退
  改革举国体制,让举国体制全身而退,同时又能使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同步发展,这需要一个过程。在中国,体育的社会地位远不及发达国家高。所以,无论是竞技体育拿金牌,还是群众体育强体质,都要培育社会土壤,要培养大众体育情节。这点我们跟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那种“瓦解体育举国体制从打破举国关注开始”的论点[13],实不敢苟同。我们对奥运会、对体育,不是关注过头了,而是要理性关注、积极参与体育,提倡健康有品位的生活方式,改“全民麻将”为“全民健身”“全民体育”,则民众身强体健、国家富强有望,全民素质大大提升,国力何愁不强。
  欧美国家的人为什么那么崇尚运动?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的呢?英国的情况是几乎人人都爱运动,到处是运动场,可以说是人人崇尚运动本身,但是,没多少人关心金牌。美国也是如此,一场大学之间的校级足球比赛得买门票才能看到比赛,而且座无虚席全场爆满,其情其景令人终生难忘。西方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的确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社会空间设置和时间安排要有利于群众体育的开展和国民体质的提升,让所有基层、城镇都有自己的综合性休闲广场供市民跳舞,多建体育健身场地设施,使国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权利得到普遍激发和扶持。改善交通,使得我们的大城市职工多数不把时间浪费在上班路上,业余时间改麻将、牌桌消费为体育健身消费;国家优惠政策支持建立各种体育运动俱乐部,积极引导青少年参与体育健身、体育竞赛活动中来。从社会文化、制度、健康消费层面引导国民参与体育,逐渐培养大众炙热的体育情节。
  等到参与体育是一种时尚,大众体育热形成,企业家有诚挚的奉献精神,乐于做慈善事业,争相投资体育的时候,举国体制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举国体制产生于金牌能发挥特殊功效的年代,为我国竞技体育的腾飞和跻身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和走向国富民强,国民对金牌趋于理性认识,对全民健身、身心健康日渐热衷,改革举国体制便成为大家的共识。对奥运争光,对全民健身,对民生改善,我们都应该要辩证的分析和理性的对待。我们需要金牌,我们需要健身,我们更需要民生。金牌至上论与金牌无用论都是极端的认识,全民体质健康下降也并非举国体制、奥运金牌惹的祸。我们需要弘扬的是一种以人为本、全民健身与竞技运动各循规律比翼齐飞的体育价值观,培养大众热爱运动的体育情节,在全球树立一种全民运动、全民健康的体育大国形象。走出观念误区,创新制度设计,改革以金牌为标准衡量政绩的评价机制,构建政府支持、市场导向、企业热心投入的社会化竞技体育运作体系,加强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提高竞技选手的大学生比例,从根本上解决运动员的出路问题,则是举国体制的基本走向。可以预见的是,当全民体育成为一种时尚、社会热衷体育与公平竞争、企业家热心投资体育,则举国体制将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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