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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芬:我想展现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7/31    来源:求是理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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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自杀现象,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事件或者课题,似乎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但当它以一个个挣扎的生命、一份份撕扯的情感、一种种无奈的命运在作家笔下呈现时,让人们感受到切肤之痛。辽宁女作家孙惠芬发表于去年第11期《人民文学》的新长篇《生死十日谈》,带领着读者走近农村自杀群体、感知那些飘荡在广大中国农村中的无奈命运。
  孙惠芬,这个从辽南农村走出来的女作家,多年来一直将自己的写作植根于乡村这片广袤的土地,抱持着对生活在此之上人们深厚的情感,书写记录下他们的生活、故事,当然还有苦难。然而参与农村自杀的调查,在孙惠芬这里却经历了一番心理的“折腾”,因为“我经历了一次年龄的‘和平演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愿意面对悲剧。”可一旦她“禁不住诱惑最终跨出去”,就通过笔墨给读者展现了现代乡村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正如她所说:“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这是现实力量的驱使,我无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进去,然后,如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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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生死十日谈》源于您的朋友贾树华教授的“自杀研究与预防课题”,在文中您提到如果不是贾教授的动员您并不会去参加这样一个课题,一个原因是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欢从生活里挖掘悲剧”了。这是不是说,正是因为您对农村的苦难十分了解,农村自杀对您而言某种程度上才变成了一种“不能承受之重”?
  孙惠芬:写作的源起是这样的,当时我正在老家深入生活,我放逐自己在乡村的山野走访,半年多之后的一天,好友树华说她有一个项目,要带几个研究生回乡搞“自杀遗族的调查与研究”,希望我能参加。她是我的同乡,是大连医科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她做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已经十二年了,可是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她曾做过这个课题,也就是说,在我没有走出家门之前,这样的信息根本不往我的脑子里进。采访自杀者家属,听有关自杀的故事,这对写作者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我听后兴奋不已。可是临了,却又有些恐惧,恐惧面对那些深陷灾难的人。这并不是说我对农村的苦难有多了解,主要是年龄问题,就像我在作品序言里写到的那样,我经历了一次年龄的“和平演变”,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愿意面对悲剧。然而最后,我还是经不住树华的“诱惑”,参与其中。但因为种种意外的原因,我只断续跟踪访问了不到五天。就是这五天,让我看到了另一条道路上的“风景”。但当时根本没有要写什么的念头,是在那个冬天结束“放逐乡村”的返城路上,才突然有了灵感,要写一部“生死十日谈”。于是回家之后,看了二十多天录像带。我爱人在电视台纪录片工作室工作,在树华的动员下,他跟这个团队走了一个秋天。看录像的二十天,我险些抑郁,写作的激情,正是在这抑郁的“不能承爱之轻”的心绪下一点点鼓涨起来的。
  记者:作为一位致力于书写农村人物生活和命运的作家,您对农村可以说相当了解,但是当您直面中国农村的自杀人群和他们留下来的亲人、亲身接触那些“被访者”、深入了解他们与“目标人”的生活乃至细微入理的情感、心理时,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孙惠芬:多年来我确实一直在书写乡村,但这并不意味我对乡村“相当了解”,应该说,随着在城市里生活时间的拉长,我对农村已经相当的不了解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2011年至2012年两年的“放逐”乡村,无论我跟踪多少自杀故事,都写不了《生死十日谈》。是神经网络里有了一个当代乡村更大更宏阔的背景,内心被当下乡村深刻的变革冲击,那些“被访者”和“目标人”的心理、情感,才有可能在心灵的经纬上着笔,就像绘制地图时需要的比例和坐标。当然,能写这部书,能在书中谈论生死,同样跟我知天命的年龄有关,这是后话。
  严格说来,面对“被访者”和“目标人”,当时的感受并不比回家看录像时更痛苦,因为人在秋天的乡村大地上游走,满眼都是金灿灿的田野,情绪会得到一次次释放,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书中不断写到人如何建立和自然的关系,因为我发现了自然的力量。而回到家里,情绪的阴霾包裹在一个屋子里,它们的重量越发难以承受……或许正因为如此,写作的情绪才格外饱满。
  记者:进一步地说,您怎么看待这些农村自杀事件?为什么有如此庞大的农村自杀群?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也与现代乡村建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相关?
  孙惠芬:说心里话,我经常往返在城乡之间,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乡村会有这么多人自杀,后来从树华教授那里了解到,中国自杀百分之八十都发生在乡村,而我的故乡,自杀率只比全球的平均水平———万分之十六高一个百分点,万分之十七。中国的自杀率是万分之二十三,居世界第一。实际上,自杀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无论亚洲还是欧洲美洲,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自杀永远存在。昨天电视《世界周刊》就报道了一个美国二十六岁电脑奇才施瓦兹的自杀故事。任何故事都离不开它发生发展的时代和环境,乡村的自杀,自然离不开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其实是写作的时候,我才发现,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这是现实力量的驱使,我无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进去,然后,如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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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生死十日谈》关注的是农村中的自杀人群,他们是现代乡村生活的一个侧影,在他们身后,是城乡差距、留守妻儿、农村大学生、老年人养老等一系列问题,是在现代乡村建设过程中人们观念、思想、情感种种复杂的碰撞、冲击,这些对生命选择极端处理方式的人们和留下来的亲人,他们经历着这个新农村建设的过程。文学反映生活,对您而言,是否是出于一位作家的义务或者说是自觉,记录下了这个时代农村的生活、情感、命运和它存在的种种问题?
  孙惠芬:这是一次不期然的写作。在此之前,我把自己“放逐”乡村,是要写另一部作品,那部作品在我心里酝酿了很久,关乎这个时代的乡村、当下,乡村城市化,想为这个时代的乡村和当下留下自己的笔墨,有自觉的成分。可是遇到《生死十日谈》,我居然不自觉地把另一部作品放下了,我倾其所有,彻底地把自己沉浸在这部作品里了,它的精神面貌,在某些地方,符合我对想象中那部作品的期待,但也有意料之外,比如:在这部作品里,我写出了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这在采访自杀之前是无法做到的。现在,我觉得我做到了,不但如此,它几乎是牵引我走进《生死十日谈》的灵魂所在。所以,我特别感激在2010年那个冬天推动我走出家门的朋友,感激我的同乡好友树华,感激上苍冥冥之中的安排。
  记者:文中,自杀者有很多是女性,有为“一泡屎”自杀的婆媳二人、被丈夫抛弃的赵凤、回乡的女大学生耿晓云,也有许多被留下的女性,跳大神的徐大仙、将小儿子洞房给了大儿子的万母、为糖尿病丈夫自杀的李燕……女性处于各种关系中,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女性是乡村中的弱者,但同时也是坚韧者,她们的命运总是让人特别关注。《生死十日谈》也是如此,一个个女性十分凸显,为何对乡村女性命运特别关注?
  孙惠芬:在写作过程中,我没有刻意关注女性,在许许多多故事中选取这些故事,是听凭了写作中的直觉。女性的坚韧和内心的强大一直是我的真实认知,或许这种抹不去的认知左右了我的写作。不过,确实树华教授告诉我,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死亡率高于男性的国家。
  记者:《生死十日谈》在《人民文学》“非虚构”一栏发表,但您说这其实是一部小说,有许多是您虚构的?能不能具体谈谈。
  孙惠芬:运用访谈这样一个线索,营造访谈的现场,都是为了造成一个非虚构的阅读场,让读者更切近一种感受。这是我的故意。而实际上这里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比如姜立生,杨柱,吕有万,很多很多。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进行塑造,在建立一个现实世界时,我其实企图将读者带到另一个我的世界,我要表达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不管怎样,在我心里,它是一部小说。
  记者:您提到在您的实际参与与后来看录像的调查中,人物是扁平的、有些事件的逻辑性是缺乏的,因而您虚构了小说的一些人物、故事。是不是相较于原始的非虚构材料,通过小说这种形式,读者才能看到更为广阔与深层的农村?看到人性、生命?作家的情感、观点才会更有效地表达出来?
  孙惠芬:是。只有小说这种形式才能完成在我看来更为深广的艺术内涵。访谈确实曾让我亲历了一个个现场,包括录像带中的现场,但原始的讲述有闪光的地方,局限也非常大,讲述者只能提供一个侧面的信息,加上心理学的访谈问卷有它自成一体的套路,很难打开故事的脉络,但正因为这一点,为我的后期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我对人生、人性的看法,对生命、生死的感悟,才得以更松弛更深入的呈现,应该说,是这些丰富而杂乱的非虚构材料,让我有了一次有如在秋天的旷野中奔跑的倾情想象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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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生死十日”这个题目,生与死,来与去,怎样活着、如何死去,这是文学热衷的话题,因为由此我们看到生活、思考生命。书写这样的“生死十日”,您最想表达的是什么?期待引起人们怎样的思考?
  孙惠芬:前边说过,能在这本书中谈论生死,是年龄赋予的优势,是经历的恩赐,倒回去五年,我写不了这样的故事,完成不了这样的作品。这跟了解多少乡村生活无关,而跟生命的积淀有关。若问想要在这本书里表达什么,我想,只一点,就是想通过死者的死,探讨活着的人该如何活着,通过活着的人如何活着,见证当代乡村生活的真相,从而呈现当代人乡下人自我心灵救赎的过程。小说主线跟踪的是自杀者,死去的人,可采访到的都是自杀者的亲属,是活着的人。他们在经历了灾难之后,没有把更多的责任推给社会,他们自我承担,在生的道路上挣扎,默默无声。谈论死是为了研究生,人类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痛苦和灾难,可当这一切不可避免时,如何生就变成了最严峻的考验。当然,这在另一个层面上,指向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和社会。
  我写的是乡下人,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而写完之后我发现,它投射出的是每一个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不管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因为困难、苦难如影随形,在这个变革发展的时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这条自我救赎的道路上。
  记者:经历了这样的“生死十日”,对您看待生命生活的方式是不是有了影响?
  孙惠芬:这本书的写作,对我改变非常大,它让我经历了一次淘洗,懂得了活着的美好。它让我比原来更进一步地做到了放下。小说中引用了《返老还童》电影里一个老者的话,他说我一生经历了七次雷击,后来我明白,那是上帝想告诉我:活着,是多么美好。现在,我想说,我生命中经历这次与死者的面对,是上苍想告诉我,能够平静平安地活着,是多么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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