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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政治自觉和身份反省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6/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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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英美学界流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思潮和研究成果被正式引入我国大陆学术界。10多年来,我们不但译介了大量介绍英美文化研究历史、方法和研究个案的著作,而且在文学研究、艺术研究和传媒研究等领域开展了一些带有中国问题意识的本土文化研究实践,一些大学也开展了文化研究的教学活动。文化研究对我国学界的广泛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与我们对文化研究思潮的译介和文化研究教育所付出的积极努力相比,不少学者认为我国文化研究界目前取得的实际成果还有些差强人意。依笔者浅见,我们似乎还缺乏一些能够对支配性意识形态、支配性生活方式和话语形态进行系统分析,从而对社会主导性结构产生重大冲击的研究成果。
  一、我国“文化研究”面临的困境
  盛宁先生在2011年发表的《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一文中,直接讨论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困境问题。在他看来,我国文化研究成果之所以不够突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所谓的‘理论’去没完没了地揣摩深究。结果,我们始终未能找准自己的研究对象,始终未能提出应该解决的问题,致使研究陷入低水平重复的怪圈”①。他不但对我国文化研究界过多关注文化研究思潮介绍、轻视个案分析的倾向提出了批评,还对英国和美国出现的文化研究热潮各自针对的不同社会问题和呈现的不同政治特征进行了辨析。在进行完这一系列的“症候”诊断之后,盛宁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我们应改弦更张,认清文化研究的实用性宗旨,把对文化研究的伪理论兴趣转向对于现实文化现象的个案分析,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早日走出目前的困境。”②
  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大陆学界接受文化研究思潮的特殊语境,同时能够尊重大陆学界10多年来在本土文化研究实践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就会发现他对于我国文化研究成效不彰的“病理诊断”和“改进意见”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比如,他把我国文化研究成果不彰的原因直接归结为我们“过多”研讨了理论而未能认真分析现实个案,似乎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化研究界多年来的实际努力状态,也无助于理解中国文化研究目前身处的结构性政治困境。实际的情况是,仅就我10多年来所接触的多位学者当中,其中显然不乏试图进行个案研究并努力为之实践的人。那么,也许问题并不出在我们没有认真搞个案研究,而是要深入思考: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哪些个案,选择什么样的立场和方法,才能充分调动文化研究学术所特有的那种介入(干预)社会文化政治现实的活力?
  具体到文化研究思潮被引入我国时的特定背景和文化研究在英国的独特学术构成过程,我们更值得展开如下的追问:我们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立场和理论是不是已经有充分历史化的理解,对那些创建文化研究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追求和知识实践方式有没有深刻的体认?在此基础上,我们大概还得进一步思考: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到底什么样的文化研究成果才真正具有研究意义和政治影响力,促成这种高质量的文化研究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政治运动(实践)是不是已经具备?换句话说,倡导和进行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研究的政治认识是否已经真正自觉,他们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是否已经明确,或者至少经历了充分的商讨和辩论?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在理论探讨上恐怕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这自然会制约文化研究实践的开展。
  问题的关键也许并不完全在于我们“过多地”进行理论译介,而在于我们如何进行理论译介,我们的理论译介有没有真正推进到富有本土化问题意识的介入性阐释?这一问题恐怕不只存在于文化研究的理论译介领域,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译介都几乎未能从根本上克服“简单平行译介”的问题。所谓“简单平行译介”,就是译介者或出版者更多地关注对某种西方“新潮”理论进行迅速的译介,而无暇对这种思潮所产生的背景、所适用的社会现实结构、与其他西方思潮以及中国现存的各种思想之间的深层互补关系进行深度分析。这种缺乏“深度互诘”的“平行译介”最终导致大量译介如潮水般竞相奔涌却无人清理思想“水道”,最终只留下淤泥壅塞、一片狼藉的思想乱象。这一切不仅导致了对“西学”的碎片化理解和过度断章取义式的“误读”,也对探讨“西学”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制造了重重障碍,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论探索很难对中国自身的研究起到应有的参照作用。
  二、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政治认同与身份定位
  众所周知,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对于学术政治使命的高度自觉,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敢于从自身的斗争实践和阶级经验出发,以批判性的态度重新考察那些来自东西方强权世界的支配性意识形态,考察他们自身所处的英格兰“伟大传统”。这些努力促成了他们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底层民主经验和生活方式的重视,为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文化提供了理论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政治使命感和理论抱负激发了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理论热情,激励他们以批判性姿态去主动借鉴欧陆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以及各种新兴的理论资源(结构主义符号学、性别理论及解构主义理论),从而为文化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更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政治激情和理论能量。他们不再轻视那些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新的文化传播方式,从不把工人群众或其他弱势群体(青少年、女性、少数族群)视作被动无望的接受对象,而是将这些群体自身的社群文化历史和文化抵抗实践大胆地纳入他们所开创的文化研究中。值得强调的是,英国文化研究虽然是从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等不同社会结构维度来分析社会权力关系及其符号再现体系的,但这些文化政治分析最终都汇聚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各类统治性结构的批判上,都在试图寻找改变这些统治结构的新政治道路。这说明,英国文化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多变和多元态势,并未削弱反而坚持了它一以贯之的左翼政治倾向。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诉求的学术实践活动,必然涉及实践主体的政治身份认同问题。英国文化研究的初创者虽然大都出身于大英帝国政治文化的边缘地带(小城或乡村、中下层社会、殖民地、有色种族),但由于从小受到工人阶级文化、反殖民主义等左翼思想的影响,因而对自己的出身和所属阶层(地域)的社群生活方式保持了一种极其可贵的认同态度。他们大都受惠于“二战”之后英国复兴所带来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有幸接受了牛津、剑桥、利兹等著名大学提供的奖学金,接受了“精英”教育。令人敬佩的是,这些被霍加特称为“奖学金男孩”(scholarship boys)的下层少年才俊,都没有回避和忘却自己的出身和政治立场,相反,却能够以自我批判的精神对“精英”教育制度灌输给他们的“高雅趣味”提出质疑和挑战。
  从表面上看,我们可以说以上所述的文化研究初创者们很像安东尼奥·葛兰西说的那种“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但若细究起来,他们所追求的认同目标其实比葛兰西所说的要更加复杂。
  斯图亚特·霍尔作为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展文化研究教育的学者,一直关心一个有重大理论实践意义的问题:在伯明翰中心开展的文化研究教学和研究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应该在英国社会(或扩大到任何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了克服这个理论实践难题,霍尔结合时代语境深化了葛兰西对于“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区分。他认为“前者给自己的任务定位是发展现存知识范式并使其复杂化”,从而垄断文化权力,而后者则“将充当批判的角色,旨在努力成为对社会新兴趋势更为‘有机的’人,成为与这些社会力量关联性更强、联系更紧密的人,能够反映葛兰西所说的那种宽泛的、非专家的和非精英主义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功能’”③。不难看出,霍尔不但强调了“有机知识分子”自觉应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力量重组的介入意识、平民意识和公共意识,而且更突出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角色。
  但是,在霍尔看来,仅仅强调批判职能,“有机知识分子”的内涵似乎还不够具体。霍尔此处进一步挪用了葛兰西的思想,他认为葛兰西“给那些努力想成为‘有机’知识分子的人指定了两项任务:挑战各种带有‘最精致形式’的现代意识形态,同时参加群众教育工作”④。这意味着“‘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开展工作。一方面必须冲在学术理论工作的最前线……要比传统知识分子了解更多的东西……不是只知道简易的知识,而要知道更深刻更深奥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有机知识分子不能免除自身的传播责任,要通过发挥知识分子的职能,把那些理念和知识传播给那些在职业上并不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人们。而且,除非两条战线都同时运转,或者除非最起码那两种抱负成为文化研究事业的构成要素,你才可能在政治事业上取得巨大的理论推进而不受任何约束”⑤。也就是说,有志成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文化研究学者必然会身处由批判性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这些知识的文化实践这两极所构成的张力之中,他必须与这种张力共处,承受这种张力并不断推进,才有可能在文化研究领域取得高质量的理论成果。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霍尔为何那么重视大众传媒对于弱势群体和社会事件的编码和再现,为何善于揭示这些符号化再现中或明显有歧视和歪曲色彩、或貌似“去政治化的”(depoliticizing)却微妙暧昧的编码行为。霍尔深知真正的理论推进和学术政治之艰辛,他提醒人们,“知识分子的使命不单单是在适当的时刻出现在正确的示威当中(即,只表明正确的立场),还要让渡(alienate)他们已经从制度中获取的有利条件(advantage),接受整个知识体系本身,并在本雅明的意义上努力让它为其他事业服务”⑥。也就是说,“有机知识分子”要圆满完成批判和传播的双重任务,要在理论探索过程当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就必须经历极其艰难的身份自省和超常艰苦的理论斗争,甚至还得舍弃自己在社会体制中已经获得的优势或利益。这也就是霍尔后来多次提到的“知识分子的谦逊”和“理论的谦逊”,即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精神和自我反省意识,要对支撑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整体知识体系做深入艰苦的开掘,而且不要因为这种艰难而气馁,以执著和献身的激情永远寻找那些真正能把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新通道。
  霍尔不但对文化研究学者政治身份有高度的期许,更以实践行动将自己铸造成了“左翼知识分子足以效法的典范”⑦。他不但是“有机的”,而且是“批判的”,更是将二者结为一体的“谦逊”的知识分子。“批判性有机知识分子”的想象性身份迫使每一个人去反省:我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身份认同和工作态度之间是否具有霍尔那样的真诚的一致性?
  三、中国的文化研究的政治取向和身份认同
  如果我们真正把文化研究视为一项严肃的学术政治事业,那么首先应该重视的,恐怕并不一定是大学教育体制或学术研究体制问题,而应该是文化研究学者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关于中国的文化研究学者的批判性知识分子角色和政治责任的探讨,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广受学术界关注的“知识分子研究”。⑧尤其是1993-1996年人文学术界开展的旷日持久的“人文精神讨论”,更直接涉及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问题。正像这场讨论的主要发起人王晓明在事后概括的那样,面对9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突变,人文知识分子陷入了空前的思想危机当中,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对于社会和自身的种种确信其实都是幻觉,开始怀疑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工作。⑨人文知识分子对80年代那种自认为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宏大叙事”和启蒙导师心态产生了怀疑,对于迅速资本主义化的新现实似乎束手无策,从内心深处出现了自“文革”以来最为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有些人强调知识分子要固守批判现实的理想主义人文精神,要有终极价值追求,但更多的人则强调知识分子要有精神自由和思想独立意识、学术规范意识和专业岗位意识,也有部分受“后学”影响的学者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放弃“思想启蒙导师”心态,应该“躲避崇高”,把自己从理念王国拉回到普通人的真实位置,尊重普通人的基本欲望以及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甚至商业文化中的娱乐解放因素。这场“人文精神讨论”虽然最终未能在许多方面达成共识,但促生了以上这些依然影响当今学院知识分子生存选择的话语形态。
  对于近20年来受教于大学人文系科的学生来说,有关知识分子自由独立、超越党派政治、恪守“纯学术”的观点(比如90年代后期对陈寅恪、顾准的“学术英雄”形象塑造),似乎早已成了毋庸置疑的信条。随着中国社会陷入体系性的“去政治化”思想调控,这些最初带有强烈政治诉求和批判针对性的话语形式,随着一遍又一遍被“意识形态化”地重复使用,逐渐变成了缺乏政治批判维度的空洞术语。强化学者对于政治的“消极自由”态度,树立学术的尊严和独立,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学术人真的“修炼”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或者干脆只求成为“基金项目学术”的申请人和承包人,似乎又变成了另一种严重的政治问题。
  反观9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有关“有机知识分子”论题的争论,可以发现许多论者都有意无意地试图避开对知识分子的阶层属性或价值认同方向的讨论。虽然有学者注意到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与争夺统治性文化领导权密切相关,但对于中国的政党型知识分子如何真正深入工农群众进行传播动员基本没有涉及(当然,这也许是以下事实使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党型知识分子主动下基层并向民众传播先进思想的实践几乎中断)。而另有一些论者则对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比如,邵建担忧知识分子一旦“有机”就可能受到专制的束缚,于是提出与之相反的“无机知识分子”(自由独立、漂泊、批判)之说。有些论者虽然对“有机知识分子”不尽排斥,但担心一旦“有机”,知识分子的自由公共位置就会受到束缚,因此更倾向于使用政治立场更为模糊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⑩总体来看,怀疑“有机知识分子”的学者大都认同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自80年代以来因为追求独立性而产生的孤独感和漂泊感,并带有90年代以来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分崩离析后所产生的那种对于社会各阶层的不信任感。这种对权贵阶层、劳工阶层以至所有阶层的政治疏离感和政治冷漠感,弥漫于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当中。
  在笔者看来,霍尔所提的“批判性有机知识分子”既不同于国内流行的“公共知识分子”观念,也比“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说法要复杂。“公共知识分子”固然意味着一些知识分子努力超越专业领域甚至牺牲个人利益,试图就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为了公众利益并面向公众发言(11),但究竟是为了“哪些公众”的利益还是需要斟酌的(因为并不存在抽象的、铁板一块的“公众”)。朱苏力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价值中性”的概念,“说一个人是或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人高尚或渺小,并不隐含对其人格乃至学术成就的评价”(12),其实也不无道理。至于“批判性知识分子”,各种说法也有出入。沿袭80年代以来文学界对于鲁迅批判精神的理解,“批判性知识分子”一般都被描述成那种充满质疑、孤独和精神苦闷,同情弱势怒斥强权(势),像“牛氓”那样讥刺一切“假丑恶”和社会阴暗面的精英知识分子。(13)当然,在思想史领域,也有论者更强调“批判性知识分子”要恢复马克思意义上的批判工作,对社会现实和主导意识形态内在的矛盾进行更为深入的辩证反思和历史分析,清理其中被遮蔽和歪曲的内在思想逻辑。(14)但无论如何,“批判性知识分子”很多时候就把思想批判本身作为了自己介入社会实践的最主要途径。而霍尔所说的“批判性有机知识分子”,除了强调知识分子要对某个阶段占主导性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质疑、辩证分析和反思之外,还涉及如何努力与底层或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结成共同体,即,有效参与底层民众的社会运动等问题。
  显然,“批判性有机知识分子”的政治取向与阶级、种族、性别或代际等社会政治维度的关联更为明晰而紧密,这种强烈的实践和参与特征与我国文化研究界对于知识分子的许多看法似乎有着明显的差别。国内有些论者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是“漂泊的”、有反思精神、有孤独情怀的独立个体,他(她)不应该与任何群体融为一体;但依照英国人的经验,搞文化研究的学者可能正好相反,他(她)得努力寻找一个可以认同、可以直接参与其中的共同体,并且努力让这种共同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发挥改造性的能动作用。因此,文化研究的实践很多时候会与基层社区和底层民众团体开展的一些草根民主运动相结合,“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正好是这种结合的纽带。但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去政治化”气味浓烈、以经济主导人们精神追求、用各种利益和行政手段调动知识分子研究方向的时代里,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之间的认同和真实联系就变得愈来愈困难,追求变为“有机”的欲念也越来越弱。在此情况下,我们的文化研究就难免会陷入一种缺乏批判活力、研究对象不明的困境当中。
  四、制度性障碍与“身份突围”
  除了以上所谈的文化研究自身的政治取向和身份认同问题,现在至少还有三重现实的制度因素直接制约着中国文化研究的发展。
  首先就是学术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因素。由于中国的文化研究学者(甚至绝大多数学术知识分子)都是体制内人员,对国家体制有着很强的依附性,因此容易受到上级主管部门不断出台的一些工具化的管理举措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政府主管部门层出不穷地制定、引导并操作(各高校跟进)的一系列关于科研基金、项目、学术刊物等级、学科基地、各种“人才计划”和“世纪工程”的行政规章,几乎对体制内的所有人文知识分子进行了格式化重组。这种以建构学科分类权威为主要动力的强大的格式化整体收编工程,实际上对专门从事反学科和跨学科批判的文化研究者(批判性有机知识分子)的生成机制构成了直接冲击。如果连一般的“学人”都得变成或者被迫“化装”成“项目”的“承包人”,把心思都用在找“核心期刊”发论文,争夺国家级、省部级基金项目,评基地、跑学科点等等难以穷尽的功利性的琐事上,那么,不要说成为“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恐怕连专心研究学问的那种“独立的”专业知识分子也会出现生成性的危机。
  其次就是文化研究学者自身的学术功力的问题。由于大陆学界目前译介或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还深陷或受益于主流学科分类体制(文艺学和现当代文学建制),在成长过程中普遍缺少政治经济学、人类学、传媒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意识的训练,即使找到一个相对适宜的可供跨学科解读的研究对象,所用的解读方法也很多只是把以前用于解读经典文学文本的方法扩展到对各种新传媒文本、甚至“社会文本”的解读当中。这从表面上看起来显得非常学术化,但并未对各类文化现象和社会症候进行更为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分析。
  最后就是以上已经提到的中国的文化研究与社会运动实践的脱节问题。联系文化研究经由美国学界传入我国学界这一历史过程,可以发现,我们的文化研究观念基本上是通过学院体制内的学者们所做的“平行译介”获得的,而并非英国本土那种通过底层的成人教育活动以及工人运动而逐渐获得的,因此,我们容易把文化研究理解成一套新的理论流派或范式,并将对这种“新学术范式”的介绍等同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一直流行的“追新”工作,忘记了文化研究事业必须有对底层公众政治文化参与过程和参与权的考虑。更何况,目前国内开展草根社会运动的条件很不成熟,蜷居于高校或学术机构的知识分子更难在普通民众的社会日常生活中获得活生生的研究内容。
  从这一点来说,强调文化研究自身的政治自觉和身份反省,强调文化研究以学术批判方式积极介入重大现实政治争论和实践的特征,强调文化研究积极关注新兴的社会文化运动,对于探讨和化解我国文化研究面临的诸多困境不无启示意义。另外,从现实条件来看,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社会文化建设力量,同时也在其他学科领域或社会运动领域出现了一些积极参与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思想者和实践者。比如,出现了一些乡村建设运动并以此为思考对象的研究,出现了一些直接参与北京民工社区的“打工文艺”和“打工春晚”活动的体制内的文化研究者。凡此种种情况皆表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呈现出的政治文化认同和文化表现问题日益丰富。比如社区文化空间、民工文化表现、乡村与城市的文化关系等,都给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和更为明晰的探索路径。
  只要我们把文化研究真正视为严肃的学术政治,就不会把它只当作一种从国外传入的新兴文化思潮或学术范式,而是会努力去探究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各类文化表征所牵连的深层社会政治问题。借鉴英国的文化研究初创者当年的探索经验和勇敢作为,我们的文化研究应该积极关注新兴的民众文化运动,确立富有前瞻性的政治抱负,寻找富有理论穿透力的分析架构。
  【注释】
  ①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载《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第5页。
  ②同上。
  ③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in Stuart Hall, et al.(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Hutchinson, 1981, p. 46.
  ④Ibid.
  ⑤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and Paula A. Treichler al. ,eds. ,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81.
  ⑥Stuart Hall,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October, vol. 53, 1990.
  ⑦陈光兴:《霍尔:另一种学术知识分子的典范》,载台湾《当代》杂志1997年10月号。另参考Terry Eagleton, "The Hippes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996, No. 5。
  ⑧介入“知识分子研究”话题的学者和著述及译著数量浩繁,代表性著作可参看: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增订版;许纪霖:《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⑨参见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另参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⑩更多讨论内容,参见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章。
  (11)许纪霖:《知识分子十论》,第34页。
  (12)苏力:《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13)参考焦守林、左心颖:《林贤治:批判性是知识分子最本质的东西》,载深圳《晶报》2010年12月26日。
  (14)汪晖倾向于用“批判的知识分子”概念来反对自由主义者把他称为“新左翼”,针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国家与市场关简单化阐释,他指出“批判的知识分子提出的是对导致不平等、生态危机和社会分化的整个发展模式的批评”。参见王超华编:《歧路中国》,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4、17页。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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