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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达罗悖论”的反思与农民工市民化
作者:    发布时间:2015/07/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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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达罗悖论”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著名的关于城乡劳动力迁移的论断,指的是城市管理者或者政府相关部门为了提高城市工资水平或改善城市就业环境而出台相关政策,在达到预期效果之后,进一步吸引刺激更多的农民涌入到城市中来寻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最终的结果反而是进一步恶化了城市的就业环境和整体发展状况,同时农村经济也因为劳动力的流失而发展缓慢。根据这种假说,改善城市就业状况并提高城市生活水平的政策方法就是控制城乡劳动力的流动,把农村劳动力作为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的蓄水池,使农村劳动力根据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进入或退出城市,最好是“城市发展和建设需要我时就来,不需要我时就走,绝不影响市容”。
  但事实上,这种论断是静态的、片面的,没有考虑城乡生产力的动态变化与经济发展过程的全局性。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更多地向第三产业转移。因此,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将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将逐步增加。具体来说,这是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工业集聚效应的结果。农业技术的提高使得生产同量的农业产品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人均收入水平应该相应提高。而工业则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发挥其“集聚效应”,也就是劳动力越多,集聚效应越明显,生产效率越高,相对应的人均产出也会增加。综合来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仅不会降低城市的就业机会与生活水平,反而可能会因集聚效应引发更快的经济增长从而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同时,城市的技术进步带动农村的技术进步,剩下的农民的生产效率提高,收入增加,城乡总体发展态势趋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加速流动不仅不会威胁城市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城乡经济增长和福利共同增加。1900—2000年的美国、1950—1975年的巴西、1950—1975年的日本、1970—1995年的韩国等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都表明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中国的劳动力迁移历史比较曲折。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的农民离开土地向城市迁移几乎都是政策导向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响应政府加快城市化建设和工业化建设的号召,大批农民离开农村搬进城市,呈现了大片的进城人口流,这种做法导致1953年中国城市人口增加1/3至7800万。由于没有合理的计划,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数量大大多于城市建设需要的数量,给城市的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带来了隐患。于是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遏制人口流动,如统一安排工作、限制旅行、动员迁移人口返回农村等。到196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1949年增加了1倍。而1967—1976年间,由于“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下乡的影响,城市人口有所下降。但在1976年后政策放开,伴随着大量知青返城,这种迁移又开始复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使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要、城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生活水平提高对农村劳动力巨大的吸引力助长了这种迁移趋势。大量的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但是在2000年之后这种情况开始变化。特别是近些年,“民工荒”和部分企业向东南亚搬迁现象预示中国劳动力成本开始有所上升,并且不能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满足日益增长的劳动力需求。表面看,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人数从2000年的7849万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1.4亿,但是其增长速度却已经显著地降低。如果我们把城镇就业增长趋势作为一种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则意味着不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就是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劳动力需求的结果。特别是对于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来说,这种新出现的趋势虽然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枯竭或者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失衡,但却预示着低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或者说是“人口红利”的终结,也就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在这种趋势发生之前,由于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在农村还有土地,在面对经济波动或经济危机失去在城市的工作时,他还可以回到农村继续生活。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可以缓解由经济危机带来的城市社会危机。但是,伴随“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民与城市生产生活的密切程度加深,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供给来源,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已经成为常态。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不再可能将农民“撵”回农村,因为农民工已经渗透到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农村的土地已经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相对应的,这种以迁移劳动力的间或返乡为表现的风险防范机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长期的二元经济制度和不平衡发展政策使得我国城乡之间差距一直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城市的各方面发展都要快于农村,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方面。与农村相比,大城市的资源多、机会也多。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大幅度增加,但是与长期落后积累下来的收入水平畸低、基础设施简陋相比只能是杯水车薪。农民的成本投入与利益回报严重失衡,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与农民的职业认可度严重不匹配。在城市,一方面农民工享受不到作为市民该享有的社会待遇,一方面又为城市建设与发展做了巨大的贡献,其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感,而这种不平衡感的加强会给社会稳定和城乡发展带来很多问题。
  还有一种农民工是比较年轻的80后、90后。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受教育程度更高,从而可以胜任更加复杂的工作;二是对生活水平的要求更高,一般不会仅仅满足于基本的吃饱穿暖,更追求精神享受和文化娱乐;三是缺乏务农经历,不承认城乡二元体制,对原籍地的归属感、认同感比较淡薄,对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市民化的诉求十分强烈;四是消费观念不同,不再倾向于储蓄,而是喜欢超前消费,追求新潮与及时享受。所有这些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虽然在户籍上他们还不是市民身份,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市场经济这个大系统中,他们早已是“市民之实”。
  托达罗悖论的重新反思让我们从另一种角度来思考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是生产力发展自然规律,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为地用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了这一历史进程。我们应该重新调整我国的政策取向。放开市场规律,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在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中,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统一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应逐步放开政府的“有形之手”,让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更加趋于合理。具体到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就是逐步放开户籍制度,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强调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最终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组教处处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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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农民工市民化与化解房地产库存
    4. 城镇化离不开农民工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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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与未来走向
    7. 农民工市民化,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
    8. 处理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的五大关系
    9. 推进农民市民化重在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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