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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中政府、社会和市场的边界
作者:    发布时间:2014/02/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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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金心异

  无论是十七大,还是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改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厘清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是无法讳言的是,这方面可以说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根源就是,政府太过强势,它的手闲不住,总想管太多的事。
  前面我们考察了现状社区中各种主体、各种权力、权利关系的纠缠缭绕。在这里面,我们看得十分明白的,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边界并未给出,这是在广东、也是全国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
  比如,去年的下半年,广东社会建设的理论与操作界,就两个词语的含义进行了诸多争论,究竟是“社区自治”,还是“社区居民自治”?过去十多年里,广东学术界一直用的是“社区自治”,从不虞还有与“社区居民自治”的区别,现在他们傻眼了。如果将二者摆在一起考究,似乎,“社区自治”指的是,社区这个层级应该采由“居民自治”的方式来治理,行政权力应该从社区退出去;而“社区居民自治”指的是,“党政力量必须留在社区这一层级,甚至应该强化,只有那些纯粹属于居民自己的事情,才由他们自理自治”。这等于全盘推翻了“社区自治”的概念。
  这个空隙被放大,原因是之前的定义本身就有很模糊的地带。有两个巨大的模糊,一个是《宪法》条文的模糊,仅有第111条之笼统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这个基层政权指的是哪一级?倘言“政权”,严格意义上只指“县、区”政府,则县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是否仍算“政权”?社区的工作窗口呢?这个实在语焉不详,留下了许多措手的空间。
  另一个是,“哪些才是居民自治的范畴”?这个定义一直未界定清晰。在原行政化的居委会所要完成的140项左右的工作中,往往是绝大部分都可以不划进居民自治的范畴中。这也难怪许多地方“居站分设”后,居委会就空心化、边缘化了。
  这两个原因导致,倘若采用了“社区居民自治”的概念,政社边界等于作出了重新的划分,相当程度上使得社区成为行政管理链条中的一级。由于党政力量在我国体制中的超强大,而居民自治本身就孱弱不堪,其结果必然将是:党政力量将成为社区层级的主宰,而居民自治的空间将被压缩到一个十分狭窄的地步。
  社区中政府和社会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如果不告别全能型、集权型政府,在这样的语境下,是无法正确讨论此一问题的。因为政府总能找到介入与控制的理由,总是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自信,从价值观上对“一大二公”进行了政治正当性的当然认定,而对居民自治充满了不信任。从另一个方向上来说,倘若我们认为政府改革的方向是“小政府、大社会”,那么政府就必须得忍住自己那只闲不住的手,能不管就不管,能让社会自治的就放手让社会自治。如果从这个方向来看,行政力量实在没有留在社区的理由。
  另外一个边界是市场和社会、政府的边界。在现有社区居民的得到的各种服务中,有许多产品是由市场来提供的,而且这个供求关系还比较平衡,居民能够得到相对满意的服务。然而由于政府想要向居民提供更多的服务,有些城市就出现了,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取代了市场供应的服务产品的情形。比较典型的是小学附近的“午托班”现象。如果政府和社会提供了免费或很低价的同类产品,则基本上就把原有的市场供应给搞死了。在作这样的“社会创新”时,政府和社会都应该注意不要踩过界,做了可由市场做得更好的事情。
  当然,这样判断的依据是,该项产品,本质上是“公共品”的属性,还是“市场品”的属性?倘若是纯粹的“公共品”,却非要市场化供应,那就有问题。不过更多可能是“半公共品、半市场品”属性的服务,往往地方政府难以把握。当然这也跟政府的政治哲学有关系,倘若一个政府自命是“社会主义政府”,则它往往喜欢让政府做更多的事情,而一个政府自命是“自由资本主义政府”,则往往喜欢让市场多做一些。而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中,则往往是跟地方财力有关联,却无关政治哲学。
  对中国的许多城市政府来说,确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各自边界,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即便是对广东、珠三角这些市场机制最成熟的城市,依然如此。(编辑 马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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