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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财政与经济增长:1978-2010年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5/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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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03年以来,民生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政府财政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基于我国实践发展要求,许多学者提出“民生财政”这一概念,其是指在整个财政支出体系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保障性住房等改善民生的支出所占比重较高,甚至居于主导地位,同时压缩一般性支出,使得财政支出结构优化。
  2006-2010年我国民生财政支出增长率分别为20.8%、22.1%、27.5%、18.9%和24.08%,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2.5%。其中,2010年财政全年支出89874.16亿元,比上年增加13574.23亿元,增长17.8%;用于教育支出12550.02亿元,增长20.2%;用于医疗卫生支出4804.18亿元,增长20.3%;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130.62亿元,增长20%;用于保障性住房支出2376.88亿元,增长227.4%。通过以上数据可知,全国财政用于民生重点项目的支出增长率均高于财政支出总额增长率,其中保障性住房支出项目更是重中之重,这充分反映出我国政府在改善民生问题上的决心。
  以上事实说明,财政模式由“生产型财政”向“民生型财政”的转变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但同时应该意识到,当前国内经济增长有下行危险,“保增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仍处于发展中的国家至关重要。如能通过相关数据及模型估计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民生财政支出比率范围,就可以使“保增长”与“促民生”双重目标在本质上达成一致。本文拟使用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模型(STR)对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以期揭示两者之间存在的长期动态规律。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相关中外文献;第三部分引入模型及实证数据相关说明;第四部分提出实证结果及分析;最后本文给出简单结论。
  二、相关文献综述
  本文所述的民生财政其本质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在传统理论中,巴罗(Barro, R. J., 1990)首次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建立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公共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框架。近年来,多数研究肯定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柏瑟、哈克和奥斯本(Bose, N., Haque, M. E., and Osborn, D. R., 2007),比诺斯(Benos, N., 2009)以及吴英,唐宏和林(Wu Shih-Ying, Tang Jenn-Hong和Lin E. S., 2010)。他们的研究指出公共财政支出首先可以作为单独的投入要素进入生产函数,从而内生地改变私人投资回报;其次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数量和质量;最后,公共支出中用于产权保障以及健全法律体系的部分,为经济活动展开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阿丰苏和阿莱格雷(Afonso, A. 和Alegre, J. G., 2008)以及罗米罗和斯特劳克(Romero De vila和Strauch, R., 2008)却认为公共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不利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公共支出的主要融资途径是税收,而扭曲的税收体系(如所得税)会通过改变私人资本投资回报而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同时过高的公共支出水平会导致税率提高,降低私人投资激励,阻碍经济增长。
  国内文献大多使用线性模型,并针对财政整体规模或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以马拴友(2000)、欧阳志刚(2004)、马树才和孙长清(2005)、计志英(2006)、寇铁军和周波(2007)为代表。其基本结论认为,具有生产性质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推动意义;而具有消费属性的财政支出若过于庞大,则不利于经济增长。进而公共支出结构中各项因自身性质不同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就不同,应根据转轨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适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而从非线性角度对此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目前有:李村璞、赵守国和何静(2010)运用我国1979-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STR模型,分别实证检验了我国政府整体财政支出、投资性财政支出和消费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长期动态关系。结论认为财政整体支出负增长率超过4.7%将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若增长率超过3.6%,经济的正向增长是以财政过度扩张为基础的;政府投资性支出负增长率不能超过7.4%,否则经济增长下滑,如增长率高于6.16%,政府存在过度扩张;政府消费性支出增长率不能低于2.9%,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对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以线性模型为主,虽然运用的模型机理不甚相同,但是终究不能弥补线性模型对两者关系估计的偏差。同时,这些研究所选择的样本观察时期未能全面覆盖整个改革开放时期,而本文所选择的样本时间序列更为全面地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民生财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率先使用STR模型对民生财政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这种方法不仅可以估计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民生财政支出增长率(位置参数),还可以实证得出在不同区制状态下的转换速度(平滑参数)。
  三、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介绍
  平滑转换回归(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 STR)模型是一种常见的非线性模型,源于区间转换理论。其主要经济理论思想认为:对于属于不同范围的变量,经济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因此要在不同的转换区间内对变量进行估计,从而更真实地揭示经济现象所蕴含的经济规律。Bacon和Watts(1971)和Maddala(1977)提出该模型并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区间转换模型进行应用。随后Quandt(1983),Haggan和Ozaki(1981),Terasvirta(1993)以及Dijk等(2002)对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标准的平滑转换回归模型所遵循的逻辑转换方程如下:
  (二)数据说明
  2006年起,我国财政支出项目统计由原来11大类支出项目调整为19大类支出项目,有关民生的政策性补贴支出(或价格补贴支出)项目不再进行统计,而增加了保障性住房(或住房改革支出)等项目。在统计民生支出总额时,1978-2006年的数据是卫生支出(非个人支出部分)、社会保障支出、教育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或价格补贴支出)四项之和;2007-2010年的数据将保障性住房(或住房改革支出)项目加入民生支出总额统计中。
  本文采用1978-2010年财政支出相关数据,主要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财政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根据1978年CPI进行了相应调整。
  四、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一)定义变量
  本文选择年度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将民生财政支出总额记为TEX。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对GDP和民生财政支出总额TEX取对数,记为lngdp和lntex。此外,为保证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还要求出对数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记为dlngdp和dlntex。
  (二)样本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从表1可以看出,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一致,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均表现为一阶单整,即dlngdp和dlntex均为平稳序列。
  (三)协整检验
  时间序列数据一般都存在不平稳性,从而导致“伪回归”现象的发生。但是当多个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时,伪回归问题则不会存在。本文采用Johansen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首先进行基于迹的Johansen协整检验,在rank=0时,迹统计量的P值小于5%,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下可以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当rank=1时,迹统计量的P值接近61%,因此不显著,所以不能拒绝存在一个或小于1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综合以上结论可判断出,协整关系个数为1。同理,也可从基于最大特征值的Johansen协整检验中得出相同结论,即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
  (四)STR模型线性部分结构的确定
  为验证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的非线性转换关系,我们需要进行正式的非线性关系检验。在此之前,首先需要确定STR模型的线性部分。根据Terasvirta(1998)提出的方法可知,线性AR部分具体结构可以通过VAR框架来确定。本文依据AIC判断标准,最终确定被解释变量最优滞后期为1期,解释变量最优滞后期为0期,模型的解释变量组合为被解释变量差分序列的一期滞后以及解释变量的差分序列组成,AR部分可以记为:
  dlntex+dlngdp(t-1) (3)
  (五)非线性检验及模型确定
  就非线性部分的检验,我们采用由Luukkonen等(1988)、Terasvirta(1994、1998、2004)提出的验证思路。该验证框架不仅具有检验功能,同时还可以确定序列应该被模型化为LSTR1(K=1)还是LSTR2(K=2)。这个过程是基于STR模型的泰勒级数展开式进行的。我们使转换函数G在γ=0处进行三级泰勒级数近似,并将展开式带入方程(1),得到辅助函数记为:
  所对应的P值最小(为1.8358e-03),所以我们应该为转换函数选择LSTR2形式。
  (六)平滑参数和位置参数初始值的确定
  通过以上过程本文确定了转换变量和转换,函数形式,接下来需要对LSTR2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这一估计可以使用二维格点搜索方法(Two Dimension Grid Search)。具体方法如下:在一定范围内,选取不同的平滑参数和位置参数,使得LSTR2模型系统估计所得的残差平方和最小。本文对平滑参数γ构造[0.5,10]的区间,步数值40。对位置参数c构造[-0.1860,0.3011],步数值为40。任意取一组参数γ和c计算模型的残差平方和,并依次求出在整个二维参数空间中使残差平方和最小时所对应的γ和c,其可以作为下一步非线性估计的初始值。结果(见表4、图1和图2)。
  由表4可知,模型的平滑参数和位置参数分别为10和-0.1485、0.1887,此时回归方程的残差平方和达到最小为0.0173。根据Terasvirta(2004)提出的标准,以上参数都落在构造区间内部,因此可以进一步优化。
  (七)模型参数估计
  在已知平滑参数和位置参数初始估计值的情况下,将其带入方程(1)和(2)中,利用Newton-Raphson方法求解出最大条件似然函数,这样我们就能估计出方程(1)中所有参数。表5给出了最终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图3给出了拟合数据(fitted series)与原始数据(origin series)之间关系的时间序列图。
  表5给出的参数估计值具有合意性,且符合经济理论,显示出民生财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从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线性部分是显著的,但民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负的影响。非线性部分中位置参数=-0.1485,位置参数=0.1887,转换函数关于(+)/2=0.0201对称,当转换变量dlntex=0.0201,转换函数G=0,此时非线性部分消失,当转换变量值等于临界值时,G=0.5。平滑参数γ=10,表明模型转换速度较快,当转换变量dlntex<-0.1485,或者dlntex>0.1887,也就是民生财政出现负增长或者正增长时,转换函数可以较为迅速的向1转变。民生财政出现负增长时(dlntex<-0.1485),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便会显著,民生财政有1%的下降将会导致经济下降0.06326%;如果民生财政支出增长率低于18.87%,那么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保持线性关系;只有当民生财政增长率大于18.87%,民生财政1%增长会带来经济0.06326%的增长。图3表明,LSTR2模型所产生的拟合数据与原始数据的动态特征基本相同,这意味着本文所构建的非线性模型对民生财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解释力度良好,两者之间确实存在长期动态关系。
  五、结论
  本文运用非线性时间序列平滑转换回归模型(STR)对1978-2010年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且最终构建了LSTR2模型对两者之间存在的动态关系进行检验,其结果显示模型的设定和参数估计都具有良好的合意性。原始数据与拟合数据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且结果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吻合。
  实证分析结论如下:第一,民生财政负增长率超过14.85%将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若增长率高于18.87%,则会促进经济发展。自2006年以来,我国民生财政支出一直保持较高增长率,平均值为22.5%(高于18.87%)。虽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我国政府积极寻求扩大内需的政策手段,在努力克服危机的同时仍然保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因此,民生财政支出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民生财政支出项目主要包含对人力资本积累和保障劳动力正常生活条件的投入。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由教育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可以使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报酬不变甚至规模报酬递增的形态,从而保证经济增长获得持久动力;而类似于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项目,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可负担住房的机会,使其拥有相对宽敞的住房条件,改善劳动力生活环境及健康质量,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因此,民生财政支出增长必须保证对人力资本进行支持和保障的基本需求,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同时,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具有长期均衡互补作用。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政府在大力加强民生财政支出过程中,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消费不均、内需不足的现状,可以推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应该注意到“消费性”政府支出本身并不产生任何直接的经济生产作用,只具有短期刺激经济效果,因此要合理控制这一比例,防止过高消费性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消极作用。
  第二,模型的平滑参数γ=10,这反映出模型的转换速度较快。这说明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具有直接和有效的刺激作用,而且其经济效果可以在短期内就充分显现。在现实意义上,这一结论有助于政府继续加大民生财政支出力度,扩大内需,保证经济良好增长势头,积极应对不利的国际形势。
  本文只应用简单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检验,而没有进一步在面板数据基础上对这一结论进行验证,也没考虑到其他对经济增长存在影响的变量,因此可将以上问题留作下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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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树立以人为本的民生财政理念
    2. 如何让“民生财政”惠及民生
    3. 构建民生财政 服务转型跨越
    4. 进一步转向民生财政
    5. 积极转向以公共财政为中心
    6. 改革怎么“落地”
    7. 统筹考虑事权、支出责任和收入划分
    8. 完善事权责任关键要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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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底集中花钱现象不宜简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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