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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和发展道路上的陷阱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5/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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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各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陷阱和障碍,几乎都是和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错误认识和排斥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只能在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在自由、平等、开放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健康持续发展。“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不进行彻底和根本性的改革,在特权制度基础上形成了病态的市场经济的结果。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中国家 市场经济 产权 特权
  一、世界银行报告提出的问题
  世界银行在一份针对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展望的报告里,非常及时地提出了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提醒。“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而是往往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在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中,只有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成为了高收入国家,而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例如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197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在人均GDP 3 000~5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挣扎,并且看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比较二者的经济表现,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别是:第一,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稳定性差,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第二,研发能力明显薄弱和人力资本投资较低;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低,贫富差距大;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明显滞后;第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偏高。
  通过以上列举,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是指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出了最初的贫困阶段之后,在继续发展的道路上可能遇到的严重障碍。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在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在似乎已经步入轨道,面临着经济起飞的辉煌前景之时,仍然可能落入经济发展不能继续而陷入停滞并难以摆脱的状态。
  二、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陷阱
  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各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陷阱和障碍,几乎都是和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错误认识和排斥联系在一起的。
  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能让社会经济在长时期持续增长的体制。人类社会的近现代化过程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而一起出现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成为先进和发达的国家,都不能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已经被世界近代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并且一再地反复验证着。比较美国与墨西哥、阿根廷等中南美洲国家从殖民地时期以来的三百多年的历史,20世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对抗竞争的整个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地区日本和韩国等四小龙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市场经济首先是从西欧国家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具有开放和扩张的特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欧的建立,也就形成了一个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World-system)。世界体系具有一种核心—边缘的结构。其核心区是一些发达国家,包括特定时期的世界霸权国家。他们是世界体系中占优势的地区,通过控制生产技术、贸易通道和金融等控制着世界经济的运行。核心区对边缘区存在着支配和主导作用。边缘区为世界经济体系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原料和初级产品(主要是农产品、矿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所有后发国家和地区都是作为边缘区在国际贸易的作用下被卷入世界体系的,并且从此开始其转向建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世界体系中的不同经济角色是由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决定的,它们各自从世界经济体系运转中获得的利益也就不平等。如果没有通过竞争优势带来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改变其相对不利的边缘地位,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比起原生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复杂和困难。这是因为,处在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再也不可能沿着自己原来的历史轨道继续过去的发展;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独立地发展市场经济。不论是否出于主动的自觉意识,发展中国家都是在核心区国家的外力牵引下,甚至是在遭受了战争打击和殖民统治的民族屈辱之后,才开始其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因此这些强势的经济体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与原生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内外条件和市场环境,特别是受着自身历史文化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因此,不可能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成为先进国家,也不可能将发达国家现行市场经济的结构和各种具体做法直接搬运过来,而是必须在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再创造出适合自身特点的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因此,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又必须是一个自主探索和创造的过程。学习特别是创新能力是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正是这种不得不学习而又不能简单模仿,必须要在学习吸收基础上进行自主创造的复杂的约束条件,使得后发国家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产生了种种误区,容易掉入一个又一个陷阱。
  从后发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来看,主要有三个典型的认识误区和发展陷阱。
  第一,对发达国家的简单模仿和照抄照搬,这是对于必需发展市场经济的认识还处在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普遍出现的现象。中国的洋务运动到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就属于这种情况。晚清一些有见地的民族资本家提出的“商战”①口号是从企业经营的层面,20世纪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发展计划、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等则是从国家政策的层面,但都是试图将发达国家现行的经济结构和具体做法直接搬运过来。由于只是看到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和具体的操作层面,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技术和产业结构以及具体的经济要素上,因此特别注重引进和发展高新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的赶超战略、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等,都是在这种思想认识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市场经济是以交换为纽带的社会经济,它首先是以个人利益和权利为中心的一整套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规范,正是这套制度和规范引导和约束着经济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建立起有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创新的秩序,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不断演进。对于一个传统社会来说,必须经过一系列深刻甚至是痛苦的社会变革才能建立起来。简单的模仿,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现状的观察,虽然可以学到一些操作层面的具体做法,通过引进先进或比较先进的技术,越过某些最初的发展阶段,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发展经济学所谓的“后发优势”②,但是却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完善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就会陷入停滞。这是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建立在等级秩序基础上的封闭体系,与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开放的结构格格不入,简单的模仿对于制度方面的改革往往是浅尝辄止,而不进行深入彻底的制度变革,因此当市场经济经过初步发展触及到传统社会的深层结构时就会停滞徘徊,甚至倒退。这也就是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③。
  第二,只要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不要造成这种经济发展结果的体制和制度原因,实行排斥和与市场经济体制对立的制度与政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试验就是这种思想方法指导下的社会实践。西欧早期的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早期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弊端:在内部,主要是完全由资本主导的分配原则造成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对外关系中,则是扩张主义政策导致的战争,殖民主义政策对后发国家的奴役压迫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平等国际秩序。这引起了西欧社会内部和外部对资本主义的怀疑、不满和反对,社会主义思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马克思给社会主义提供了最完备的理论和行动纲领,并且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成一对彼此对立的理论概念和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资本主义只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过渡形式,社会主义则是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和人类社会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一切都是根据和资本主义相对立和反资本主义的原则设计和建立起来的,因为资本主义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所以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商品货币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就要实行公有制;资本主义是所谓按资分配,社会主义就要实行按劳分配,等等。
  这种思想方法,一方面讴歌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丰富的物质成果,另一方面,却又要诅咒和消灭创造了这种生产力和物质成果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生产力并不是一堆机器设备和工厂设施等物质材料,而是由人的体能、知识、技术、观念、态度等构成的生产能力,是存在于人的体内以及人们的组织和相互关系中的抽象的能力,显然它不可能脱离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即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而孤立地存在。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经济的一整套的组织方式,它既是连接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中介,也是包涵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社会载体。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已经证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虽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经济的组织、动力和信息等方面的原因,既无法保证计划决策的目标符合社会福利,也无法提供有效的经济激励,因此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未能解决的经济波动和对外扩张,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同样也没有真正地解决。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半个世纪的体制竞争中,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明显落在了下风,这就是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进行体制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根本原因。
  第三,虽然公开宣称实行市场经济,但是拒绝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浅尝辄止,或以种种理由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以限制。这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情况。和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一样,市场经济是一套完整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有其自身固有的运行逻辑。市场经济的逻辑与任何一种传统社会的权利规则和行为规范都不能完全相容,因此,当一个传统社会转向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必然要经过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否则,虽然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传统的以权力为中心的等级规则就会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发展和完善,就会扭曲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就会毒化市场经济的社会风气,使之成为残缺的、扭曲的和病态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依赖着它特有的制度基础,这就是产权规则。如果一个经济体只在表面上建立起了市场交易规则,但是又不能有效地界定和保护产权,或者对不同的产权给予不同的地位,实行不同等的保护,产权规则就在事实上遭到了破坏。在这两种情况下,市场经济都不可能持久地健康发展,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初步发展之后就会停顿下来,徘徊不前,甚至倒退。这就是吴敬琏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④。这也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三、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
  市场经济为什么会有“好的”和“坏的”之分呢?这是由市场经济自身固有的逻辑所决定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体系是以交换为媒介组织连接起来的。交换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效用,增大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完全是靠微观主体的个人利益动机驱动的。但是,个人谋取利益的不同方式对社会的影响具有完全不同的后果,只有微观主体的生产行为或者说创利行为才能在扩大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利,而生产伪劣假冒产品和坑蒙拐骗、寻租、腐败、偷盗、抢劫等都是纯粹的再分配行为,经济学称之为分利行为,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还会造成社会的福利损失,因此都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什么因素促使人们去从事生产性的创利行为,而不是进行分利活动呢?是产权,特别是严格有效的私有产权制度。因为,只有受到严格保护的产权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从事生产活动的风险,使生产经营和创造发明活动的收益与个人的努力相适应,打击那些不劳而获和巧取豪夺的行为,把人们的谋利行为引导到生产性活动中来,激励着人们为了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努力劳动、努力经营、积累财富、创造发明,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根基,没有私有产权制度市场经济是绝对不可能顺利和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好与坏,是健康还是病态,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产权制度是否建立、是否有效、是否健全和完备。
  首先,市场经济的逻辑决定了它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才能发展起来并且健康成长。市场经济发展必需的制度条件,首先是产权制度。因为交换必须以双方当事人拥有各自要交换东西的所有权为前提,否则就无法进行交换。正如康芒斯所指出的,交换的实质是所有权的交换⑤。这就是说,产权是市场交换的制度前提,也是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如果没有广泛而普遍的产权制度,市场经济就根本无从形成和建立。
  产权制度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任何其他经济体制都无法比拟的强大而持久的经济动力。笔者在《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中分析指出:作为激励机制,产权制度仅具有规则简单、适用范围广泛、激励强度大的优势,更为关键的是,产权是激励与约束对称的自我激励机制。一方面,产权把人们经济活动的努力与报酬联系在了一起,提供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长效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它把经济活动的风险与决策责任联系在了一起,约束了不负责任的、不符合效率原则的经济行为。产权在刺激着投资者进行冒险的同时,又约束着投资者谨慎规避风险,而不会像公有制经济中的管理者,或者由于动力不足缺乏创新精神,同时又由于自己并不承担决策风险而随意和盲目投资。产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利益分配,而是对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的分配;不是一次性的利益分配,而是持久性的权利界定,事实上,产权激励主要是对经营和生产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激励⑥。因此,产权制度主要是一种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也是人类社会唯一一种专门激励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机制。企业家是商业嗅觉特别敏锐、有进取精神、善于创新、敢于冒险和能吃苦的人。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⑦,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和主动轮。正是企业家的创新,源源不断地创造着社会财富,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制度基础。产权既是法律保护的对象,也是法律制度的基础,而且还是社会信用、良好信誉和道德的制度依据。这是因为,产权制度一方面激励着人们的创利行为,另一方面抑制着分利行为,所以在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基础上诚实守信、独立自强、勤劳上进、理性积蓄、遵纪守法等良好的道德品质才能发扬光大,如果产权制度得不到尊重或者遭到破坏,这些人类优良的道德品质也就会荡然无存,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就会受到阻遏。
  其次,市场经济只有在自由、平等、开放的社会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市场经济历史上的第一个信条就是经济自由,因此也被称作自由市场经济。前面已经分析了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产权制度的基础上,产权制度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赋予个人和其他微观经济主体可以做出行动选择的权利。换句话说,产权就是社会赋予个人和微观主体的经济自由。作为社会正式制度承认的权利,产权制度首先是要保护个人合法拥有的财产和各种资源的安全,不被法律规定之外的任何形式的非法剥夺;进而承认个人拥有可以利用自己的财产和所有的资源进行各种不违法的活动的权利,也就是个人拥有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是只有从事道学家所谓的健康、有益、积极的活动的权利,而是只要不违法、不侵犯他人权利的一切活动,都可以进行的自由。诚然,市场经济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可以完全不受任何约束,而是要受法律和社会道德等各种制度规范的自由。由于个人之间的利益目标和行动选择可能存在着冲突,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人的行动自由,就必须在个人利益之间划出界线,规范个人选择的范围,这就是产权制度。保护产权,就是保护每一个个人的行动不会彼此妨害,不会伤害他人和社会但是,这种制度约束和限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扩展个人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由,而不是相反,着眼于限制和减少人们的自由。事实上,任何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也都是对产权制度的削减,是造成产权残缺和产权弱化甚至虚化的主要原因。试想,如果你拥有产权,但仍然不能自主决策,而是需要经过层层审批,那么你的产权价值也就打了折扣。假定银行可以获得暴利,但是只有经过行政权力特许的机构才能经营,而你只能投资于过度竞争的行业赚取微薄的收入,你的产权是不是贬值了呢?假定办学校或者设立慈善基金等其他公益事业都要政府批准,你虽然拥有一定量的资产,但是想做这样的好事却不能去做,你的产权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如果没有经济自由,产权也就形同虚设,就像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权,完全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依赖着社会的平等,因为只有在平等基础上才有竞争,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只能形成垄断。事实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社会都是等级社会,即不平等的特权社会⑧,不经过改革打破传统的等级特权制度,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完善健全的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是一种平等基础上的非人格化的经济权利,而建立在身份等级和与权力的关系基础上的特权则因人而异,是选择性的,这种封闭性和不平等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大量的经济活动都需要政府的审批。凡是必须经过政府审批的权利都是特权,这种特权的获得,虽然不一定完全依赖申请人的身份,但它是特设的和有选择性的授予的,因而有时也表现出不平等的特点。如果政府授予的特权能够获得比正常经营更高的利润,就会激励寻租和腐败等分利行为的滋长,却对生产性的创利行为构成打击。特别是通过政府权力设立的特权,既然能够方便地给予,也就可以轻易地剥夺,规则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没有保障,更容易刺激起短期的投机行为,而对从事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非常不利。这些都是对产权制度的践踏,是对市场公平竞争的破坏,摧残和扼杀着企业家精神,阻碍着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
  四、特权制度为市场经济成长设置的陷阱
  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并不进行彻底的和根本性的改革,其主要原因是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和对现实存在的各种特权制度的维护。在上一节我们已经指出了特权制度是与市场经济的平等要求针锋相对的,是阻碍和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本节则进一步分析特权制度阻碍经济发展,导致一国经济陷入停滞徘徊的逻辑链条。
  特权是只有少数人或一部分人才能拥有的权利。凡是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自身个人条件以外的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是由社会的制度或习俗所决定的,而且是不可改变或很难改变的,那么这就是一种特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特权是产生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原因,也是既得利益集团攫取利益的主要武器。
  特权具有两个方面的直接的社会经济后果:一方面是社会和经济机会的不平等。例如在职业招聘中用与履行职业能力无关的户籍、性别、年龄、学历、民族、财产、宗教信仰、政党,甚至体貌特征来加以限制,实际都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特权和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歧视。由于存在着特权和歧视,各种社会经济机会都是不完全开放的,是只对少数人或特定人群开放的,不同社会群体面临着的就是差距巨大的、完全不平等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和社会的贫富悬殊。依靠特权和由不平等的权利决定的分配,与人们的劳动贡献毫不相干,不论以什么冠冕堂皇的名义出现,实际都具有不劳而获和巧取豪夺的性质,因此是不公平的分配。特权也就是权力和身份地位介入收入和财富分配,没有任何客观和所谓的合理标准可以加以制约,而由攀比刺激起来的贪念和欲望却具有无限膨胀的倾向,因此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一方面造成广大民众收入水平低下,造成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必然会导致国内消费市场的层次性分割,使市场规模进一步变得相对狭小,这都会造成消费需求的下降。机会不平等,必然诱导人们更多地投资于关系资本,而不是投资于专业技能资本;社会资源更多地用于分利活动,而不是创利活动,从而导致寻租腐败行为的普遍漫延。例如目前在中国,为了获得政府授权资格和通过审批的中介服务和咨询业,以升学和考试为目的的各类培训学校都非常兴旺火爆,但是这些所谓的服务不过是垄断特权环境下孵化出来的分利行为和寻租活动,对真正的创新和生产研发都是一种辛辣的嘲讽。国内需求不足和投资环境恶化,这两个方面都会造成正常的生产经营利润的下降,对技术进步和创新行为是一种打击,从而导致投资和创新不足。
  在一国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国内的投资和创新动力越是不足,就越是需要依赖引进外资来弥补,也就越是依赖于对外部市场的出口来拉动经济。而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超过一定限度,经济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高,稳定性也就越差。而这时国家就会以稳定经济的名义加强管制。而管制不仅是在维护和强化已有的特权,而且又在制造着新的特权。从而使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特权制度就是这样将一个不完善的、病态的市场经济国家拖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注释】
  ①“商战”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有范畴,其实质是主张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这一范畴由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重要代表人物、著名实业家郑观应首先提出,并成为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中。
  ②所谓“后发优势”,也常常被称作“落后得益”、“落后的优势”、“落后的有利性”等。这是1962年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Gerchenkron)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首先创立的理论。以后又经过众多经济学和社会学学者的一系列发展,现已成为后发地区的加速发展的一种重要的理论依据。
  ③所谓“后发劣势”英文为“CursetotheLate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是由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2009年杨小凯在北京演讲时阐述了这个问题。其意是指,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④2003年10月30日,吴敬琏在演讲中提出,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要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
  ⑤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⑥周冰:《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经济纵横》,2012年第1期。
  ⑦张维迎:《如何建立市场:从特权到权利》,《南方周末》2012年2月16日第31版。
  ⑧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人都具有阶级成分、城乡户籍、所有制、干部或工人四种基本的身份,并被组织在和依附于一个基层单位里,而单位又有隶属的政府主管部门和行政级别的不同,干部和工人又分别有个人的行政和工资级别。所有这些复杂的等级划分共同决定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这种身份不仅是固定的,并且除了招工、上学、参军和提干以外终身难以改变。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废弃了阶级成分,其他几种身份划分也都有所松动,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中国至今仍然还是一个等级身份社会。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R].2012.
  [2]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R].2007.
  [3]伊曼纽尔·沃伦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4]周冰,刘娜.世界体系与二元经济结构成因的考察[J].天津社会科学,2011,(5).
  (作者系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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