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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战区有哪些看得见与看不见的
作者:    发布时间:2016/02/02    来源: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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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习近平主席向五大战区授旗并发布训令。这宣告了军改起步以来,国内外关注度最高举措之一尘埃落定。又是缘于此,人们关注重点将由“改了什么”向“为什么这样改”转移,即关注改革背后的理念或考量。笔者认为,五大战区设立,有直接的看得见的目的或目标,同时还有看不见的支持与原委。
  七大军区调整改革为五大战区,并不是简单的数量变化,而是涉及广泛而又深刻的职能调整,是理念与思路的变革,其直接看点反映在习近平主席的训令中:一是战区使命任务再强化。“战区担负着应对本战略方向安全威胁、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使命。”二是战区建设原则和职能新廓清。“坚决贯彻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两大看点,前者突出为思路、理念,后者突出实质与操作性。了了数语已现职能和建设方向,建设重点及其遵循原则。
  这也是五大战区和七大军区的最大区别所在,是我军建军治军模式的区别所在,是作战能力的生成路径所在。五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不是孤立的改革设计,它是与军委管总、军种承担建设职能,三者共同构成的本次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基础性改革内容。换言之,三大改革共同支撑起我军新体制。
  正是战区改革的本质和实质,决定了其意义和价值:“是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的标志性举措,是构建我军联合作战体系的历史性进展,对确保我军能打仗、打胜仗,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事实一定是这样,从“敢打仗”到“打胜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存在巨大的空间,需要各种条件的支持,所有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会打仗”。只是敢打,搞不好就是匹夫之勇,就是有勇无谋,甚至是无知者无畏。当联合指挥机构特别是指挥员从大量事务性工作中脱身,专司研究打仗和指挥打仗,其“会打仗”的能力必定大大提高,“打胜仗”才会化作现实。
  除了上述看得见的目的与目标,还有看不见的支持与原委。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需要了解和把握。
  第一,最高统帅确立的强军目标决定的。习近平担任军队最高统帅后,提出了强国梦与强军梦。要实现“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目标,必须在加强硬实力建设,比如武器装备和军事科技等,同时还要加强软实力建设,这个软实力既包括体制编制更加科学合理,比如新的军委建构、政令军令分开等举措,还包括与大国军队和时代特点相对应、相吻合的军队文化性格和官兵人文品格的塑造。
  强调这一点,与以往的大军区建设有关,由于我们的军区建设具有强烈的区域化、地域化特点,因而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更要害的是地域文化必塑造官兵的文化心理,导致固化甚至僵化。人人都明白自己属于某一军区,认知和行为空间在一个军区,就很难形成宽阔的胸襟与广泛的思想空间,因而难以创新和突破。
  换个角度看问题,中国军队已经走向世界,同时承担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能不能履行好责任,很重要的是官兵要有国际视野和大国胸怀,这样的视野与胸怀是需要舞台,需要修养,需要塑造。当“以战略方向”为战区的使命所在,那么包括战区指挥员在内的所有官兵,眼界和思维必将与从前再不一样。
  其实,五大战区联合指挥机构,专事作战的职能划分,已经比照了世界军队的特点与建设经验,本身就包含着高起点、高境界、大视野。这些都会以某种方式注入我军文化性格,影响着官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
  第二,国家及其武装力量发展状态决定的。中国军队建设已经实现了飞跃,即改革是在较高起点上展开。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战区划分,一直走在减少数量,扩大责任区的道路上。这个过程源于两个变化。
  一个变化是我军的装备水平在提高,因此而来的是投送能力的增强。从骡马化到半机械化、机械化,我军的力量投送能力不断提升,力量投送能力决定着指挥方式和战区建设。投送能力弱,战区范围必小,因为这时抗击第一波打击或突然进攻,只能靠战区力量,所以战区建设只能在较小范围内进行;投送能力强,战区面积便大,道理相同。
  另一个变化是综合国力与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已经和继续改变着力量对比及其生态。正如“软实力”理论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最近表示,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摧垮中国,只有中国自己摧毁自己。中国力量已经基本保证本土安全,即没有哪个国家、哪支军队敢于向中国本土发动进攻,这与从前的状态有着巨大差别,因为在不太久远的过去,周边及其遥远的一些国家,都有能力或敢于向我们发出挑战。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我们的战区改革拥有坚实的力量基础。
  第三,党风和军队作风转变的强大支撑决定的。利益更带有根本性,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深层次影响着制度设计。以往许多改革设计之所以推不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不愿意放弃利益,同时扭曲的价值观制约着制度设计上的突破。
  举例来看,在西方很成熟的大联勤模式,是我军借鉴的重点,然而,长期存在于试点,而无法全面铺开,为什么?利益关系和价值观念作祟。由于郭伯雄、徐才厚搞坏了军队的风气,形成了错位甚至扭曲的价值观,凡事向利益靠拢,有利益的争抢,无利的训练演习很难激发热情。这种情况下,缺乏正确的职责意识,结果就是滑向裙带关系,宗属关系,即谁领导我,我为谁服务。
  习近平主席铁腕治军,强力反腐,迅速扭转军队不良风气,正气逐渐上升,潜规则逐渐失灵,政绩观发生变化,以打仗能力主导的用人制度初步形成。制度变,行为方式变。优秀军官的职业道路正在发生变化,就在战区机构建设过程中,撤编的军区人员流动,大多数人的首选目标是到联合指挥机构工作,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机构特点是“吃苦受累,无利可图”。变化蕴含着新生力量产生,这恰是新体制机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
  总之,当新战区机构运行与全军的全面改革同步,并且进入良性互动,我军必呈现出新气象、新景象,敢打仗打胜仗就富于支撑与质感。这是可期待、可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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