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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宪雷:刘少奇与中共七大主题的深化
作者:    发布时间:2015/06/29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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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七大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一次大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决定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命运的一次大会。说它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会,因为中共七大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说它是决定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命运的大会,因为这次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以选举的方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刘少奇,1928年没能参加中共六大的他,仅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从中共六大到七大,17年的革命历程,锻炼和成长了刘少奇,使他走上了党的重要领导岗位。历史的选择并非偶然,循着中共七大主题的深化过程,考察刘少奇的步履踪迹,我们发现:刘少奇以自己的革命探索促进了中共七大主题的深化,中共七大也成就了刘少奇。

  一、中共七大的筹备和主题演变

  我们先来看看中共七大召开的情况。中共七大从筹备到召开,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七大主题也几经转变。

  据胡乔木说:“早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召开七大。在1930年12月写就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据现有资料表明,早在1928年,也就是中共六大召开的那一年,有关中共七大的议题就已经开始酝酿了。1928年10月,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就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共六大没能通过党纲,应该委托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拟订党的纲领草案,提请中共七大审查批准。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召开七大,《四中全会决议案》强调:“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以保障这次大会要有各地党部的好的代表,要有对于苏维埃运动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有对于工业中心党的工作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通过党的党纲和其他文件。”在共产国际直接干预中国共产党事物的情况下,中共七大的主题被确定为“对于苏维埃运动经验的郑重的总结”和“通过党的党纲和其他文件”。但因为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不断“围剿”,战事不断,以及后来的长征等,都没有条件来召开中共七大。

  中共到达陕北以后,也曾多次动议召开中共七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推动国民党团结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共的主要任务。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对抗战形势、国共关系及中共自身作出分析,指出团结国民党坚持持久战是当前“中心”工作。适应这一工作需要,他提出党的组织建设新的目标是要“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由此,需要“(一)争取党在全国的公开地位,利用一切活动的可能‘下山’。(二)发展党与巩固党,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三)提高党内的警觉性,反对叛徒、奸细、投机分子、自首分子混入党内。 (四)建立在全国公开的党报及发行网。(五)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可见,召开中共七大,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党的组织建设。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从苏联莫斯科回到延安,带着共产国际指示强调与国民党合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12月9日至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会议规定:“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在于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党的七次大会应当对于自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其后不久,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讨论了召开中共七大的相关问题,提出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工作,包括为召集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给地方党部发出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提纲等。同时,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通报中共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开党的七大的情况,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但由于战争紧迫,以及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后,造成的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上的分歧,致使这次预定的七大没能如期召开。毛泽东后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七大推迟的原因时,强调“因为战争紧张的原故”,同时又说“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准备工作,就包括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从苏联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其中特别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在随后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召集中共七大问题作了专门说明,并表示,由于战争紧张的原故,七大不得不推迟到明年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问题。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随后日军又加紧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七大筹备工作受到影响”。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不断制造军事磨擦事件。面对这种局面,中共一方面积极斗争,同时又尽最大努力巩固统一战线。1939年8月16日,中共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抗战工作,分析形势,安排下一步工作。会议决定1940年召开中共七大,会议让各地的七大代表1940年1月15日到延安,并确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12月,在苏联疗伤的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交报告,其中对中共七大的代表选举、会议日期、议程,政治路线和中央的总结,修改党章问题以及选举工作等,作了专门汇报。其后,中央和毛泽东几次催促尽快召开七大,但终因形势所迫和准备不足延迟下来。

  1940年3月,任弼时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3月底至5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委托任弼时负责七大的筹备工作,8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议由任弼时负责七大各种材料的准备工作,继续推进七大的召开。1941年2月21日,毛泽东与任弼时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开会,不便再延,请你估计有无回延可能,并准备何时回延”。再次明确了召开七大的日期。3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七大的议程,确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组织工作报告,刘少奇发表职工运动的演讲,并任命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会议要求五一前完成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胡乔木说:“这是准备工作讨论的较为具体的一次,也有部分代表到延安等候了半年,但不久又决定延期召开。在1941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以后,曾打算在1942年上半年召开。后因部署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其他工作而未能举行。”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关于“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也同样因为“继续开展整风运动”再次延期。

  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实际上对党的历史问题作了明确结论,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对党的历史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认清党的路线的是非,进而为统一思想,取得未来伟大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1944年5月10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七大问题。会议决定组织下列准备报告委员会:军事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召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周恩来准备在大会作一次关于统战工作的报告,统战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七中全会,五月二十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通过关于大会的准备问题。为中共七大作准备的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从1944年5月21日,一直延续到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基本形成。

  1945年4月23日,筹备了多年的中共七大正式开幕。中共七大主要解决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

  梳理中共七大的筹备过程及其主题情况,我们不难发现,中共七大的主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出现多次变更。从最初倡议召开中共七大时的带有明显“左”倾色彩的“通过党的党纲和其他文件”(1930年);转变为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党的建设任务(1937年);以及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后中共七大准备“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组织和保障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1937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又确定为“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问题”(1938年);一直到后来中共七大正式召开,其中心任务或主题最终确定为要解决“三件事”:决定党的路线,通过新的党章,选举党的领导机关(1945年)。中共筹备七大主题的变化,集中反映了中共自身不断纠正各种“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的进程,体现了中共的逐步成长和成熟。在和这些“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刘少奇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二、刘少奇与中共七大主题的深化

  据现有材料看,刘少奇与中共七大发生交集,是在1937年。这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成为七大筹备委员会的25名成员之一。他集中精力着手准备中共七大事宜,则是在1944年基本确定了中共七大召开日期,且决定由他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后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七大主题的深化与刘少奇没什么关系。相反,刘少奇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以及他与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经验的总结,不仅成为中共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一部分,而且很大程度地推进了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从而也为中共七大主题的深化和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前文对中共七大主题转变情况的梳理,我们发现,中共七大主题的转变过程,正是中共批判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苏区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总结历史经验,确立党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刘少奇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无不与此密切相关。

  (一)关于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批判。

  “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时,刘少奇多次受到错误批评。中共六大前后,刘少奇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到顺直指导工作。在解决顺直省委问题的过程中,刘少奇多次受到当时中央的错误批评,被冠以“取消主义”、“命令主义”的帽子。1929年刘少奇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开展东北工作时,特别是领导开展中东路斗争时,受到当时一些领导人的严厉的批评,说他“错得该死”,“在政治上一塌糊涂”;认为刘少奇“将消灭满洲的党”,“该打五百板子”;说刘少奇拒绝中央的路线,是“执行中央的障碍物”。

  其原因,不能说刘少奇没有过错,但更多地是他从实际出发,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领导开展工作,与中央当时的教条主义错误发生冲突的结果。中央的多次错误批评,并没能改变刘少奇的工作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反而促使他对当时中央的“左”倾错误进行了认真总结。1930年3月,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刘少奇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就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反对中国党内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在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对机会主义领袖加以清算和处理。因此,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是有责任的。”

  1936年,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下遭受严重破坏。经过刘少奇的努力,党在白区的工作迅速发展。1937年5月,刘少奇在延安参加中共白区工作会议。17日,他作了《关于白区工作的报告》,系统阐述了白区工作的情况。“刘少奇的报告,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了过去十年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尖锐的毫不含糊的语言,揭露并批评过去曾长期在党内处于支配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传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1936年,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下遭受严重破坏。经过刘少奇的努力,党在白区的工作迅速发展。1937年5月,刘少奇在延安参加中共白区工作会议。17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工作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过去十年党在国统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评,指出了其错误之所在,引起与会者极大震动,对清算“左”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右倾错误的批判清算,为后来党的整风运动和党的历史问题的总结,打下了思想基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详尽地阐述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并深入分析了它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为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二)关于对抗日战争时期“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倾错误的批评。

  抗日战争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便踏上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征途。1935年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瓦窑堡会议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必须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提醒全党警惕因放弃领导权而曾经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1937年全面抗战后,8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动员全国军民实行全面抗战方针抗击日寇。针对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国共关系,毛泽东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抗战中的领导权。但在认识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一种右的错误观点正在滋长。有些人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一面,而看不到共产党全面抗战和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区别,在一些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放弃了共产党的责任。特别是1938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后,过分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放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给党的指导思想造成很大迷惑。

  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在抗日战争中放弃领导权的右的错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坚决予以批评抵制。当时,领导华北敌后抗日工作的刘少奇,也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批判。1936年底,他在《在北平问题上所应获得的教训》一文中,就对中共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进行了阐发。西安事变后,针对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迅速发展的中出现的国共“无条件的统一”的思想,刘少奇撰写了《论左派》一文,特别强调指出:“统一战线内部的各分子,一方面有共同的主张和要求,但同时还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和信仰,他们的觉悟程度不同,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之英勇与坚决的程度也不同。所以,在统一战线内部,必然有觉悟的、先进的、能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左派分子或左派团体,也有动摇不定的中派分子和中派团体,还有准备中途叛变或企图停止民族解放斗争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团体。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各派之间的斗争和争执,是不能免的。这种斗争与争执的中心,是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配合毛泽东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刘少奇5月7日在大会上发言,再次强调争取全国民主统一战线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国共合作新阶段的中心问题,并对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实现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思想原则进一步作了具体阐发。

  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后,在十二月会议上对中央前一阶段强调“独立自主”的思想提出严厉指责。刘少奇在会上也受到批评,说他“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把独立自主提得很高,把整个问题都提到独立自主”。王明还在12月9日的报告中点名批评刘少奇,说:“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针对王明的批评和他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刘少奇认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须要具体解释”,不能成为“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我们要经过统一战线去进行群众工作,直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运动;要以共产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抗日的势力与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坚持敌后抗战。后来,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正确主张。正是在与王明等为代表的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明确。到中共七大,正式提出了党的新的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三)关于加强党的建设。

  关于刘少奇的党建思想,学界已有深入研究和共识,在此无意再全面展开论述。就中共七大主题的深化来说,刘少奇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很大程度了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是对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论述,丰富了党的思想建设。刘少奇十分重视党员的修养,这关系着党的建设的质量。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出了“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命题,引起刘少奇思想上的共鸣和重视。六届六中后,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的身份到华中领导开展抗日斗争。12月,他为豫西省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中共党史》,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1939年刘少奇回到延安后,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使他有条件更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他应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的邀请,为学员讲授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根据自己多年经验的总结和对党内生活的观察,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加强修养,共产党员修养的标准、内容和方法途径等问题,有助于党员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加强思想意识修养。后来,刘少奇又把它整理成为,在《解放》周刊发表。在发表前,毛泽东看完文稿后,特意写了一封信,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

  二是推动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原则。刘少奇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这一时期,他对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组织建设,作了大量工作。比如,他第一次明确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反映和处理了党的领导与被领导、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党的中央和各级组织同党员群众的关系,即“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

  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对“党规”的强调。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刘少奇在会上作北方局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并且着重指出:“现在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进行党的建设。”之所以要提这个问题,针对的是王明在武汉工作期间的一系列严重违反组织原则,不顾中央规定,擅自对外公开发表意见以代表中央,给党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刘少奇说:“国际强调党内团结,这是第一次,国际警惕我们。国际说,现在中共公开了,日寇企图进行破坏挑拨,工作的分散,容易发生领导同志中的关系不好,这值得我们很大的注意。同时要提高各级党部的团结。好在现在全党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分歧的意见。如何团结呢?我想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刘少奇的建议,及其随后他与康生、王明组成的中央工作规则起草委员会起草制定的有关工作规则,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是提炼、归纳并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思想建设,强调思想上建党。但在早期,党的思想建设还有不少薄弱环节,特别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更多地移植国际经验,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对此,刘少奇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经过革命实践的长期探索,刘少奇对党的思想建设问题的产生,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1941年7月,他在《答宋亮同志》的复信中,详细分析了这个问题。刘少奇在批评了党内思想建设上的“学院派”倾向,即教条主义倾向后,指出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的不足,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二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急于应用到革命实践中去,无暇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总结;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领袖的著作,并非针对中国实际而论。刘少奇特别强调:“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什么呢?那就是刘少奇总结提出的“毛泽东思想”。1943年7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之际,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指出“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1945年3月,刘少奇在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准备提交七大的党章草案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强调要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认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以毛泽东思想命名党的指导思想并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长期探索选择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不能否认刘少奇的推动之功。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刘少奇这一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的探索,为他在中共七大期间主持修改党章和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共七大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大会,取得了丰硕成果。毛泽东称赞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七大的胜利召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组织基础,成为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刘少奇,无疑是这座丰碑的重要筑造者。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编辑部主任、副编审。本文为作者提交“刘少奇与中共七大”研讨会论文,经作者同意在党史频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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