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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面临的挑战
作者:    发布时间:2012/08/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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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国际环境来看,主要在于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渗透的消极影响;从国内环境来看,主要在于经济市场化、社会多样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等新的境遇带来的强烈冲击;从主观原因来看,主要在于理论学习、宣传方式和身体力行有效性不足而造成的严重制约。
  【关键词】当前 中国共产党 文化领导权 挑战
  一个政党的领导权,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还包括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共产党能否继续成功执政以及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最终取得胜利,在一定意义上,“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1]。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达成了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广泛的精神“认同”,有力地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是在不断巩固和发展的;但是,由于国际国内错综复杂因素的合力冲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合法性质疑,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能否清醒、客观而全面地考量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面临的严峻挑战,对于新形势下科学文化方针政策的制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从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和主观原因三个基本向度出发,试就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面临的严峻挑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为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服务。
  1探讨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面临的挑战,必须站在全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博弈的高度来考察。考量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面临的国际环境挑战,笔者认为,主要在于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渗透的消极影响。
  挑战之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合法性质疑。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十五个减少为五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目前剩下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处于初级阶段,经济的欠发达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暂时得不到充分体现,而世界资本主义却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推行改革而获得了较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反马克思主义势力大肆鼓吹“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和“共产主义渺茫论”,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最终失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我们说,不仅西方国家的政论界和学术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非难和攻击,就是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内部、在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怀疑和否定。在当今中国,有人仍在继续着这样的讨论:十月革命到底是不是“早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追根究底,也就是在询问:体现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列宁主义是否正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因此,“对于‘苏东解体’的反思凸显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难题: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又不脱离实践、脱离生活、脱离群众”?[2]这就使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革命胜利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达成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广泛的精神“认同”问题上面临严峻挑战。
  挑战之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构成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严重冲击。当前,历史重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国际社会物质层面、国际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强势地位,加强了文化扩张和意识形态渗透。目前,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主动权,可以通过传媒把自身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二世界;而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苏东剧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进行文化扩张和意识形态渗透。“我们同中国接触也是传播我们理想的最好方式。我们让中国越多地融入世界,世界就能越多地把自由带到中国。”[4]它们通过大规模输出影视剧、图书等文化产品,大肆宣传西方的文化;借助强势媒体力量,利用因特网的开放性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并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攻击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民主化思潮的蔓延、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扩散和消费主义浪潮的侵蚀,都对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此,俞可平曾指出,“经济全球化陷阱也许还不是经济表象掩盖下的政治陷阱,而是经济掩盖与政治设计共同营造的文化陷阱”[5]。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文化中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因子,对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甚至精神“认同”产生了消极影响,从而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严重冲击。
  2如果说,国际环境因素分析是全球视野的必然要求的话;那么,国内环境因素分析则是考量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面临挑战的“逻辑在场”。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面临新的境遇,经济市场化、社会多样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等新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形成了强烈冲击。
  挑战之一: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并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但是,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人们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的实现,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迅速打开了人们心中久被封闭的利益闸门,追逐金钱和名利的思想逐渐抬头;世俗的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开始侵入人们的生活;实现个人价值成为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人们更多地从个人立场和利益出发来观察、思考和评判一切。在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放弃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和“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社会政治理想,将发财致富、个人舒适和家庭幸福等个人生活理想作为首要的理想选择,热衷于个人和家庭的物质享受追求。据四川省党建研究会对该省领导干部状况的调查,10万余份调查问卷显示,在县处级和市厅级领导干部中竟然分别有19%和13%的党政干部选择“实现个人价值”和“建设小康之家”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6]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部分人的思想中削弱,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开始滋生。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在强化,集体主义在弱化;金钱观念、索取观念在强化,荣誉观念、奉献观念在削弱;个人局部利益在强化,社会全局观念在淡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种种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表现形式的存在,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腐蚀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挑战之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弱势群体产生马克思主义精神“认同”危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等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化,进而产生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阶层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多样化无疑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社会阶层的分化意味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7]16。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指出,“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必然会引起许多传统的社会、政治组织的解体,并动摇人们对传统权威的忠诚”[8]。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只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有效遏制他们沦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趋势,才会真正赢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列宁曾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能正确地反映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9]。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只有反映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才能真正赢得广泛的支持和“认同”。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然而,在改革进程中,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主要承担了社会转型的代价,甚至呈现沦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趋势,这本身就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号召力、说服力和整合力构成了严重冲击。如果广大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得不到有效的尊重和满足,处于失衡、浮躁和焦虑之中的他们势必会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厌烦、抵触甚至排斥情绪,导致马克思主义精神“认同”危机。
  挑战之三:文化多元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信仰带来冲击。文化多元化已成为社会的现实背景和必然的历史趋势。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在文化多元化的进程中,伴随人类优秀文化而来的消极因素的影响也不可轻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正面临着多元文化的严峻挑战。在全球化浪潮和多元文化价值谱系的冲击下,“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社会意识出现多样化的趋势,错误思想的影响难以避免。思想理论领域杂音、噪音时有出现,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也有所滋长”[11]。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但引导民众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的任务十分艰巨。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建构了当今中国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多元文化相互激荡,满足着不同层次人们的多种文化需求,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信仰带来严重冲击。文化多元化使民众接触到各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信仰选择,部分民众在多元文化冲突,特别是西方价值观和腐朽思想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失去了“自我”,在精神家园中迷失了方向,马克思主义信仰又一次面临危机。
  挑战之四:社会信息化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导和舆论控制能力。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极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为人的交往和发展、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社会信息化也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整合和调控管理的难度。网络传播的开放性、隐蔽性、即时性打破了执政党对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控制性筛选,过去建立在组织权威基础上的文化领导权地位开始动摇,舆论统一的局面开始瓦解。“多层次的、相互冲突的、定制的商业讯息、文化讯息和政治讯息将‘轰击’着人们,而非只是由几大媒介共同重复的一条信息。在新的媒介环境中,陈旧的‘群众动员型政治’和‘赞同型工程’将会变得更加步履维艰。”[12]由于信息的海量递增和信息传递渠道的极度多元化,传统意义上属于执政党专控的信息发布权力迅速丧失,执政党的权威也大大削弱。“政党政治在媒体社会中所面临的困难,主要表现为政党影响力的下降。其中,年轻人由于对媒体信息快餐的依赖而失去对政治生活的兴趣,恐怕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13]目前,我国有网民1.62亿。论坛(BBS)是网民经常使用的网络功能,排在八大热门服务的第七位,经常使用者占网民的40%以上,还有10.5%的网民经常使用博客,两项相加达到50%以上,也就是有8 000余万人,或意味着有8 000余万个信息页。有的网络论坛下设几十万家论坛。[13]面对数量如此巨大、局面如此复杂的思想舆论环境,执政党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对信息传播的“把关人”地位以及对信息传播的控制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这就极大地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和理性整合的难度,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引导和舆论控制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3无论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渗透,还是经济市场化、社会多样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新的境遇,这些客观环境的挑战只有通过主观要素才能发挥作用。考量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面临挑战的主观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理论学习、宣传方式和身体力行有效性不足而造成的严重制约。
  挑战之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由于理论学习有效性不足而没能真正树立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置身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空背景下,党的执政要应对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唯有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才能不断地提升人们的马克思主义认知水平和理论素养,才能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真正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进而巩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然而,当前部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理论学习兴趣并不高。一些人受市场经济和功利主义的影响,不再热衷于学习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理论学习和研究的热情不断消退。在一些单位和地方,理论学习只是照本宣科、生搬硬套,理论宣传教育也只是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在一些偏远山区,思想理论学习实际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在青少年学生中,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感兴趣,对理论学习缺乏应有的热情。[14]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有效性不足,导致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不能清醒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不能深刻地领悟“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不能真正地掌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能科学认识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即没能真正树立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因而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因素的合力冲击时,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由于理论修养不足而出现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
  挑战之二: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宣传方式的简单化做法严重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吸引力。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实现,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宣传方式。只有运用科学有效宣传方式,才能占领理论宣传阵地,才能获得实际效果,才能掌握理论教育主动权,才能真正获取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广泛的精神“认同”。[15]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过程中,尽管我们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在一些部门和地方,理论宣传教育只是照本宣科,对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不关心;少数党员干部喜好用行政手段解决思想问题,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我们说,灌输方式固然是意识形态获得民众“认同”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其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接受对象不是被动的客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不是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文化操纵”过程,不能仅仅通过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方法在短时间内实现对文化的根本改变,而是一个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过程中不断获取他们的同意、“认同”的过程。“获得他们的认同,关键的问题不是被领导者的消极的和间接的认同,而是单独个人积极的和直接的认同。”因此,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既需要发挥教育者主导作用,又需要发挥教育对象能动作用,将教育与自觉有机结合起来。然而,正是由于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理论宣传教育实践中,没有考虑人们的自觉与自愿,往往采取直接灌输的方式,当做任务去实施落实,因而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寓教于乐”式的文化渗透时,使得灌输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教显得极其苍白无力,这就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吸引力,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际效果。
  挑战之三:部分党员和干部身体力行的缺失导致马克思主义合法性基础流失。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既要靠真理的作用,又要靠人格的力量。“所谓领导权……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16]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身体力行,真学、真信、真懂、真用,对于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强调,思想教育工作“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每个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17]。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党员和干部都有坚定的政治信仰,都能以身作则,因而“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18],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大多数党员和干部都能够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主流是好的;但是,也有部分党员和干部却成为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因各种体制和法律的不够健全,工作中许多言行不一、弄虚作假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的正面形象和正面教育与社会负面现象之间的反差,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际效果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19]部分党员和干部身体力行的缺失,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难免显得苍白、空泛和无力,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和认可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因而达不到社会普遍“认同”的成效,导致马克思主义合法性基础流失。
  总之,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形势下,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交融不断深化、交锋更加激烈,国内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日益明显,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激荡碰撞。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此,胡锦涛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如果我们不敏感、不研究……就会削弱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甚至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20]因此,如何积极回应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何有效引导民众树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真正达成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广泛的精神“认同”,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中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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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晓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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