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4月, 为贯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月18日至2月16日,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 会议由胡耀邦、胡乔木主持, 设秘书组、联络组、简报组。160多位与会代表可分为三类, 一是特邀出席者, 即一些多年在党内从事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干部, 二是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的领导, 三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系统派出的联络员。[1]第二阶段是3月28日至4月3日, 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 与会代表增加到400多人, 新增代表主要是军队以及各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3月30日, 受中共中央委托, 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2]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了不少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 进一步解放了思想, 对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具有积极意义。在会议开幕式上, 会议领导向全国发出号召:“在我们这个会的同时, 希望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 以收到上下呼应的效果”。[1]

　　为进一步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响应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号召, 1979年2月13～20日,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组织召开了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借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会议的开法, 对会议议题、代表的分组等都做了较为合理的安排。第一, 与会代表来源广泛, 共有来自40多个单位的81位代表参加会议, 既有长期从事理论与宣传的工作者, 也有从事一线工作的党员干部。第二, 议题契合实际。会议伊始, 来自天津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人便提出了几个参考问题, 如“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民主和法制的问题”、“总结三十多年来的理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并表示“提出这些问题, 是为了帮助大家思考, 没有限制之意”[3]。第三, 代表分组合理。代表们根据年龄、单位等分为五组, 以便展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2月13日上午开幕式一结束, 代表们就纷纷表示:“一定要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 认真思考问题, 积极参加讨论”, “一定要进一步揭批‘四人帮’, 认真分析新情况, 努力搞清楚一些理论问题”。[3]此次会议根据与会代表的书面发言和口头发言, 共形成简报31期。本文以这些简报为依据, 对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内容和意义做出一些探讨, 以期推进对改革开放初期理论工作拨乱反正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思想解放

　　从1978年5月开始, 全国思想理论界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推动了党内的思想解放, 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上, 与会代表纷纷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思想解放问题发表了看法。

　　第一, 讨论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第二组的代表批评了“两个凡是”方针, 明确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他说:“两个凡是”的提法“同‘句句是真理’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它把凡经毛主席划过圈的、点过头的、同意过的, 都无条件地看成绝对正确的, 是无须经过实践检验勿容置疑的绝对真理”, “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办, 这正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原则”。[4]也有不少代表认为:“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促进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 就是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 打破了这一精神枷锁”;还认为应全面地评价毛泽东, 除了看到伟大功绩外, “也必须正视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 否则就无法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这个禁区突破了, 才能真正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5]

　　此次务虚会也是推动理论工作者思想解放的重要一步。正如有的代表坦言:“参加这次会之前, 是想带着耳朵来听听, 带着本本来记记, 回去把上边的精神传达传达, 不想发言;现在看清了检验真理标准的争论, 不但关系到思想路线问题, 而且关系到政治路线问题, 因此, 必须积极投身这一斗争, 解放思想, 打破一切禁区, 勇于探索真理。”[5]

　　第二, 总结了思想僵化的原因。第四组的代表提出:“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的原因既包括林彪、江青一伙“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搞愚民政策”, 也有“理论宣传工作者本身在世界观、思想意识或思想方法方面的问题”。[6]第二组的代表一致认为要看到深刻的历史原因, 即“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7]

　　第三, 提出了解放思想的方案。第四组的代表提出关键在于领导层, “要解放思想, 领导方面要从各方面创造条件, 理论工作者自身也要努力。当前领导首先要解放思想恐怕是个关键”;“领导要深入实际, 不要光靠听汇报决策”[6]。第四组的代表还提出三点建议:“法律上应该明文规定取消言论罪、思想罪”;“改变以往批判的方式……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反批评的方式”;“改变过去那种保密做法”。[8]

　　与会代表认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 一致强调只有首先解放了思想, 才能彻底摆脱“文化大革命” (以下简称“文革”) 极“左”路线的束缚, 从而开创契合实际的改革路线。

　　二、探讨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不断进行探索的问题。在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上, 与会代表继续对这个问题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一, 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划分标准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经历过挫折和失误,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不足。在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上, 代表们对社会主义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代表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 例如, 南开大学的代表提出:“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 是有其特定的涵义, 有其质的规定性。这就是说, 社会主义应有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它不是自封的, 也不能随意被否定。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说明, 什么是社会主义, 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 划清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9]又如, 有的代表提出了划分修正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客观标准问题:“过去说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 现在又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 修正主义有没有客观标准”;“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们这些年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是不是社会主义, 柬埔寨、阿尔巴尼亚、越南、苏联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客观标准是什么”。[10]再如, 南开大学的代表则谈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问题:“社会主义是科学, 它的正确性和优越性只有用实践来证明”, “应该向人们澄清,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他的优越性和正确性应该表现在哪些方面”;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尚处在“初创阶段”的观点, “从人类都进入共产主义这个角度看, 社会主义还在它的幼年时期, 无论从中国与外国看, 还都处于探索阶段, 离它的青年和成年期, 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社会主义既然还在初创阶段, 就要允许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广泛的探讨与研究”。[11]会上提出的这些问题对于深入认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对理论界发起和推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讨论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 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第二组的代表认为,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存在两个方面的矛盾:“一方面要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另一方面又要解决贫穷落后与繁荣富强的矛盾”, “这两方面的矛盾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因而其主要矛盾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12]还有的代表提出要清除政治制度中的封建主义因素, “我们的政治制度究竟有多少是社会主义的, 有多少是封建主义的?我们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改革任务还比较大”, 有时候“把不是主要矛盾当作主要的矛盾”。[11]新中国成立30年的历史表明, 在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时, 往往没有处理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 尤其是封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因而造成反对封建主义不足。

　　第三, 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首先,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的存在情况及其变化特征。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秘书组曾对代表们的发言内容做了总结, 认为发言所涵盖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究竟应该怎样估计”、“‘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提法和‘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在逻辑上有什么不同”、“列宁‘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消灭阶级’怎样理解?有的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 有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是消灭阶级”等。[10]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阶级成分、阶级斗争的形式与内容都会发生改变, 关键在于分清形势的变化及制定科学的对策。其次, 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危害和原因问题。第四组的代表总结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危害:“从阶级斗争的内容和运用的政治运动的形式, 都有严重的‘左’倾错误, 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包括“扩大了打击面”、“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损害了团结”、“削弱了经济建设”、“助长了唯心主义泛滥”。[13]还有代表总结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第一组的代表认为: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外”, 还有“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正确估计”等。[14]来自河东区机关的代表也认为:“同我们对于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主观唯心论的估量有关”[15]。第五组的代表则认为:“究其原因, 是多方面的”, 如“不正确地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在划分阶级的标准上, 离开了马列主义主要从经济上划分阶级的思想, 实际上实行了以政治思想做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个人迷信盛行, 听不得不同意见, 使错误难以及时纠正”。[16]最后, 代表们提出了一些建议。来自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结合30年来的审判工作谈道:“第一, 刑事案件趋于减少, 反革命案件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也趋于减少。第二, 犯罪分子中, 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分子所占的比重趋于减少”, “青少年犯罪问题逐渐突出起来”;他建议:“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应当重视”, “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 要真正地吃透两头:一头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一头是社会实际情况”。[17]来自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代表则总结认为:“除了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外, 完全、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8]

　　在此次务虚会上, 代表们反思历史, 吸取教训, 对社会主义的诸多方面问题进行了再认识, 这为后来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当然, 吸取教训并非走入另一个极端, 即以后不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 或不再以阶级作为分析方法。正如来自南开大学的代表提醒道:“忽视阶级斗争的倾向与观点是不正确的”, “阶级矛盾还必须抓……我认为, 应该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规律上分析阶级斗争”。[11]

　　三、分析党内路线斗争的是非与教训

　　“文革”结束后, 思想理论界对党内路线斗争问题进行了反思。1977年底, 中共中央党校组织撰写了《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1978年初又对文稿做了完善。4月, 中共中央党校组织800余名学员对该文进行了学习和讨论。[19]该文虽然仍带有“左”的痕迹, 但总的来说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进行了反思。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期间, 党内路线斗争成为一个热门议题。在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上, 不少代表对路线斗争问题发表了看法。

　　第一, 分析了党内的几次路线斗争。来自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的代表认为:“一九五七年以后, 党的思想路线发生了某些偏差”, 包括:“对一九五七年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唯心主义的估量, 夸大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程度和规模”,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党内滋长了一股骄傲情绪, 头脑开始发热, 对生产的指导发生了唯心主义的偏向”, “对党内的修正主义倾向估计得过于严重, 不符合党内的实际状况”, “贬低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20]第四组的代表建议从理论上做出分析:“二十年来有几次错误路线的破坏”, 要对这些路线“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包括二十年来错误路线的性质、产生和得以推行的原因 (包括经济、历史、政治、制度等方面原因) 、纠正这条路线必须采取的措施 (包括民主和法制的确立、干部制度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等) ”, 因为“只有在理论上逐步说明, 人们的思想才会逐步得到澄清”。[21]第四组的其他代表也强调要加强分析与总结:“路线正确与否, 非常重要”, 近30年实践的经验已经能够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重大路线是非, 看出路线斗争中的一些严重问题对我们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危害。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一下历史的经验教训, 作为今后的借鉴”。[22]

　　第二, 分析了在路线斗争问题上犯错误的根源和教训。第一组的代表认为根源在于“左倾机会主义”, 封建性是其主要特征。[23]第四组的代表则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毛泽东同志的‘左’倾路线更理论化、系统化、扩大化”, “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远远超出了路线斗争的范围”。[21]同组代表们一致总结提出:应该从理论、思想、制度、历史经验等多个层面汲取深刻的教训, 避免历史悲剧重演。[22]

　　党内思想有一定分歧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我们既要善于区分路线与思想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分歧, 还要善于区分思想分歧的类型与程度, 并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应对这些分歧。

　　四、建议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革命战争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建立了民主集中制, 较好地解决了党内民主与集中统一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 这一制度推广至全国,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得到了发扬, 但民主与法制的保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一, 在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上, 与会代表讨论了为什么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问题。第一组的代表从“文革”的教训中得出结论:“文革”中“许多混乱现象的发生, 许多冤案、假案、错案的造成, 以至林彪、‘四人帮’横行一时, 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党内民主遭到了践踏”。[24]第三组的代表提出:“社会主义民主, 直接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没有社会主义民主, 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因此要“加强法制, 保卫民主”;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法制, 同人民民主是紧密相联的, 是为人民所制定, 并用来保护人民利益和民主权利的”, “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 广大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实际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25]

　　第二, 与会代表讨论了怎样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问题。第一组的代表们认为:“民主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如何对待领袖的问题”, 对领袖的宣传是必要的, 但要防止其达到封建迷信的地步。[24]有的代表提出要扩大人民民主, 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管理之权”[10];有的代表认为:“我们的干部制度大有改进的必要”[11];还有代表建议重视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 认为这是民主与法制的“大敌”, “危害极大”[10]。在此次会议上, 不少代表提出要切实践行群众路线, 加强党内民主、人民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法制, 这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具有积极意义。

　　除了以上议题之外, 代表们还讨论了其他问题, 主要包括:一是一些概念和口号问题, 如“修正主义”、“走资派”、“不断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抓革命, 促生产”、“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政治是大事, 其他都是小事”等。二是理论宣传工作的一些教训, 如一些高校教师认为, 高校政治课、党史课“只许按上级的口径宣传, 那干脆就放录音好了”;也有代表对中共天津市委的理论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对外宣传要有一定口径, 但做为理论研究、教学等, 应允许不同观点存在, 允许发表不同意见”, 因此“要用符合理论宣传工作客观规律的办法领导理论宣传工作, 决不能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 强制进行”;还有代表提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林彪、‘四人帮’的框子框死了”, 如果思想继续僵化, 那么“我们的理论工作能不能前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发展?”[26]这些意见都得到中共天津市委的高度重视, 正如市委宣传部的侯副部长说道:“同志们对天津市的理论工作提出了不少批评和建议, 说明大家对我市理论工作是积极支持和关心的。对此, 我们表示感谢, 并将在今后工作中, 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努力改进我们的工作”[27]。

　　五、关于会议的评价与启示

　　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有力地推进了拨乱反正工作。在闭幕式上,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要求:“散会后, 希望大家对提出来的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各单位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召开这样的理论务虚会。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生动活泼”。[27]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影响和推动下, 天津市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思想逐步解放, 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逐步恢复, 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逐步改进。

　　在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上, 有的代表建议:“这样的理论讨论, 应推广到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去, 以便拨乱反正”, 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5]继北京和天津之后, 山东、上海、福建、广东、辽宁、湖南、江苏、青海、云南、贵州等地都召开了理论工作或意识形态工作的务虚会。

　　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得“既热烈紧张, 又生动活泼”[27], 大家敞开心扉, 畅所欲言, 对历史与现实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对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代表们认为会议“对于促进思想解放很有意义”, “对于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意义重大”, “有利于促进落实党的政策,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干‘四化’”;[5]“提出了一些急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27]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会议时间相对较短, 前期准备不尽充分;有些代表的发言过于简短, 缺乏全面地分析和总结;发言主题较为零散, 还有很多议题没有深入探讨;有些发言内容存在错误偏向, 如有的代表以“文革”的错误来否定新中国成立30年的成就。但是, 因为会议出现某些偏差便断定天津等地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会议, 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28]。总体而言, 尽管存在不足, 但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还是一次有成绩、有意义的会议。

　　针对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会内会外的各种错误思潮, 尤其是当时一度盛行的右倾思潮,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会议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讲话深刻阐明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 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全面阐发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相互关系以及坚持的极端必要性, 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详细阐述了今后思想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 强调要积极“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2] (pp.162～164) 邓小平的讲话意义重大, 既再次强调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 对尽快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做了进一步阐发;又在肯定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思想理论工作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 有效地遏制了错误思潮的泛滥。但我们也要看到, 与各种错误思潮做斗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我们应密切关注各种错误思潮的动态, 切实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加以抵制和回应。

　　参考文献

　　[1]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 《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1~70) 》,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0。

　　[2]《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158~184页。

　　[3] 《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正式开始》,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1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4] 《对两个“凡是”的一点看法》,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8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5] 《理论工作务虚会意义重大》,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21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6] 《谈谈理论战线打破思想僵化问题》,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2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7] 《造成迷信的原因是什么?》,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26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8] 《思想解放必须有保障》,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16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9] 《澄清思想理论是非要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7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10] 《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22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11] 《按科学与民主的原则干社会主义》,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29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12] 《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问题的一些看法》,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19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13] 《孟宪章同志在讨论中的发言》,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20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14] 《谈谈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3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15] 《再谈阶级斗争理论的几个问题》,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25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16] 《对我国阶级斗争问题的两点认识》,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6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17] 《从审判实践看阶级斗争理论》,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10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18] 《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几个问题》,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14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19]沈宝祥:《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百年潮》2005年第4期。

　　[20]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内唯心主义倾向的滋长》,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17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21] 《关于二十年来路线斗争的几个理论问题》,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18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22] 《对解放以来党内路线斗争的认识》,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24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23] 《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阶级内容和社会根源》,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30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24] 《第一组讨论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9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25] 《关于人民争取民主和保卫民主的问题》,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12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26] 《关于不断革命论和总结理论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11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27] 《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会议今天结束》, 《1979年召开的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31期, 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6。

　　[28]程中原、李正华、张金才:《1977~1982:实现转折, 打开新路》, 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329页。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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