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因此，“最为迫切的则是提高工人觉悟”，使之成为党开展城市工作可以充分依靠的力量。［1］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北京[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称北京。]被确定为新中国首都，成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一定位使得对工人的政治教育显得愈加重要。这不仅关系到党在北京市工作的成败，也具有全局性意义。早在1948年11月北平尚未解放之时，毛泽东就指出，“进北平要依靠工人阶级”。［2］北平解放初期，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指出：“工人是我们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的主力和最基本的依靠力量，他们的组织与觉悟程度如何乃是决定恢复与发展生产及城市其他建设工作成败的第一个关键。党必须在工人阶级中进行系统的组织与教育工作”。［3］此后，中共北京市委（以下简称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总工会（以下简称市总工会）“把工人政治教育工作做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4］目前，学界对这一工作缺乏专题研究。本文拟对这一工作进行初步考察，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形式、内容与成效，以求教于方家。

　　一、北京市开展工人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客观形势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北平工人的领导和教育已具有一定的基础，建立了一些工人运动机构，组织工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5］北平和平解放后，各级党组织、政府以及工会组织有序建立起来，为工人政治教育打下了组织基础。但是，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依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不利因素。

　　（一）工人思想状况复杂

　　为了解工人的思想状况，市总工会对自来水公司、电车公司修造厂、四○九汽车厂等工厂的132名工人进行了抽样调查。选取上述工厂开展调查是因为这些工厂的工人接受过启蒙政治教育，但工人成分比较复杂，如有加入过国民党的，有因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而从乡下逃来的农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6］调查结果显示：一是大部分工人的阶级意识较为薄弱。关于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完全了解”的约占10%，“片面了解的及有偏向”的约占75%，“糊涂错误”的约占15%；关于革命的对象，许多工人“答非所问”，有的甚至认为是“革中国人民的命”。［6］部分工人思想上“存在轻视劳动与雇佣观念”，认为人生不过是“上工下工”,“养家混饭而已”。［7］

　　二是部分工人对新政权性质认识不清。有的工人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好坏，解放不过是换了一个统治者”，有的认为“共产党在乡下分地，进城以后一定要分房子”。［6］思想“麻木不仁”的工人也占“很大一部分”，这些工人一般生活负担较重，“生活是他们唯一疑虑的问题”。［7］三是工人因年龄、性别差异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与新社会不相适应的落后思想状态。老年工人因受旧社会的影响很深，不易被教育、动员，其中，老年女工的觉悟程度要比男工低得多，有较重的封建思想，在工厂里多独来独往；中年工人因生活负担重，其觉悟程度与生活水准能否得到提高有很大的关系。［6］四是部分行业工人因工作性质原因带有一定的行业陋习，思想较为复杂。如浴堂业工人“自由性太大，正如他们自己说的‘我们这一行神人也弄不了’”；布业工人的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有点儿好高骛远，不虚心”；［8］做苦力的工人因工作不稳定，“很散漫，在社会上混的机会多，沾染很多流氓习气，文化水准特别低，因此阶级觉悟及其他各方面的认识比有组织的技术工人差得很远”。［6］

　　（二）部分资方人员限制工人接受政治教育

　　虽然市总工会与各区政府、工商业联合会合作，深入各街道、各行各业宣讲与劳资关系相关的政策，但部分资方人员对工人权利的限制仍较为严重，工人接受政治教育问题“一直未能很好的解决”。［9］如有的资方人员“借故解雇工人，打击工会积极分子，阻挠工人参加政治活动”；［10］有的资方人员在工人即将参加学习时不许其外出；有的等工人学习回来后故意要求工人“端茶倒水，摆凳拿烟，吓得工人不敢再去”。［8］虐待工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如1951年，理发、五金、缝纫、印刷等14个行业几个月时间内就发生了65起资方人员虐待工人、侵犯工人人身自由、阻挠工人参加工会组织等事件（案件），［11］特别严重的还“任意打骂”工人。［12］

　　（三）一些行业工人分布较为分散，难以集中进行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把工人组织起来集中进行政治教育是党和政府开展城市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3］北京市属于典型的消费城市，产业工人数量较少。据市总工会组织部统计，截至1951年5月，北京市有行业工人99244人；文教职工和工会职工25420人；产业工人100161人，其中私营企业的产业工人17230人。［9］商业、服务业、手工业、建筑业等行业技术水平较落后，大都规模小而分散，从业人员各方面素质参差不齐，［13］很难把十几个不同行业的工人集中在一起上课、学习。因此，不论在夜校还是补习学校，都存在工人流动性大、缺课严重的情况。如1950年6月，北京市第三区的夜校学员来自16个行业，缺课率达41%。［9］这给北京市组织工人开展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

　　此外，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还面临其他一些不利因素。一是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据1949年统计，“全市职工中8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小学程度占6%，初中程度的4%，高中以上的只是凤毛麟角”。［14］二是部分工人对政治学习不够积极。如第二区1949年暑期工人政治教育工作中，很多人开始时学习较为认真，但是遇到下雨或单位要开会讨论工资等情况时则缺课的人较多。［15］有时因为工人的生产时间与学习时间相冲突，导致工人不能参加学习。如“被服厂制作冬装时，好几个月没有时间学习”；人民印刷厂工人因为生产任务重，“只有3%参加学习”。［16］三是教员数量少、教学水平较低。“各种学习组织当中，教学水平一般还很低”［17］，至1953年全市专职政治教员只有46人。［18］四是存在工会组织分工不明确、对工人政治教育不够重视的现象。“某些工会组织不重视领导政治教育工作，不推动工会组织进行政治教育工作”，［19］“认为职工政治教育是党委的事，工会可以不管”。［20］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组织工人深入开展政治教育，就要着手应对工人思想状况复杂、分布分散和部分资方人员限制工人接受政治教育等不利因素，积极探索开展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方式。

　　二、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

　　在北京市委领导下，市总工会与政府、青年团等互相配合，落实北京市委提出“要抓紧一切机会，教育工人”的要求［7］，采取多种方式对工人开展政治教育。

　　（一）形成以党委统一领导、工会主要负责、与政府和青年团配合的工作机制

　　在工人政治教育工作开始时，北京市初步形成了以工会为主、党政工团部门相互配合的局面。公营或较大的私营企业的工人政治教育由各企业的工会宣教部负责，“其中一部分工厂在厂内由党政工团组织学委会或工人教育委员会，产业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的工会干部贯彻决议，指导工作”。小的私营企业工人、手工业店员及搬运工人的政治教育“大部分由区工会办事处主办”，个别区（如第十区）“由党政工团组织学委领导”政治教育工作。［15］

　　1951年，为进一步巩固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市总工会与各级党政部门共同确立了由党委统一领导、工会主要负责、与政府和青年团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具体要求是：第一，以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 1950年12月20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教育部公布了《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邀集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及其他有关机关、团体的代表组成之”。“各大行政区、省、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由各该级人民政府教育部门会同各该地方工会组织，邀集政府劳动部门、政府企业管理部门及主要产业工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民主妇女联合会等有关机关、团体的代表组成之”。“市属区或县有必要时得组织区或县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由区或县人民政府、工会、文化馆及其他有关机关、团体的代表组成之”。“在厂、矿、企业内,其职工业余教育工作由各该厂、矿、企业的工会领导。如遇重大问题,可提交工厂管理委员会、劳资协商会议或邀集有关方面举行联席会议讨论解决之。如有必要在厂矿企业内组织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时，则由工会负责，邀集行政或资方、青年团、技术人员、职工业余教育之干部、教员、学员代表等组成之”。参见梁玥主编：《行政组织法典汇编（1949~1965）》，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页。]为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机构。政治教育中的重大问题由工会和政府共同提出意见，交予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讨论并通过。执行机构为工会，政府予以协助。第二，各厂矿企业单位已有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的，政治教育即统一由该委员会领导，否则由党委统一领导，但均归工会负责，依靠车间组织贯彻。第三，各区在区党委领导下，以区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为领导机构。第四，设置专职政治教育干部。参加学习人数在500~1000余人的基层组织和100~500人的单位，应设置专职干部负责政治教育的经常性事务。第五，加强领导与合作。工会和政府组成一个职工教育工作队，暂定12人。［21］由此，工人政治教育工作成效得以巩固。如西直门车站原来领导不重视，工人业余学校教学曾停办了4次，在工会的努力沟通下，工人业余学校受到重视，“成为好的典型”。［22］

　　（二）组织工作与政治教育工作相结合

　　北京市对工人开展政治教育，“把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相结合”，［23］增强了政治教育的可操作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地照顾到了工人的需求，解决了很多困难。组织工作与政治教育工作相结合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举办脱产的干部训练班和职工训练班。此举是为各企业培养积极分子，使之成为生产与工会工作的骨干。二是举办集中的业余学校。一般是面向公营企业或较大的私营企业的非脱产工人，由工会宣教部组织和领导。［20］业余学校可分为大厂矿企业或机关团体一个单位举办的、邻近几个厂矿企业或机关团体联合举办的、各级学校或文化馆附设的几种类型。［24］三是按地区、行业组织成人夜校。这类夜校面向小型私营企业工人、手工业店员及搬运工人，“大部由区工会办事处主办，个别地区由党政工团组织学委领导”。［15］

　　在各工人业余学校和工厂办学中有班、小组两种组织形式，主要面向公营企业和较大的私营企业。［15］班的形式有效解决了工人政治觉悟程度和文化水平不一的问题。为了照顾群众的需求和接受能力，最初的工人业余学校政治教育存在四种编班形式：“党群分开上课，分开讨论”；“党群混合上课，分开讨论”；“党群不分（少数）”；“职干与工人一起上课，分开讨论”。为了进一步解决工人文化程度、政治水平不一的问题，市总工会提出“基本上按大致的文化程度编班”，而“政治水平与要求不同，亦须分班上课”，“群众中一般行政人员与党政工团的干部，最好与工人分开”。［21］小组的形式可以解决工人分散、教员不足的问题。首先，小组可以在工厂中建立，大部分工厂按生产单位分组，也有少数工厂按文化程度分组。［15］这样便于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例如石景山钢铁厂“不但一个组和一个班的工人相互了解，班长和组长也容易了解大家的具体要求，动员、督促、检查很方便”。［15］其次，可采取“以工教工”、“以教就学”的“小先生”制。“小先生多为业校中的学习积极分子”。“小先生与学员生活在一起，能把工人思想、生活情况结合讲解”，可以开展“现厂教学，须选择距业校（即业余学校——笔者注）远而人数又集中的单位”，这样工人“偶有缺课，亦能补上”，“又能随时温习”。［9］因此，当时行业工人以小组形式为主，工人业余学校形式为辅，产业工人则反之。［17］

　　（三）政治教育与政治运动相结合

　　北京市在积极动员工人参与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五反”等运动的过程中，注重结合运动开展工人政治教育，形成了有效合力。

　　政治教育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相结合 北平解放初期，市总工会筹委会就派工作组进入工厂“发动工人，保卫工厂，肃清反革命分子，协助接管，恢复生产，教育工人，提高工人觉悟”。［25］1949年4月25日，北平电车存车厂被特务分子纵火破坏，中共北平市委当即要求“在市民中扩大反特务的政治宣传，并藉以提高公营企业工人之阶级觉悟”。可见，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与对工人尤其是公营企业工人的政治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镇压反革命运动过程中，北京市委提出要充分利用报纸、写信、控诉、访问以及工人代表会等各种方式广泛宣传，“教育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26］还动员工人保护工厂、参与惩办反革命分子，提出“把罪大恶极为群众所痛恨的典型案犯”送到工厂，“由群众讨论如何处理”。［27］

　　政治教育与抗美援朝运动相结合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时，市总工会副主席、北京市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萧明指出：“工人队伍在这个运动中应该起积极作用。”［28］北京市开展工人政治教育的动员方式有：一是大力做好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工作。在不妨碍生产的情况下，根据具体情况，动员各方面力量通过报纸、杂志、壁报、绘画、戏剧等各种形式，“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进行宣传”。二是各方参与组织动员。如市总工会、市妇联等都积极参与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宣传。三是在工人内部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如保卫世界和平签名大会、控诉会、讨论会、座谈会等。［28］1951年4~5月，北京市委加大了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力度。首先，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大力普及爱国主义教育，继续开展生产竞赛运动，“基本上消灭了工作上的空白点”。各行业的工人受到教育的达到85%，“家属集中居住地区的空白点”亦已基本消灭，达到普遍深入开展政治教育的目标。其次，形成广泛的宣传网，宣传工作与生产工作同时进行。以党的报告员、宣传员为骨干，普遍建立党的宣传网，形成一个广大的群众性的抗美援朝宣传队伍。当时，10个产业系统就组织了95个工人宣传队，共有2000多人。此外，在宣传中还普遍建立了读报组，并注重将时事宣传与生产宣传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7］（pp.127~129）

　　政治教育与诉苦相结合 在各项运动中，诉苦是“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主要环节”［29］，各级工会组织非常注重采用这一方式教育工人。1951年，首次全国工会文教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制定了开展工人政治教育的计划和办法，提出：“在没有进行过控诉、回忆或过去控诉得不好的厂矿，特别是在中小城市、中小工厂以及有很多店员和手工业工人居住的区域，工会应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工人进行控诉，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使工人群众分清敌我界线”。［30］诉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工人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北京市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时，常在工人分组讨论时召开诉苦会。如1949年市委第3期干部训练班在讲授社会发展史时，密切结合工人过去的痛苦经历，在学习讨论中，学员“诉到痛处大家落泪，诉到恨处大家气愤流露了高度的阶级同情心”。［7］第5期干部训练班于4月27日“开始了全校诉苦运动”。［29］鉴于这一方式效果显著，北京市注重把诉苦与政治教育等工作结合起来。如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市委对工人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时，采取报告会、座谈会、漫画、话剧、回忆和控诉等多种形式，“其中回忆和控诉收效最大，采用的也最普遍”。［27］（p.130）

　　政治教育与“五反”运动相结合 “五反”运动前，北京市许多私营商店店员及小工厂、小作坊的工人“阶级意识模糊”，弄不清“谁养活谁”的问题，有的工人甚至受到资本家打骂也不敢反抗，且大部分人不愿意参加工会和政治活动，参加工会的只占全体工人、店员的40%左右。［31］因此，北京市委决定利用“五反”运动，对工人开展一场广泛深入的政治教育。除了发动工人检举不法资本家外，各区还分别举办工人、店员和高级职员的训练班或学习班，召开代表会、座谈会和积极分子会，结合实际斗争情况开展政治教育、阶级教育和工会组织的教育。［31］（pp.151~153）

　　（四）政治教育与发展生产、文化学习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工人除了要接受系统的政治教育，还需要承担较重的日常生产任务和开展经常性的文化学习，三者难免产生冲突。如部分工人因生产任务重，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政治学习。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为了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北京市各厂矿、区业余学校工人的文化课均停课1~3周，导致“工人的文化学习受到影响”。［22］为此，北京市采取措施把工人的政治教育与文化学习、发展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各项工作均得以顺利开展。

　　以发展生产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工作紧紧围绕生产进行。1950年2月，彭真在北京市党代表大会上指出，“恢复与发展生产”是北京市的中心任务，“一切要为生产服务”。［32］工会的组织工作也是“在团结组织与教育全体工人，提高工人觉悟，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总方针下进行”。［25］如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市总工会将工人的生产竞赛与签订爱国公约密切结合，转化为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更推动了“政治学习和技术学习”的进步。［5］（p.393）此外，北京市委要求公营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凡是开展生产竞赛的私营企业工人应选派代表参加工厂管理。［33］通过上述举措，一方面政治教育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生产的发展又提高了北京市工人的政治觉悟。

　　以文化学习推动政治教育 北京市在对工人开展政治教育过程中，一直是注重采取文化学习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推进的。1949年，“市总工会宣教部对北京工人的教育方针，是普及，在普及基础上提高。课程内容：一直以政治为主，文化为辅”。［15］到1950年，北京市工人中已经进行了相应的政治教育，因此开始转变为以文化教育为主，并以识字教育为重点，但强调不能“离开了政治学习去孤立地进行文化学习和技术学习”，“必须使两者密切结合起来，同时必须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34］要“在不影响文化课程进度的原则下，须注意适当结合。进行经常性的、较有系统的时事政治教育”；［17］“文化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必须充分地表达和联系职工的实际生活和当前的政治斗争任务”。［24］因此，教员注意将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效果。如北京市电业局给职工上语文课时，把反封建会道门“一贯道”的意义结合起来讲解，有5个工人主动退出了“一贯道”。［22］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对工人的政治教育通过与各项重要工作相互配合，克服了不利因素，形成了有效合力，保证了政治教育广泛深入地展开。

　　三、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根据形势的发展、工作的需要和工人的思想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系统明确的政治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以唯物史观为主的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

　　（一）以唯物史观为主的阶级教育

　　北京市对工人的阶级教育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为中心的理论教育。为了快速开展工人政治教育工作，北京市先对工人开展启蒙政治教育，“主要目的是贯彻党的基本政策的教育”，主要内容有党的城市工作政策、“八项和平条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毛泽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时事等。［15］1949年7~10月，全市工人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逐步转为“建立劳动观点，唯物观点”，内容统一为“劳动创造世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论人民民主专政》等。［15］北京市还专门举办针对较大公营企业脱产职工的干部训练班，目的是培养各厂骨干职工和积极分子，其教育内容较为系统、全面。如1950年，北京市委在制定针对脱产职工的干部训练班的教育方针时，提出教育内容为“以唯物史观为中心，其中又以‘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配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政治形势、国际主义，党史、党纲、党章等主题，以劳动创造世界这一最基本的理论思想教育作为改造思想，确立革命人生观的武器为主要方针与目的”。［7］同年，北京市生产情况已趋于正常，对已经接受过政治教育的工人则以文化教育为主、政治教育为辅，同时“进行经常性的、较有系统的时事政治教育”。［15］1951年，市总工会文教部制定了系统的政治教育内容以进一步巩固对工人的政治教育，教材统一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内容以唯物史观教育为主，“时事政策、工会法”等为辅。［21］同年，北京市开始对公营及部分私营厂矿企业工人开展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教育，目的是让工人了解公营企业的性质和工人阶级的前途与地位，树立起主人翁意识，以激发其劳动积极性和遵守劳动纪律的自觉性。

　　因生产趋于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北京市工人人数不断增加，但是部分新工人未经过系统的政治教育，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较为严重。如部分来自私营企业、出身农民或小生产者的工人，“受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或者本身就存在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与农民思想”，对工人阶级的前途、地位、责任和公营企业性质缺乏应有的认识，没有树立起主人翁的意识。如来自农村的工人感觉“汽笛指挥是别扭”，“各种制度是啰嗦”；有的经常到医务所“泡病假”，却去逛天桥、游泳。［35］针对这种情况，对工人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教育就成了基层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20］1953年5月，北京市公营厂矿企业普遍结合传达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工人进行了劳动纪律教育。此后，工人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新工人，要求不论文化高低，条件允许的一律参加政治启蒙教育，教育内容为“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教育时间3个月至半年，“必要时课本可适当减缩”。［36］到1953年底，北京市公营企业参加学习的人数达65158人。私营企业工人也于1952年6月起开始进行“搞好生产，整顿劳动纪律”教育，有47%的私营企业工人受到了教育。［19］

　　（二）国际主义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

　　为“消除工人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北京市还对工人进行了国际主义教育。1949年9月，为迎接11月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亚澳职工代表会议，市总工会把宣教工作的中心放在广泛对工人开展国际主义教育上。市总工会筹委会编写了“工人迫切需要的”教材，如《苏联介绍》共印3.8万份，《亚洲澳洲各主要国家介绍》共印3万份等。据各工厂、各行业工人夜校、学习班的学员反映，《苏联介绍》内容深、名词多，但关于苏联现在社会状况的材料少，因此，市总工会决定将其改编为通俗简明的课本。［37］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市总工会文教部继续对工人开展广泛的国际主义教育，教育内容为市总工会组织编写的《天下工人是一家》，内容有“苏联介绍”、“西澳各国介绍”、“世界工联介绍”、“世界两大阵营”、“世界各国共产党”等。［15］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北京市深入广泛地对工人进行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当时，部分工人存在着崇美、恐美心理。如部分公营企业技术工人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我承认。但是我认为美国的机器就不错”；［38］部分私营企业工人不关心、不支持中国出兵朝鲜，认为是“别人”的事，还害怕美国有原子弹。［39］为此，彭真指出，抗美援朝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要使同胞们认清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反对美帝侵略，消灭一部分市民中所存在的亲美、崇美和恐美的思想和心理，普遍加深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和蔑视”。［40］1951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指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是全民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中国人民新的思想觉醒运动”，对包括工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必须继续进行时事政治宣传”，“必须把握时局的新的发展，与中国人民利益有关的重大事件，以及政府机关和人民团体的重要的反帝爱国措施，及时地提出新的有力的宣传口号，来动员和教育人民群众”，“必须根据群众的切身经验，并结合群众的实际利益，来进行宣传动员工作”，以提高其思想觉悟水平。［41］各工厂的党团、工会组织结合各大学的宣传队对工人进行了时事教育。如人民印刷厂职工把美国侵华史画成60余幅漫画，用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动员；北京大学学生在华北农业机械总厂和一些技术人员进行座谈，“承认有些美国机器就是不坏，但是，这些机器是谁制造的呢？不是美国的大老板而是美国的工人。可是美国工人制造了这么多精良的机器后怎样呢？他们却遭受着失业、饥饿的痛苦”。许多技术人员在这种讨论帮助下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38］

　　（三）以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为重点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

　　这一时期，北京市对工人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主要是突出与工人相关的政策，并结合国家的形势和任务开展工作。［39］（p.137）这种教育分常年性和临时性的两种。常年性政策教育主要包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工农联盟等内容，临时性政策教育则以结合时政和各项重要工作为主要内容。如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颁布后，市总工会组织工人学习了相关法律；1951年，工会组织工人学习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的相关文件；1953年，北京市开展大规模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同时发动工人学习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相关文件；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市总工会又组织职工讨论和学习了宪法。［42］

　　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是政策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1953年10月，北京市开始对工人大规模地展开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43］其主要目的是使工人“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社会主义工业化，并认清工人阶级伟大而光荣的责任”，“明确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正确认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工人阶级的领导责任和模范作用”。［13］这一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是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什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怎样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怎么样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及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人阶级有什么关系，在实现国家总路线中工人阶级的责任”。［44］

　　鉴于私营企业的工人大多出身农民，思想有些“狭隘保守”，加之初期的宣传教育工作“跟不上形势的要求”，政治教育效果并不明显。［13］为此，市总工会有准备、有步骤地推进工人政策教育工作，先对大型工厂工人中的“党团员和组织员以上干部进行教育”，再“逐步对行业工人进行全面的教育”，并进一步制定了相应的讲课内容。课程内容主要有：“什么是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讲解两次）”；“为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为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讲解两次）”；“私营企业职工怎样为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讲解两次）”。［13］但是，由于“私营企业中公私、劳资、工人和国家关系错综复杂，不易辨认”，在“被排挤的行业和生产、营业不正常的厂、店中”，一部分工人对社会主义改造仍有“怀疑、不满和抵触情绪”，尚可维持营业的部分厂、店工人也对自己的责任认识模糊，对福利和工资等“斤斤计较”。对此，市总工会把传达文件精神作为“结合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措施”，除一般时事与政治内容外，不只是传达上级的指示，还“根据本区、本单位群众思想情况出题目”，增强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参与积极性。［45］

　　四、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城市的重要工作是要组织和教育工人，“使之成为真正的社会领导阶级”。在提高工人觉悟的基础上，发挥其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成为“恢复与发展生产，建设城市，实现城市对乡村领导的基本保证”［1］。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对工人开展的政治教育工作，其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有了正确认识和高度认同

　　在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认识方面，在政治教育之前，“许多农民出身的人认为党是农民的党，极贫困的工人认为是穷人的党”。经过教育后，工人“对党的性质有了正确的认识”。如石景山钢铁厂工人经过学习后，明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政治教育之前工人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想要什么有什么”，“劳不劳动都可以”。经过教育后，工人们明确了“共产主义社会是集体劳动，集体享受”，［46］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热爱和崇敬之情。如工人王德说：“我是死过几死的人了……毛主席救了我，我们不要忘掉啊！”，“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工人阶级已作了国家的主人”。［29］再如1949年市委举办的第3期干部训练班，在学习过程中工人群众普遍要求入党，党员人数占学员人数的比例由开学时的25%增至结束时的62%。［47］工人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的提高，使他们对党和人民政权有了正确认识与高度认同。

　　（二）工人凝聚力不断增强

　　政治教育使工人的觉悟不断提高，加入工会组织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公营企业方面，1949年4月，全市14个公营企业有9667人参加了学习小组，11个单位开办了31期训练班，5891人受到短期培训。通过培训工人们的政治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各公营企业在4月底相继成立了工会组织，80%以上工人加入了工会。［48］私营企业方面，经过“五反”运动“大大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全市私营企业中的工会会员由11万人增加到143896人，占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由56%提高到73.3%”。［5］（p.387）可见，政治教育是北京市成功地把工人组织动员起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提高了工人生产积极性，较好地完成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中心任务

　　由于政治教育得当，工人的思想觉悟得到提高，他们积极投入生产，大大推动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北京市工人中涌现出许多生产积极分子，如石景山发电厂的刘德珍、门头沟煤矿采煤工人李书和、石景山钢铁厂修理部电焊工李金泉等都在各自的生产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5］（p.8）工人们还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许多先进生产者担任了工厂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有的甚至担任了厂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北京市公营企业“基本建设的投资达8987万元”，私营企业“到1951年底就已达6369户，比1949年增长53.4%，年产值2.8亿元，比1949年增长3.6倍”。［27］（p.2）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在工人中开展政治教育关系密切。

　　（四）北京市各项工作均得到了工人的积极支持

　　经过政治教育后，工人对参与、支持、配合北京市各项重要工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如工人积极配合、支持劳资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私营工商业工人因过去多少年来遭受残酷的封建压迫，“对于团结资方搞好生产，难免有点抵触”，但是，“经过工会教育说服也就想通了，有的工人自动降低待遇，有的减低工资，有的采取轮流回家的办法以减少资方开支，甚至有的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协助资方克服资金周转的困难，也有的宁愿牺牲自己的职业自请退职而维持资方的营业”。［12］抗美援朝等运动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等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都得到了工人的大力支持与配合。经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后，工人们“感到极大的鼓舞和兴奋”，表示“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社会主义早日到来”。大多数公营企业工人“热烈讨论怎样为社会主义劳动更好”，“怎样争取社会主义的早日到来”。“私营商店工人普遍欢迎公私合营，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应监督资本家好好经营”。［49］这些思想认识转化成为工人们建设新中国的工作动力，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实效。究其原因，一是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工人的政治教育，并把其作为一项贯穿全局的重要工作。二是得益于对工人内部状况有深入的了解，正确看待产业工人与行业工人、公营企业工人与私营企业工人的差异性，采取了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举措。三是把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策略与其他各项重要工作结合起来，形成了政治教育与各方面工作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形成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坚持理论教育与工人的实际生产相结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工人的主体地位和领导地位相结合；注重自上而下部署与发挥工人的自主性相结合；坚持以课堂、书面教育为主与教育形式的多样化相结合。“鉴古知今，学史明智”［50］。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工人政治教育工作的宝贵经验对于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引文献］

　　［1］《加强对工人的政治教育》，《人民日报》1949年3月31日。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3］彭真：《恢复与发展生产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1949年4月16日）》，《北京档案史料》2011年第2期。

　　［4］《各地党委、工会开始布置进行工人政治教育》，《人民日报》1951年9月6日。

　　［5］《北京志·人民团体卷·工人组织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6］北京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宣教部：《本部关于工人思想调查分析报告及宣教活动统计表》，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267。

　　［7］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入城后对工人教育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3月）》，北京市档案馆：001-012-00053。

　　［8］北京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宣教部：《北京市第二区暑期工人教育工作总结（1950年）》，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268。

　　［9］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行业工人教育工作初步总结（初稿 1950年）》，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334。

　　［10］北京市总工会：《专题报告（1951年）》，北京市档案馆：110-001-00135。

　　［11］北京市总工会：《关于制止资方虐打工徒事件的宣传参考资料（1951年）》，北京市档案馆：110-001-00135。

　　［12］《本局、市总工会、市法院和各区关于资方虐待学徒的调查材料（1951年）》，北京市档案馆：110-001-00135。

　　［13］北京市前门区工会：《关于私营企业宣传教育工作年度总结及总路线教育、工农联盟教育、宣传宪法、推销公债、贯彻面粉计划供应、普选工作及职工思想情况调查等专题报告》，北京市档案馆：026-001-00009。

　　［14］许家印：《解放初期北京市总工会职工业余教育工作纪事》，《北京市总工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15］北京市总工会宣教部：《本部关于工人教育和通讯工作总结（1949年至1950年2月）》，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268。

　　［16］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北京市工人教育概况（1949年11月）》，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268。

　　［17］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关于1951年本市职工业余教育的几个问题（在职工业余教育干部会议上报告内容 1950年12月22日）》，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268。

　　［18］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关于提拔工人政治教育专员的意见（1953年）》，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413。

　　［19］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一九五三年政治教育工作总结（1953年12月10日）》，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413。

　　［20］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市总直属国营及地方国营厂、矿、企业中职工政治教育工作的几个主要问题（1953年）》，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413。

　　［21］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北京市职工系统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案》，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334。

　　［22］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北京市职工业余教育工作总结（1951年3月20日）》，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334。

　　［23］北京市总工会宣教部：《北京市工人教育1949年全年总结（1950年1月10日）》，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268。

　　［24］《一年来的职工业余教育》，《人民日报》1951年2月21日。

　　［25］《萧明关于北京市总工会筹委会过去一年来的工作总结报告摘要》，《人民日报》1950年2月4日。

　　［26］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解放》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645~646页。

　　［27］北京市档案馆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28］《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 京市运动周今天开始 市总工会及市妇联昨召开动员大会 文联及各工厂中积极展开宣传活动》，《人民日报》1950年7月19日。

　　［29］《工人热爱毛主席 记中共北京市委干训班工人教育的一斑》，《人民日报》1950年5月3日。

　　［30］《首次全国工会文教工作会议闭幕 确定一九五一年职工政治教育等工作的计划和办法》，《人民日报》1951年5月3日。

　　［31］《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2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52页。

　　［32］《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0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62、73页。

　　［33］《彭真代表工会委员讲话：工会当前中心任务是恢复与发展生产 工人要派代表参加工厂管理》，《人民日报》1950年2月7日。

　　［34］《认真进行对工人群众的系统政治教育》，《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日。

　　［35］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对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职工政治教育方针的意见（1953年7月20日）》，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413。

　　［36］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关于政治、文化、技术教育的全年总结（1953年）》，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413。

　　［37］《京市九月份工会工作——北京市总工会筹委会》，《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3日。

　　［38］《京市公私营工厂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0日。

　　［39］贺宝玉：《共和国之初北京市私营企业工会研究（1949~195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页。

　　［40］《京市协商委员会召集各区代表 彭真报告时局与任务 指出目前抗美援朝运动主要任务是深入思想教育》，《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8日。

　　［41］《必须继续进行时事政治宣传》，《人民日报》1951年2月4日。

　　［42］陶小康：《北京工人运动四十年》，北京市总工会工人运动研究会编：《北京市总工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43］《北京市大规模宣传国家总路线 干部职工近廿万人已听了报告极为振奋》，《人民日报》1953年11月15日。

　　［44］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对国营工矿企业工人进行总路线教育的计划（1953年12月9日）》，北京市档案馆：001-012-00143。

　　［45］北京市总工会宣教部：《解放以来北京市工会组织对私营企业职工进行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的意见（1954年12月8日）》，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446。

　　［46］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北京市职工政治教育情况（1951年10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101-001-00334。

　　［47］《京市工人教育概况》，《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5日。

　　［48］《平总工会、教育局注意政治教育 职工阶级觉悟提高 公营企业职工十分之八加入工会》，《人民日报》1949年6月5日。

　　［49］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的反应和宣传工作中的问题（1953年11月20日）》，北京市档案馆：001-012-00143。

　　［50］《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作者简介］周云，历史学博士，教授，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510641；覃江龙，硕士研究生，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510641。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

　　［责任编辑：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