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共中央受国内外客观局势影响，为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找到一条“反修防修”的道路而发动的。“社教”运动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此外，有的学者还追根溯源，分析“社教”运动与50年代后半期一些地方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关系，并将其与三年困难时期相联系，认为发动这一运动与毛泽东对造成困难原因的思考有关。多数人认为，“社教”运动对于解决农村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其消极作用更大一些：首先，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在1964年下半年，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处理，造成了许多遗留问题；其次，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如包产到户、自留地、自负盈亏、集市贸易以及工业方面的一些规章制度等；再次，把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上纲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尤其1965年初更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这场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尽管如此，提出全盘否定“社教”运动的人，目前还不多见。（参见李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