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这场运动的起源就成了人们热议的焦点。除有个别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现代性”和“民主化”的失败的尝试，或是一次“制度创新”以外，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判定。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以及党内正确力量与他们的斗争，研究成果很多，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学者们对标志林彪集团覆灭的“九一三”事件及其后果有详尽的论述，特别注意到了这一事件对于广大干部群众从“文化大革命”中觉醒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转折。对粉碎“四人帮”过程和意义的研究，虽然在个别史实的陈述上略有出入，但观点大体一致，争议主要集中在对于参与这一事件的历史人物的作用评价上。还有学者强调，要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分开来。比如，那个时期的国民经济尽管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损失巨大，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党内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力量对错误的抵制与纠正，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的艰苦努力，使经济建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三五”、“四五”计划基本完成。对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的提法，应作进一步的研究，拿出可靠的经济数据作支撑。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凡属上层决策方面的研究，大都缺少突破，背景还不很清楚；但对一些具体事件，如红卫兵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多。虽然不少论著已经开始对广大干部群众抵制与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如“四五”运动等给予了较多关注，认为它是中共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基础，但对于整个十年中一些带有群众性的活动和思潮，如“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知识青年地下读书活动和新思潮，畸形政治状况下的群众美术、音乐、诗歌、服饰、流行语言等的研究，仍显薄弱。（参见吴超《“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述评》；陈东林《“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叶晖南《林彪反革命集团研究综述》；江燕《粉碎“四人帮”问题研究述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