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要用世界的眼光、用历史的眼光来进行。如果从世界近代历史看，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在内涵发展与外延和空间上全球化的过程。

　　在整个19世纪，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冲突，那么随后的60年里，面对“三干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无奈这种移植技术、不变制度的战略却导致了国家不断衰落和解体，陷入困境。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对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就政府经济职能而言，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

　　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国力大增，资本主义开始进入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瓜分完毕并不断重新瓜分的阶段。这种以战争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掠夺对象的重新瓜分，导致由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其间还爆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经济危机。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结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依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时候，社会主义作为制约这种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即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没有在这些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世界大战后，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革命就必然包合有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也是列宁为什么将帝国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革命纳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范畴的基本原因，这一点也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如果说以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作为这个阶段的结束，那么中国在这个阶段则是处于倍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从清末立宪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到“大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压迫侵略和十月革命示范下的这一百年的历史选择，才真正奠定了今天中国发展模式的基本框架和特征。

　　在二战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和世界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现在，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条件已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这种变化毕竟是逐步的、渐变的过程，因此，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也自然是一个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上随着世界变化而逐步发生变化的过程。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苏联的诞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是导致了一个强大的欧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及众多国家的独立。对于战后这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力推行“冷战”和局部“热战”以遏制“共产主义”蔓延。而战后两次最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在中国周边爆发以及美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都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巨大的压力。这也是新中国为什么在50年代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外部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原来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对外扩张和重新以武力划分世界市场来推进本国的发展，不得不将其发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和依靠技术进步来占有世界市场。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转轨，以资本跨国流动和打破贸易壁垒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使得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国际背景下，中国又一次作了带有根本性的历史选择，即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