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当代中国史研究高端论坛专题

　　［编者按］2020年9月23—24日，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暨新时代当代中国史研究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王京清等出席论坛开幕式。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求是杂志社、中央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和部门的代表参加论坛。与会人员回顾了3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所及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科研成绩，总结经验启示，并就新时代如何更好履行“修史、资政、育人、护国”职责进行了交流研讨。与会人员表示，国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至关重要；加强国史研究，必须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提高政治站位，增强理论武装，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研究工作。现将部分发言刊出，以飨读者。

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暨新时代当代中国史研究高端论坛总结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正华

　　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暨新时代当代中国史研究高端论坛顺利完成大会各项议程，按照会议安排，由我对本届论坛做简要总结。

　　本届论坛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谢春涛，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魏海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朱佳木，求是杂志社原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李捷，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齐鹏飞等出席会议并讲话。谢伏瞻院长和其他六位领导在讲话中回顾了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国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给国史研究工作者以巨大鼓励和鞭策。谢伏瞻指出：新时代国史研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加快推进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建设高素质科研人才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主持开幕式。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人民网、光明网、中青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新闻媒体对本届论坛做了报道。

　　本届论坛特邀论文23篇、入选论文80篇，有9位学者作了主旨发言，8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论坛还安排了分组讨论。来自中央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的重要论述，新中国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外交等领域的发展历程与宝贵经验以及国史研究中的其他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交流，论坛展现了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推进和深化了新时代国史研究。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新时代国史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国史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指出：“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的重要论述，对于学习好、研究好、宣传好党史、国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届论坛围绕着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和总结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与经验、深化国史研究这一论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央档案馆原馆长杨冬权从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53项重大成就以及诸多“世界之最”“中国之最”等方面论述了新中国70多年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任贵祥研究员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产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升华与创新。集宁师范学院刘春教授认为，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的人民观。当代中国研究所冷兆松研究员分析了邓小平、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以调查研究方法扫除主观主义作风，恢复和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尹红群副教授研究了“改革开放”的话语生成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和运用，强调在学习、研究历史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当代中国研究所张星星研究员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判断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为国家历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和研究方法，这对我们从总体上加强和深化“四史”研究、加快构建国史“三大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研究所宋月红研究员从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相统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逻辑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相统一、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等层面阐释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蕴涵的关于党史、国史特别是新中国思想政治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对国史研究中的几个时间范畴进行了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陈述教授对国史研究环境、史家、史著和机构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建议加强国史学科建设和史料收集、整理与考证。当代中国研究所邱霞副研究员认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的论述中，关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论述是最重要的内容，为学习研究宣传党史、国史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当代中国研究所周进助理研究员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史的重要论述为国史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对国史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和评述有助于我们总结既往研究成绩，为深化国史研究进一步夯实基础、提供重要借鉴。当代中国研究所储著武副研究员、易海涛助理研究员分别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近十年国史研究总体趋势等不同角度梳理了国史研究的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刘海飞助理研究员等对2019年学界关于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已达成的学术共识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应注意对一些研究范式的借鉴与应用。

　　二、深化新中国政治史研究，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本届论坛关于新中国政治建设的研讨主要集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与制度建设、党的建设、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民族工作以及国防军事史等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视阈，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结合本国国情、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等方面阐释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的创造性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辛向阳研究员研究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如何形成完善、如何成熟定型的历史，建议新时代要更多地从制度发展的角度研究国史。当代中国研究所刘维芳研究员从宣传的过程、方式、成效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研究了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在全国的宣传和贯彻情况。东华大学耿春晓讲师等认为，中共将妇联干部、妇女组织、妇女工作相结合，贯彻了一套践行群众路线的干部培养路径，顺利地完成了地方建设。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郑康奇以1953年陕西省开展《婚姻法》运动月为中心，考察了《婚姻法》实施前后妇女境遇的变化，认为妇女在这一时期不断走向自我解放，人们对《婚姻法》也有了从“离婚法”到“救命法”再到“生产法”的认知转变。当代中国研究所马艳助理研究员认为，新中国在民族工作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世界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和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加强和深化当代中国国防军事史研究，对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国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工程大学宋泽滨教授等研究了1955年1月15日和30日召开的两次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及随后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认为这几次会议在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任振杰研究员系统分析了近百年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全面成熟的历史逻辑、科学体系和创新发展，认为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最新篇章。陆军军官学院卓爱平教授认为，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最根本的就是要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潘宏研究员认为，口述史为正史增添了“血肉”，使历史细节得以“保真”，并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依据，在军事历史研究中大有作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白纯教授认为，30年来我国军事史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成果，《军事历史》《军事历史研究》等学术期刊为深化军事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抗美援朝史研究也是本届论坛的亮点之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宋毅军研究员研究了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彭德怀参与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当代中国研究所孙丹副研究员认为，抗美援朝运动是新中国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把现代家国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深深植根于普通民众心中，使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

　　三、深化新中国经济史研究，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本届论坛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五年规划、三线建设、新兴产业发展等议题。当代中国研究所钟瑛研究员阐释了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关于所有制实现形式及其演变的核心内涵，分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认为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研究员从我国70多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理念中关于投资的主体、着力点、决策、方式、资源开发、中外之间投资等六个方面的变革和创新，阐释了其中所体现的否定之否定、阶段性扬弃的规律。当代中国研究所武力研究员等考察了“十三五”规划期间主要指标完成情况、经济结构调整与“十四五”规划的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李庆刚教授梳理了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发展过程，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并就其演变趋势进行了展望。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荆林波研究员全面回溯了我国接入互联网服务的历程，对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梳理，总结了我国互联网产业对经济社会乃至国家治理的作用。国防科技大学杨兴山讲师认为，1985年中国承办的第四届亚太国际贸易博览会迈出了举办综合性国际博览会的第一步，是中国会展业的里程碑，是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产物。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和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与经验是此次研讨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研究所张金才研究员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和形成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战略支撑；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坚持底线思维，着力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为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当代中国研究所王爱云研究员认为，中国小康社会（即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可以通过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增强世界和平力量、以自身发展带动世界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方案等实践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中南民族大学张瑞敏教授认为，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形成了“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的基本思路。华北电力大学黄晓霓讲师认为，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和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战略性转变。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2020年也是中国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经济特区建设实践、成就与经验研究成为本届论坛又一亮点。当代中国研究所郑有贵研究员认为兴办经济特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举，制度试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路，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发展奇迹，创新发展为向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转变奠定了基础，经济特区的发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谢涛认为，从1979年7月到1984年初邓小平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是广东经济特区从蓝图到现实的初创阶段，奠定了广东经济特区起步时期发展的基调。

　　当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经济举措、三线建设、城乡一体化等问题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如当代中国研究所丁芮副研究员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折实储蓄在平抑物价、稳定币值、吸纳游资、发展生产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当代中国研究所王丹莉副研究员对中央统一财经决定实施过程中的政策调整与变化进行研究，并解读这些调整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央地财政关系产生的影响。济南社会科学院王征研究员回顾了“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实施的过程，并分析了其意义和启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韩晓青副教授认为手工业合作社重点试办的意义更多的在于指明手工业行业的发展方向。山西大学苏泽龙教授认为，互助合作成为土地改革后农业技术推广、传统农业改造的有效途径，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变化，彰显出新中国的制度优势。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东林研究员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三线建设思想进行了阐释，并分析了其重要启示意义。洛阳理工学院牛建立副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洛阳地区的三线企业贯彻国家“保军转民”的指导方针，进行企业调整和改革，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秦颖认为，中国学者应积极借鉴西方学者研究三线建设的新视角，深入研究三线建设的精神、内涵及其在国史中的地位、价值与意义。西南交通大学田永秀教授从组织机构设置、员工队伍建设和新运行规则推行三方面梳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铁路体系的构建。重庆市档案馆温长松研究员认为，1950—1975年重庆市的工业发展为以后城市经济的提升、城市区域的扩大、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奠定了基础。菏泽学院董传岭副教授以山东省梁山县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中国70年华北农村饮食演变过程、特点及其原因。

　　此外，还有学者对城市化和“现代化”概念史等问题给予了关注。如贵州大学马先标教授回顾了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具体阶段及其特征，总结分析了相关经验教训和启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昊天以1950—2020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概念的演进历程。

　　四、深化新中国文化史研究，不断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本届论坛关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流域文化和地方文化、教育和科技发展、爱国主义文化教育运动等议题。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研究，当代中国研究所刘仓研究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可划分为根本文化制度、基本文化制度、重要文化制度等层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结构体系，并阐释了中国特色文化制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张峰副教授考察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根本制度确立的历史逻辑。

　　关于教育、科技、地域文化、旅游等方面的选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李鹏副教授认为，1949—1966年的留学教育事业发展深深地印刻上国家行为的烙印，也深刻地受到国家间关系变化的影响。当代中国研究所苏熹助理研究员认为，中国的国家实验室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建立以来，历经三个发展阶段，并始终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为主导，随着国家战略需求的转换相应地做出了调整。当代中国研究所魏立帅助理研究员系统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流域文化和推动流域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批示和论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贾楠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重视旅游事业发展，对改革开放前旅游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亦为改革开放后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陆静宜等研究了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新长征火炬接力”活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邢军研究员、段金萍副研究员、占小凤助理研究员分别对安徽文化发展三座高峰、安徽科技事业起步从“创新追赶”到“创新引领”的历史性变革、安徽如何形成独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

　　五、深化新中国社会史和生态文明史研究，努力建设和谐中国、美丽中国

　　本届论坛关于新中国社会史和生态文明史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公共卫生防疫以及社会史学科建设等方面。

　　关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山东师范大学马德坤教授从目标指向、路径保障、方法遵循、理论支撑等层面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认为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新发展。江南大学张楠讲师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着手治理毒品问题，针对美国诬蔑中国政府从事贩毒活动采取了积极的应对之策，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形象。内蒙古大学王星晨讲师认为，1955年底城市私有出租房屋改造工作的启动标志着新中国私房政策的转向，这是工业化全面推进后加强城市房屋统一管理的需要。当代中国研究所姚力研究员认为，20世纪80年代全国劳模表彰采用了随机而动的动员策略，确立了常规性、制度化的社会动员新模式，为全面改革开放集聚了能量，又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活力。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邓鸿丽梳理了我国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发展的五个阶段。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云兰研究员分析了天津解放以后，天津市人民政府实施一系列社会救济举措的历史作用。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曾凡银教授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创新、实践与认识的有机统一等方面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探索。当代中国研究所段娟副研究员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推进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困境和挑战，并对“十四五”时期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提出了对策建议。当代中国研究所徐轶杰助理研究员认为，“环境保护”在中国的引入与发展是国际局势和国内发展需要内外两种因素互动的结果。河南大学博士研究生范刻心认为，在党和国家“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治江思想指导下，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迅速开展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了生态治江中的困境与问题。湖南师范大学钟声教授认为，湖南和平解放后，湖南省实施的南洞庭湖整修工程和洞庭湖修复工程，大大改善了洞庭湖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对后来洞庭湖区治湖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郑州大学博士研究生郭赛飞研究了1953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河北省水利界确定“蓄泄兼顾、上下兼施”方略的历史过程。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艾开开研究了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问题。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此，关于新中国医疗卫生史和疫病灾害研究成为本届论坛的一个热点议题。当代中国研究所吴超副研究员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同疫病做斗争的卫生防疫到为全方位全周期的全民健康保驾护航，公共卫生整体实力和疾病防控能力显著提升，开辟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当代中国研究所欧阳雪梅研究员认为，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祖国的医学遗产，努力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中医药，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医药与时俱进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北京大学仝华教授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血吸虫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此后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奠定了重要基础。河北社会科学院王胜副研究员认为，新中国前30年河北省防疫实践历经了三个阶段，构建“预防为主”的防疫体系使河北省传染病、多发病、地方病的发病率显著下降。

　　关于社会史学科建设和学术史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宋学勤教授等表示，客观分析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论之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利弊得失，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将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正确地应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对于推动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研究所李文研究员对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社会史、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进行了分析，对于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薛梦真等认为将女性主义视角应用在当代就业史研究中是可行的，女性主义视角引入有助于拓展社会史研究的性别视野。

　　六、深化新中国外交史与港澳台史研究，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定不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本届论坛关于新中国外交史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海洋强国战略、中俄关系等议题。北京理工大学陈宗海教授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现了思想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科学回答了中国与世界如何共处的中心问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潘敬国研究员等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为考察对象，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过程，认为其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延续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成功实现转变。华中师范大学孙泽学教授认为，新中国在成立初期通过建交、出席外交活动，邀请外国团体来华访问参观等官方和民间途径，成功地“自塑”了和平共处的国家形象。贵州师范大学陈瑞欣副教授研究了新中国70年周边外交战略的三个阶段特点及启示。当代中国研究所王蕾副研究员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及其意义。当代中国研究所王巧荣研究员认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首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政府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取得了显著成效。当代中国研究所孙翠萍副研究员研究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外宣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其重要意义。陆军军医大学张亚斌教授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军队的对外交往实践历程，并分析其深远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孙壮志研究员阐释了国际变局中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的时代内涵。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尚彦军认为，1973年中英民用航空谈判虽然失败，但它为1979年《中英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达成准备了条件，这一外交实践也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为基本准则。

　　关于“一国两制”与港澳台史研究，当代中国研究所张勉励副研究员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中国”原则的三个基本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自1949年至1956年先后提出并在争取实现国家统一和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过程中奠定的。澳门城市大学叶桂平教授认为，港澳特区政府、港澳同胞深刻认识到“一国两制”在当前历史阶段的丰富内涵，对国家治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研究所胡荣荣助理研究员认为，1956年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英国采取拖延策略是其既想维护自身利益又不愿对中国表现出“公开的不友好”的一个表现，体现了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七、本届论坛的主要特点及未来学术展望

　　总体而言，本届论坛参会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较往年都有较大提升。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聚焦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研究重点更加突出。与会专家学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就学习研究党史、国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等进行了较深入地探讨。2020年是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小康社会、经济特区、抗美援朝等成为热点选题。因值当代中国研究所建所30周年，不少学者围绕国史“三大体系”建设等展开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也引发了学者对医疗卫生史和疫情灾害史的研究热情。

　　二是注重视角创新，研究领域日益丰富。与会学者从大历史、长时段、宽领域、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等视角深化了国史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入选论文涉及了新中国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外交发展、“一国两制”、国防军事等诸多领域，体现了国史学科兼具政治性、学术性的特点。

　　三是发挥资鉴作用，观照现实更加紧密。国史研究具有资政、育人、护国的重要社会功能。与会学者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习近平的人民观、军委负责制的缘起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等问题，在研究中既有一定的历史回溯，同时又能紧密观照现实，具有较强的资鉴性。但怎样把现实性较强的研究做得更有理论高度、更有历史厚度，揭示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避免过于宏大叙事，仍然是学者在研究中需要面对并破解的难题。

　　四是深耕实证研究，窥斑见豹更显功力。如与会学者对1955年1月中央书记处关于原子能问题的两次扩大会议、1951—1954年天津市教育系统的整党建党、1953年陕西省《婚姻法》运动月的情况、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和发展、陕西韭园沟水土保持典型的树立、解放初期的折实储蓄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为深化相关领域研究进行了较为有益的尝试。这些论文聚焦于一些具体事件或某一区域，或基于新史料，或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历史细节探究更加深入，以小见大，进一步夯实了国史研究基础。

    国史研究兼具较强的政治性和科学性特点，有诸多难题需要解决。比如，历史分期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写什么、如何写？在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上，最应该引起警惕的是披着“学术”的外衣来传播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国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重大，既要跟上形势需要，又要创新发展。

　　新时代国史研究，大有可为。深化国史研究，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理论武装。二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建设事业。三要加快推进“三大体系”建设，推出更多精品力作，深入拓展国史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和指示，为新时代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不断推进新时代国史研究工作，要积极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到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光明前景，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鼓舞人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