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的活跃，对袁世凯的评价渐趋多元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颜军在《改革家？窃国大盗？——学术界对袁世凯评价问题研究新综述》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对袁世凯不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新评价大致可概括为三类。

　　第一类，考辨史料，对袁世凯的历史定位做具体评价。袁世凯的历史活动存在不少模糊不清之处，如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以往多认为他是混入维新队伍里的两面派，其告密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考辨史料，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房德邻赞同此前台湾学者吴相湘、黄彰健的观点，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甚至袁世凯“当时确有保全光绪之意”；戴逸认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但当政变发生后，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杀。林克光、茅海建等亦持类似看法。这种依据史实、就事论事的研究方法，和此前全盘否定袁世凯有很大不同。

　　第二类，肯定袁世凯对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改革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往对袁世凯在近代改革中的活动，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视其为抵制革命、加强统治的骗局。近年来，人们对这些活动也给予客观评价。如侯宜杰肯定了袁世凯创办巡警、整饬吏治、提倡实业、广兴教育的积极作用，认为“冲击了封建制度”，“与世界潮流合拍”；马小泉认为，袁世凯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对提高人民的参与意识，推进地方政治革新，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英认为，袁世凯推行的重商保商等经济政策，“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清末的袁世凯已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封建大官僚。作为当时过渡性时代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化的一部分官员的代表”。　

　　 第三类，为袁世凯辩解、正名。一些人认为，以往对袁世凯的评价，存在着全盘否定、苛求古人的错误，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评价和看法。如祝曙光认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季云飞认为，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的论断“违背基本历史事实”，这种“一刀切”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摒弃”；郭剑林认为，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促成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但这些观点受到了不少批评，认为理论错误，违反史实，是非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