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让整个世界为之称奇。还在2006年11月的时候，日内瓦现代亚洲研究中心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文章，说仅仅在30年前，中国和马拉维一样贫穷，而今天的马拉维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扩大了九倍。人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却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并健康而快速地发展中，争相探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中国模式。我们国内则从突破和摆脱苏联模式的反复探索中，悄然兴起和逐渐展开了有关“中国式现代化”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讨论。但不同的人们是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关注中国模式的，因而在讨论中出现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意见，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有一些意见却是建立在对事实真相有所误解的基础上的，因此，通过讨论辨明是非，弄清楚到底应该怎样理解中国模式，就成为推动讨论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条件。
误解一：“中国模式”并不是由中国人、而首先是由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提出来的，意在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
这种意见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事实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一次是在1980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时，就在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对比中提出了“中国的模式”的问题。他说：“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另一次是在1988年5月，他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在这里，邓小平一再提到中国模式的原因和意思都十分清楚，就是因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用固定的公式硬套怎么可以呢？他所强调的是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在这里，中国模式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它所指的，无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思考，反复探索所找到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非就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战略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怎么可以否认它的客观存在？又有什么根据说它是由别有用心的外国人为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提出来的呢？
误解二：“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因此要慎言“中国模式”
这种说法显然是有悖于邓小平提出中国模式时的着眼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在最后沿着一些基本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因此，不言而喻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必定是多种多样的。
然而，在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的过程中、特别是以后，苏联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却恶性膨胀起来，把自己的经验凝固化、绝对化和神圣化，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把兄弟党、兄弟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错误地当作民族主义来加以批判和斥责，实际上根本否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它把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采用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种种作法，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中央指令性计划等等，统统当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当作划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这种“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和作法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理论上，这种“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则表现为故意混淆是非，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混为一谈。
所以，事情十分明显，中国模式的提出，其着眼点不仅不是、而且恰恰是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给苏联模式自封样板和示范，而主张各国要独立自主地寻找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邓小平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因此，“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191页）。应该说，这才是邓小平提出中国模式的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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