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19年1月,他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又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在新中国70华诞到来之际,这些要求对于中国当代史编研工作显得尤其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或中国当代史、中国现代史的编研(以下统称当代史编研),在时间上大体与国史同步(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议收集国史资料、开展国史研究,还有一些高校编写了国史大纲、国史稿、国史大事记等),即使从1981年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之后开展的严格意义的国史编研算起,也有38年了。无论从文献资料、科研成果看,还是从研究力量、学术活动看,可以说都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但坦率地讲,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当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至今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或者说还很不系统、很不完备。这与当代史编研的现状是不相适应的,也不利于其编研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构建一个学科的学科体系,需要有足够的文献资料和研究力量做支撑,也需要设置分支学科和编辑文献目录等。然而,与这些相比更显重要的是,创立属于本学科的学科理论。我们所说的当代史编研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因此,创立这一学科理论理所当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要运用根据这些理论兼收并蓄中国古代史学和西方现代史学理论精华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也好,都不可能代替当代史的学科理论。当代史学科理论的创立,只能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史学理论从事当代史编研过程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予理论回答的结果。因此,加快这一理论的建设,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也离不开当代史编研的具体实践,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当代史学科理论建设中的问题有很多,本文仅就以下四个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如何认识当代史编研的特性
(一)关于当代史编研的现实性
当代史同古代史、近代史相比,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它更接近现实生活。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说法。然而,在当代中国,情况有了根本的不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所谓当代、前代,是以一姓帝王为标志的朝代来划分的。在那种社会制度下,史家要写当朝史,势必颇多忌讳,所以要等改朝换代后再写前朝史。而在当代中国,人民民主制度代替了封建专制制度,使“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禁忌失去了存在理由。另外,当代的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日益革新,特别是进入信息化时代后,资料积累、信息传播更加方便快捷,也使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了古代不可比拟的客观条件。因此,在当代中国的当代人,不仅可以写当代史,而且产生了对当代史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和越来越强烈的需求。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兴起所谓“当下史”研究,实际就是当代史研究,其中一些学者还在从事中国当代史的编研。可见,所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事实上已经被突破了。更何况,当代人写当代史,还有身临其境、亲自参与、便于收集第一手资料和开展口述史研究等后代人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
还要看到,即使在古代,也并非完全不写“当代”史。《史记》《三国志》中,就有很大篇幅是那时的“当代”史。每个朝代国史机构所编的本朝“起居注”“实录”“会要”“会典”等,也是“当代”史的半成品。这些与后人编撰的史书,如“二十四史”之间,是历史记载与历史记述的关系。可见,说中国古人不修当代史并不准确。
当代人编研当代史,当然无可避免地会遇到现实利害关系、情感因素等干扰,以及因为与现实距离太近而不容易把历史看全面等困难。但写史能否做到客观公正全面,主要取决于著史者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否正确、科学。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成书时间距离拿破仑第三复辟帝制事件仅3个月,可以说与事变基本同时。但恩格斯却对它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并称它“是一部天才的著作”。[2](p.666)可见,与古代相比,当代人写当代史不仅具备许多优越的客观条件,而且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3](p.311)因而有可能写出更符合历史真实、更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信史。
(二)关于当代史编研的“护国”性
史学从来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当代史编研的意识形态属性更强一些罢了。这是因为,当代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相对当代世界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体系所作出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因此,自中国进入当代以来,它就遭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疯狂诬蔑,从而导致了当代史领域从一开始就充斥着比其他史学领域更加激烈的斗争。
在有阶级有国家的社会中,史学的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它为特定国家、阶级和政治力量的服务上。尤其是对国家史的解释,历来是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争夺和较量的重要领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总是高度重视对国家史的解释,并把它视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要推翻一个政权的阶级和政治力量,也十分看重对国家史的解释,总要用它说明原有统治的不合理性。这是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社会现象。区别只在于,进步的阶级和政治力量顺应历史前进的方向,对历史的解释往往符合或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反动的阶级和政治力量背逆历史前进的方向,对历史的解释总是难以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早就讲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4](p.22)意思是说,要灭掉一个国家,先要否定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了,这个国家也就不攻自灭了。他的这个观点深刻揭示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功能,并为大量历史事实所验证。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永久霸占中国的台湾和东北,竭力推行奴化教育,在教科书中把台湾和东北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删除。“台独”分子在台湾大肆推行“去中国化”,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剥离,并把没有台湾的中国史放入世界史课本。他们这样做,都是妄图通过否定、割裂中国历史,达到灭亡或分裂中国的目的。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里,拿新中国历史做文章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习近平在引用龚自珍这句警示名言后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5](p.113)他的这一论述说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解释,不仅具有意识形态性,而且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既然“去人之史”可以“灭人之国”,反过来说,“卫己之史”不同样可以“护己之国”吗?因此,当代史编研除了具有资政、育人的功能外,还应当具有“护国”的功能。既然新中国历史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党领导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当代史工作者就理应更自觉地发挥当代史编研的“护国”功能。这同发扬中国历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发扬中国近代以来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爱国主义传统,也是完全契合的。所谓史学研究要“价值判断中立”,要“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要“排除来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的各种干扰”的主张,只不过是某些人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说法而已。提出这种主张的人自己就做不到“价值判断中立”,而且这种主张本身就是受某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干扰”的结果。
说当代史编研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绝不等于说可以削弱它的学术性、科学性。在有阶级有国家的社会,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研究,并不取决于这门学科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而取决于这门学科追求的是否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否是客观规律,具有的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系统,遵守的学术规范是否被公认为科学。只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连贯性、继承性,注重对历史事件原因的揭示、经验的总结、发展规律的探索,致力于符合学术规范的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建设,那么,当代史编研照样可以是一门科学,而且照样可以做出大学问。
(三)关于当代史编研的通史性
当代史编研的对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历史,而中共党史编研在1949年之后的对象也是这段历史。它们之间会不会重复呢?是不是重复劳动呢?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涉及当代史编研的特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必然会对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史是当代史的核心,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走向决定国史的走向。因此,当代史编研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编研,从内容上讲难免会有许多交叉、重合。比如,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党的领袖人物的活动等,在当代史编研中不可能不涉及。另外,当代史编研与党史编研在编研理论上也有许多相同、相近、相通之处,很难截然区分。比如,一个学者对当代史分期、主线、主流等问题的主张,往往与他对党史同类问题的主张相差不多。
但应当看到,国史与党史毕竟不是一回事,当代史编研与党史编研也分属不同学科。国史的核心虽然是党史,但涵盖的内容要比党史多得多,涉及的范围要比党史宽得多。党史编研对象是政党的历史,基本属于政治学中的政党学范畴;即使从史学角度看,也属于专史编研。而当代史编研对象是整个国家的历史,不仅完全属于史学学科,而且是通史性质,是中国通史编研的接续。可见,党史编研与当代史编研在外延上存在很大不同。
相对于当代史编研,党史编研主要研究和阐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范围超不出中国共产党自身及其作为执政党影响所及的事务。像自然领域里的天象(日食、彗星等)、气候、生态、灾害的变化,与党史没有或基本没有关系,并不在党史编研的范围之内。在社会领域里的经济、法治、民族、疆域、政区、宗教,各参政党的“党史”,以及人口、婚姻、家庭,乃至民俗、服饰、饮食、语言、娱乐方式、人际交往等的变化,显然与党史或多或少有一定关联,党史编研也会有所涉及。但作为学科,并不属于它的研究范畴。例如,在党史编研中不可能设中国共产党疆域史、政区史、婚姻史、民俗史、服饰史等专业,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历史。再如,中国共产党虽然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史、法制思想史、人口政策史、环境政策史、民族政策史、宗教政策史等,在党史编研中也完全需要设置这些研究方向,但我们党并没有自己的法制史、人口史、环境史、民族史、宗教史,新中国成立后也不再有自己单独的经济史,因此不可能设什么中国共产党法制史、人口史、环境史、民族史、宗教史,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经济史等研究方向。在党史编研中也会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八个参政党的相互关系,但不可能也不必要过分叙述这些党派自身的历史,否则就会混淆中共党史编研与其他党派的“党史”编研之间的关系。而上述这些内容却完全可以并且应当纳入当代史编研的范围,否则就不成其为当代史了。可见党史编研与当代史编研在内涵上也存在很大差别。
另外,党史编研和当代史编研的学科属性也是不同的。它们虽然都要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的有益方法,但党史编研需要更多地运用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而当代史编研主要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在史书编纂方面,党史书一般采用章节体。而当代史书除章节体外,还要继承中国史学的传统体裁,如编年体、记事本末体、典制体、方志体、史地体等,以发扬我国历史编纂的优良传统。
总之,当代史编研与中共党史编研各有各的属性、内容和社会功能,谁也代替不了谁。现在一些国史书与党史书之间存在雷同现象,并不表示当代史编研与党史编研之间大同小异,而恰恰说明需要通过加强这两个学科的学科体系建设,进一步突出它们各自的特点。
二、如何界定当代史的分期
对历史进行分期,即给历史断限,是史学工作者为便于自己研究和引导人们认识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方法,同时也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由于历史观的不同,对不同或相同社会形态的历史界定分期,都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即使在同一历史观指导下,对同一社会形态的历史界定分期,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所处时间节点不同,往往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一个历史的时间太短,比如说仅有两三年,一般是难以分期的。但严格意义的当代史编研开展之初,新中国已经有了30年历史,因此完全有条件进行分期。现在,这一历史已整整70年,更有了分期的充分条件。据统计,迄今为止各种名称的中国当代史著作大约有160余种,其中对当代史的分期方法不下十几种,而且由于成书时间有先有后,即使相同的分期方法,上下限也不完全一样。（援引王晓慧博士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中国当代史分期研究述评》（2017年7月）。）
改革开放初期,常见的分期方法大体有以下三种:
第一,四分法,即1949—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1956—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76年伟大历史转折即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时期。
第二,五分法,即在第一种分期方法的基础上,将其中第一个时期,以1952年决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界,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3年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4年。
第三,六分法,即在第二种分期方法的基础上,将其中第五个时期,也就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时期,再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分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进入21世纪后,常见的分期方法在上述三种方法的基础上,又将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新时期,以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界,划分出改革开放初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有的还以党的十六大为界,划分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上述分期方法是已知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如果细分,还可以分出一些。比如,《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10年就分成了3段,即《五•一六通知》到党的九大,党的九大到党的十大,党的十大到粉碎“四人帮”。
以上对当代史的分期都有一定道理,但为了更加体现国史的特点,笔者主张以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转换作为当代史分期的标准,并自2003年以来一直将当代史大致分为五个时期,自2015年以来又对第五个时期的起始点作了修正。
第一个时期,1949—1956年,这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或者说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模式的时期,前后共7年。
第二个时期,1956—1978年,这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突破苏联模式,试图以计划经济体制加政治挂帅、群众运动搞建设的时期,前后共22年。
第三个时期,1978—1992年,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试图以计划经济体制加市场调节搞建设的时期,前后共14年。
第四个时期,1992—2012年,这是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时期,前后共20年。
第五个时期,2012年以后,这是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加以整合并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期。目前,这个时期还在进行之中。（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笔者曾将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第五个时期的开始。但党的十八大召开后，通过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及其实施的观察，认为将2012年作为第五个时期的开始更合乎国史的实际。见拙著《当代中国史若干理论问题十二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在上述分期方法中,笔者之所以把1949年至1952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和1953年至1956年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放在一起,都作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又把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探索”、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1977年至1978年的“两年徘徊”放在一起,都纳入建设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另外,还把2012年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原因如下。
(一)关于把1949至1956年作为一个时期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早就明确,中国革命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说,进行民主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49年举行的第一届政协会上,周恩来在回答“既然新民主主义是过渡性质的阶段,共同纲领为什么不把社会主义前途规定出来”的问题时就说过:“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6](p.249)这表明,1949年至1952年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同时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只不过那时没有公开宣布罢了。后来,当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毛泽东指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7](p.315)“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8](p.1)周恩来在1953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9](p.255)可见,把1949年到1956年都作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仅有充分的根据,而且更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这7年的性质。
(二)关于把1956至1978年作为一个时期的原因
过去出版的当代史,一般把“文化大革命”时期与1956年至1966年的10年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或“十年探索”时期相并列。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当代史只有30多年的时候,应当说是适宜的。但现在当代史已有70年,再这样分期就显得不够科学,而且也不利于人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首先,10年“文化大革命”虽然给党和国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中国对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探索。《历史决议》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时曾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10](p.817)“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10](p.815)这些论述说明,“文化大革命”虽然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不成功甚至是失败的探索,但毕竟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其次,“文化大革命”持续了10年之久。在那10年里,除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外,我们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还做了许许多多其他工作,在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国防外交等领域还取得了许许多多伟大成就。那10年虽然有时起时伏的动乱,但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没有游离于社会主义社会之外。因此,要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加以区别,应当承认那10年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另外,“两年徘徊”虽然停止了“文化大革命”,并开始大力抓经济建设,但其追求的目标,是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那种状态,而不是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综上所述,把“十年探索”“十年文革”“两年徘徊”都纳入1956年开始的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时期,不仅符合历史实际,而且更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两年徘徊”的性质,有利于抵制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的错误思想。
(三)关于把2012年作为一个新时期开端的原因
党的十六大之后,笔者曾认为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标志当代史出现了一个以科学发展为目标模式的时期。但10年过去了,这一目标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认真体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基本在沿着前一阶段的路子发展。所以,党的十六大之后很难成为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而党的十八大之后,倒是出现了许多有别于前一个时期的明显特征。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前夕的“7•26”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pp.14-15)他还说,党的十八大之后“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2](p.7)以上论述清楚地说明,无论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都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5年。
从事实上看,情况也正是这样。例如,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党中央自从1956年以来一直说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党的十八大之后,变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上,党中央过去长期把高速增长放在重要位置;而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党的建设上,党的十八大之后也明显突出了一个“严”字,由中央政治局带头实行“八项规定”,对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并强调坚守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国际关系上,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随着综合国力日益增强,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行动的发起者、倡导者、组织者,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特别是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党的十九大决定由原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增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正是这个思想,正确回答了进入新时代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引领并校正着党和国家的前进航向。因此,无论党中央的论述还是客观实际都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确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起点,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史乃至当代史一个新时期的起点。
在当代史的分期问题上,只要是从历史本身的客观实际和内在逻辑出发,从反映历史阶段性特征的角度观察,各种意见都是可以也是应当在学术范围内平等讨论的,不应当只把某一种意见视为绝对的正确,而把其他意见斥为绝对的错误。列宁说过:“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3](p.693)在历史分期的问题上,同样如此。就是说,无论某种意见多么接近真理,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另外,上述分期只是就国家宏观历史而言的,至于某些专门史(如学术史、文学史、美术史等)、某些地方史(如西藏史、港澳台史等),分期、断限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决定,不一定非要与国家史的分期一致不可。
不过也要看到,在当代史分期问题上的各类意见中,也夹杂着以“历史分期”作幌子以表达某种政治诉求的言论。这类言论并不具有学术性,自然不在平等讨论的范围。例如,有人提出,中国历史至今只有三个时期,即前帝制时期、帝制时期、后帝制时期。这种所谓“历史分期”显而易见在影射新中国是“后帝制时期”,是没有皇帝的专制社会。还有人提出,中国近代以来只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1911年开始的共和时期,二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这种所谓“历史分期”,从表面看似乎在抬高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但深入想一下就不对了,因为它完全无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中国带来的社会形态变化。因此,它所说的“改革开放”,只能是指继承1911年资产阶级“共和”道路的所谓“改革开放”,而不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改革开放。还有人提出,1949年以来的历史应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为现代史,后一个时期为当代史。这种分期的表述,把改革开放前后两段历史与中国近代史相提并论、等量齐观。从表面看好像也在抬高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但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等于说改革开放前后如同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样,在社会形态上是不同的。这种“历史分期”势必导致一种悖论,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是社会主义,那么改革开放后就不是;反之,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是社会主义,则改革开放前就不是。无论哪种结果,都是对改革开放前后社会性质的歪曲,都是在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上述这几种对新中国历史的所谓“分期”,本质上都是借历史分期之名设置的“理论陷阱”,与我们要讨论的历史分期问题完全不是一码事。
三、如何看待当代史的主线
所谓历史主线,是指贯穿历史始终的主要脉络。它客观存在于历史,但需要有人通过研究加以揭示。历史工作者探寻历史主线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事件的原因,总结历史过程的得失,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并预测历史前进的走势。因此,探寻历史主线也是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理论工作。
对于历史的主线,尤其是当代史的主线,由于人们运用的概念、观察的角度等有所不同,看法往往会有所差异。因此,在判断当代史的主线之前,应当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史学意义上和马克思主义语义下的历史主线,给历史主线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要下这样的定义,当然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根据。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p.669)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3](p.253)“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13](pp.255-256)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又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3](p.605)把以上论述概括起来,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观点:第一,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第二,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创造,首先要受到既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其次要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动机;第三,在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是分为不同阶级和利益群体的,因此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动机,这些动机在经过无数次碰撞和较量后,总会有一些占据上风,从而构成主导历史变化的动因。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所谓史学意义上的历史主线,是指构成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变化形成决定性作用的动机,即历史的主要动因。换句话说,历史变化的决定性动机及其结果就是历史的主线。由于人民群众对历史变化的决定性动机不会只有一个,因此历史的主线也不会只有一条。历史工作者探寻历史的主线,说到底是探寻历史的主要动因,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特定历史变化形成决定性作用的人民群众的那些动机。找到了这些动因,也就找到了历史主线。
关于当代史的主线,目前学术界提法有很多。比较普遍提法有以下三种:一种认为,主线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种认为,主线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还有一种认为,主线是坚持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一种提法适用于许多国家在许多时段的历史,并没有揭示出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动因。第二种提法也未能揭示出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只能说是给当代史下的一个定义。第三种提法虽然反映了贯穿当代史的特殊动因,但如果仅把它看成唯一的动因,也会发生一些不好解释的问题,使一些贯穿当代史的重大事件的动因难以用这条主线涵盖。
首先,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很难用坚持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解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目的是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初期,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鉴于旧中国现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十不到,且资金匮乏、人才奇缺的实际情况,曾决定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让资本主义工商业再发展10年、15年、20年,以便积累资金、物资、人才,待条件具备后再重点发展重工业,并相应进入社会主义。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仅3年,毛泽东便提出从现在起就要过渡,并用10年到15年基本完成过渡。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呢?如果说当代史只有坚持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条主线,很容易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为了尽快搞社会主义。前些年一些人认为,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情结所致。这种历史唯心论观点的提出,与历史主线上的模糊认识,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导致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恰恰相反,是当时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使我国迫切需要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工业,同时遇到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一五”计划建设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是这些客观事物的变化反映到毛泽东头脑中,促使他考虑如何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以适应这一变化,从而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因为当时已经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如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已顺利完成,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国营经济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已有了较快增长,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已全面开展,朝鲜战争战局已趋于平稳等。就是说,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水到渠成。这种观点虽然是历史唯物论的,但它没有解释也解释不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党中央决定先搞十几年新民主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的那些主要原因在1952年下半年是否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其实,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之所以决定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主要原因不仅是现代工业在经济中仅占10%左右,而且农业水平也十分落后,资金、物资和人才都极度缺乏,无法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只能一方面发展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基础上建立的国有经济,另一方面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以便慢慢积累当时尚不具备的条件。如果说1952年这些条件忽然具备了,那为什么还要为把有限的资金、物资、人才集中用于工业化建设而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相应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呢?1953年党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指出,工业化是主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鸟之两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围绕工业化、为了工业化的。[14](p.269)这充分说明,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既不是主观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是为了抓住当年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的历史机遇而采取的重大步骤。
后来,周恩来在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我国在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在1974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予以重申。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先是强调四个现代化目标,以后又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21世纪头20年内基本实现工业化,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新中国的历史主线中,除了坚持并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外,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主线,就是争取早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
其次,新中国先后在周边打了五次影响比较大的仗,也很难用坚持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或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两条主线来解释。这五次仗中的第一仗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二仗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第三仗是抗美援越战争(主要是后勤和防空支援),第四仗是中苏珍宝岛战斗(规模不大,但导致中苏边境局势长时间紧张),第五仗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如果说这些战争和战斗都是受坚持并探索社会主义这条主线的支配,或者是受争取早日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这条主线的支配,显然也是说不通的。可见,除了上述两条主线之外,新中国历史中还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过去炮击金门、平息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叛乱,受这条主线所支配;后来反对“两霸”、打破西方制裁、收回港澳主权、遏制“台独”、打击“藏独”和“疆独”等,也是受这条主线所支配。最近几年,在东海和南海与各种敌对势力做斗争,在朝鲜半岛主张无核化、反对部署反导系统,以及最近在贸易和高科技领域反制美国的打压等,同样是受这条主线支配的。
综上所述,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主线的理论与当代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难看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历史的基本动因起码有三个:第一,坚持并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第三,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这三个基本动因,构成了当代史的三条主线。其中第一条最重要,但它代替不了另外两条。这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当代史的发展。当代史迄今为止的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可以从这三条主线中找到相应的答案。抓住了这三条主线,也就抓住了当代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主要脉络,而且可以从中大致预测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就像三把钥匙,可以打开一系列当代史编研的问题之门;它们也像交响乐曲的三个主题,交汇演奏出共和国发展的交响曲。
弄清当代史的主线,不仅对于构建当代史编研的学科体系不可或缺,而且对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新中国历史也是十分必要的。好比一棵大树,树杈树叶遮天蔽日方才显得大树枝繁叶茂、生机盎然。但也正因为有这些茂盛的枝叶,所以反而让人不容易看清楚主干。要认清主干,只有先剪去枝叶。同样,要认清当代史的主线,也不能被当代史中各色各样、曲曲折折的具体事件遮住视野。只要把当代史中那些具体事件拨开,新中国70年历史的主要脉络就会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四、如何分析当代史的主流
所谓历史的主流,是相对历史支流而言的。评判什么是历史的主流,实际上是指某个历史时期中究竟是光明、进步、积极的一面为主,还是黑暗、倒退、消极的一面为主。历史工作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之所以要分析并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是为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以便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分清和把握历史的主要方面。所以,它同样是当代史编研中一个重要的学科理论问题。
关于新中国迄今为止70年的历史主流,学术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多数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主流是好的,基本应以正面评价为主;而对于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不少人要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表示应以正面评价为主,要么或明或暗地认为应以负面评价为主,个别人甚至把那段历史描绘得一团漆黑,认为比旧中国还不如。因此,要回答什么是当代史的主流,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尤其是那段历史中的失误和曲折。
大量事实说明,凡是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往往会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凡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往往会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凡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看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会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同样,凡是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对立、相互否定的,也必然会反对或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在能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中,也有许多人对如何认识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感到拿不准,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它们的主流是正面的,担心这样说会抬高改革开放前、贬低改革开放后。可见,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领域的问题,也是现实性和政治性都很强的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的27年,加上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年,一共是29年。在这29年里,有过全局性、长时段的重大失误和曲折,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此,不应当忽视,更不应当掩饰,否则不可能从中吸取教训。另一方面,也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更不能夸大,那样同样不可能正确总结经验,还会一叶障目,导致对那段历史的全盘否定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要正确地看待那段历史,同样需要有当代史编研自身的学科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起码应确立以下五个观点。
(一)要把那段历史的失误与成就、曲折与本质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看看哪个方面更重要
对于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总体评价,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后的各个时期曾有过一系列论述,观点是明确,也是始终一贯的。
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15](p.167)
1981年,《历史决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10](p.794)“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10](p.798)
1989年,江泽民在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是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16](p.611)
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7]
2013年,习近平在“一五”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8]在201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他又指出: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19]
以上党中央的决议、报告、讲话的论述,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前历史的本质和主要成就,基本反映了我们党对那一时期的总体评价,应当是我们正确认识那段历史的主要理论依据。只要把那段历史中的失误、曲折,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同以上论述列举的成就放在一起比较,孰重孰轻、谁主谁次,就会一目了然。
(二)要对那段历史的失误和错误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有些事情有失误、错误就对那些事情全盘否定
首先,要分析失误和错误是普遍、全局的现象,还是个别、局部的现象。例如,改革开放前曾发动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其中,像“大跃进”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文化大革命”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错误,都是普遍、全局性的。但像新解放区土改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错误,则是个别或局部的,而且一经发现很快得到了纠正。如果不加分析,看到哪个运动中有缺点有错误就予以全盘否定,势必会得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是一连串错误集合的结论。
其次,要分析存在失误和错误的工作中是否也有正确合理的成分,这些正确合理的成分对以后工作是否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几场比较大的批判运动,存在把思想性、学术性问题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但也应当看到,正是那些大张旗鼓的批判,加上与此同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原先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受到了强烈冲击和迅速清理,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人民服务和人人平等等无产阶级思想很快为大多数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如果不加分析,把那几场批判运动中犯的错误连同其中合理正确的成分一概否定,就难以解释马克思主义过去仅在农村根据地、解放区占主导地位,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全国特别是城市中的主流意识形态。
再次,要把犯错误和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不能因为某个时期犯了错误,就把那个时期的工作统统否定。比如,“大跃进”使“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害。但“大跃进”前前后后持续了3年时间,那3年新建、扩建了十大钢铁厂,以及一批有色金属冶炼厂和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其中包括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武钢、攀钢等。据统计,目前仍在使用的大中型水库,几乎一半是那几年建设的;1964年前重工业部门新建的大中型项目,有三分之二也是在那几年开工兴建的,就连大庆油田也是在那一时期被发现和开始建设的。那些年建起来的县办社办工业,后来虽然由于国民经济调整而纷纷下马,但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重获发展,为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打下了一定基础。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成立后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前面已经说到,它持续了10年之久。在那10年里,除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党和国家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历史决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10](p.763)“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10](p.764)例如,在那10年里,我国建成了成昆、湘黔、焦枝等9条铁路(包括宝成电气化铁路),南京长江大桥,两条长距离输油管道和连同大部分省的微波通信干线,第一艘核潜艇,第一个卫星地面站,第三代电子计算机,全国电视网;成功爆炸了氢弹,进行了地面核试验,发射和回收了人造卫星,发射了第一颗洲际导弹,成功培育了籼型杂交水稻;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疟疾特效药青蒿素,也是那一时期试验成功的。《历史决议》还说:“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10](p.764)这些事实都说明,绝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划等号,不能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我们党和国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做的有益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我们党和国家的原有性质。
(三)要把失误和错误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并把那时可以避免和难以避免的失误和错误区分开来
所谓客观条件限制有两种,一种是实践不够,缺少经验;另一种是物质不够,缺少条件。例如,改革开放前在很长时间内积累率过高,对消费品生产的资金、原材料安排不足,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尤其是对农业、农民索取过多,给予过少,造成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变化不大。这与我们对积累与消费比重安排不当,对农业与农民照顾不够有关,也与当时为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基本建设积累资金、集中使用物质有关。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我们必须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以便尽快增强国力、巩固国防。而要这样做,在当时只能靠出口农副产品换回先进的工业设备,必须从农村购买大量农副产品适应工业人口的增加。如果任凭农副产品价格随行就市,财政开支就无法控制,建设计划就会落空。所以,那时不得不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和木材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不得不相对牺牲农民的一部分利益,暂时抑制人民的某些消费。当年陈云就说过:“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20](p.97)他还说:“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可以做到。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20](pp.194-195)因此,从历史的基本面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面貌变化都不如改革开放时期那么显著,是工业化建设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即使不犯“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这些问题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只不过,那些错误加重了困难的程度,延长了困难的时间,使各种票证越发越多罢了。
(四)要分析造成失误和错误的主观原因,同时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
在可以避免的错误中也有两种,一种是个人专断,一种是急于求成。对于急于求成,邓小平作过一个分析,他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21](pp.139-140)这个分析完全符合实际,也十分中肯。正因为是好心办了坏事,所以错误一旦被发现,我们党和政府才有可能立即正视错误、承认错误,并积极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例如,“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使农业大幅度减产,储备粮严重不足,人民群众普遍吃不饱,很多人由于营养不良患浮肿病,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当党和政府发现问题后,立即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查处封锁消息的案件,千方百计增加城市大豆、鱼类供应,发放各种生活必需品的票证,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还带头减少粮食定量,与人民共渡时艰,而且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工作中设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再如,上海除了有半两粮票外,还考虑到江浙一带人民有吃汤面的习惯,印有一钱六分五厘的油票。正因为上下同甘共苦,党和政府的工作周到细致,所以尽管那时生活十分艰难,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仍然高度信任、充分体谅,从而很快渡过了难关。
个人专断与急于求成的问题有所不同,《历史决议》对此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指出: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骄傲、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表现在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后果在于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社会原因在于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缺少制度化、法律化以及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历史原因在于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专制主义思想影响。因此,必须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制度。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受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思想作风问题,后者是社会性质问题,不能相互混淆。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是与个人专断这类专制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提出并着手纠正这种问题。另外,在指出这一问题时,也不能把它仅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应当注重总结经验,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以免后人重犯类似错误。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讲到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时,强调要“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22](pp.39-40)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指出:“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5](p.353)这说明,即使改革开放后,仍然存在个别人或少数人专断的情况。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在我国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不会只在某个人或某些人身上起作用,也不会仅在短时间内就被清除干净;更不能因为存在某些人独断专行的现象,就妄言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专制主义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专制主义的国家。
(五)要看前面的历史对于后面历史的作用是积极面为主,还是消极面为主
改革开放无疑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但它不是在1949年旧中国那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上起步的,而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并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概括地讲,笔者认为那段历史对于改革开放具有奠基的意义,这个意义起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前提。例如,取得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实现了民族的大团结,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提供了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例如,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拥有了雄厚的固定资产。1978年,我国固定资产比新中国成立时增长了56.3倍。而且,正因为我国那时已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现在才可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的全部工业门类中41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也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提供了改革开放的外部条件。例如,我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第三世界中拥有极高威望,在联合国恢复了合法席位,顶住了大国沙文主义妄图控制中国的压力,打破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搞出了“两弹一星”。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15](p.172)他还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15](p.127)“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21](p.279)显然,没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也是不可想象的。
第四,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政治保证。例如,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基本政治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更是不可想象的。
第五,提供了改革开放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说过:“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21](p.272)如果那样,改革开放当然也是不可想象的。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高思在云》的书,作者朱云汉虽然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蒋经国基金会秘书长,并不信仰唯物史观,但他在对中印两国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发展情况进行比较这一点上,却基本符合历史主义的观点。书中写道:“一般流行的看法都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前面30年都浪费掉了,走了很长的冤枉路,甚至可以说完全是‘黑暗时期’。这个认知并不正确,至少是以偏概全。”“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政治与社会体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提振或制约作用就很明显了。195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几乎处于相同的贫穷与落后状态,但经过一甲子之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列的‘人类发展’(humandevelopment)所有指标上,中国的长期表现明显优于印度。”书中还写道:“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达到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在民族复兴的大旗帜下,中央政府享有调动全国资源集中使用的正当性。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与工业资本国有化或集体化。除了农村土地外,这个庞大国家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这成为中国后来年快速发展的资本。其他很多国家没有走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很难复制这个历史条件。”[23](pp.124-126)
无独有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了一本名为《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的书,作者文一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分行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书中说,英国和欧洲的工业革命并不像过去宣传的那样起源于对私有权的保护、市场经济、民主制度,而是靠政府力量支持乡镇企业、扩大海外市场、保护原料产地,进一步解决交通、能源、机械制造、通讯等问题逐步兴起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革命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不自觉地走了这条路。而改革开放前30年取得的国家独立统一、社会稳定,建立的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以及广大农村的土改、合作化和社队企业,为这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他的观点虽然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原因不在于所谓西方民主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前打下的基础对改革开放的成功有重要作用,这些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改革开放后国内国际形势越来越清楚地证明,如果当初没有改革开放,新中国历史的确难以为继;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打下的基础,改革开放也是难以起步的;起步后如果抛弃了改革开放前树立的根本指导思想、建立的基本社会制度,改革开放也不可能顺利进行,相反,很可能中途夭折,导致出现苏联那种党下台、国分裂的局面。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改革开放前的那段历史可以作出三个结论性的评价:第一,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尽管有失误有曲折,但本质是探索过程中的失误和曲折,主流是成就是进步,评价应当以正面为主。第二,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尽管在城乡面貌的改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远不如改革开放后那么显著,但这并不表明那段历史没有成绩或成绩不大。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的变化不容易让人看出来,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可以反过来说明地基打得好、打得牢。第三,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内在统一和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新中国的70年是伟大、光辉的70年,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骄傲、自豪的70年。
目前,当代史编研与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仍处于初创时期,自身的学科理论还有待进一步明晰化、条理化、系统化。然而,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加快构建,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客观形势,都要求当代史编研尽快拿出更多科学的有说服力、战斗力的学科理论。
习近平曾指出:“当前国内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24]所谓拿国史说事,就是指使用捕风捉影、胡编滥造、以偏概全、偷换概念、混淆是非等手法抹黑新中国历史的言论。他还说过:“现在,国内国外、网上网下都有一些言论,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些就是负能量,增加正能量就要对着负能量去有的放矢,正面交锋。”[25](p.107)而要同各种歪曲新中国历史的言论进行有的放矢的正面交锋,就需要有当代史学科理论的支撑。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又提出:新中国70年历史“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26]要实现这样的要求,讲清楚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所蕴藏的内在逻辑,同样需要有当代史学科理论做支撑。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当代史编研的工作者应当抓住当代史备受关注的机遇,更积极地开展当代史学科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更自觉地发挥当代史“资政”“育人”“护国”的功能,更主动地在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中进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当代史教育,把正确认识和阐释当代史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工作中、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为树立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历史依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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