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论关系为治史必须面对却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史料与史观的纷争主要受中西学乾坤颠倒的影响，西式分科架构成为强制中学附从的预设，因而必然要以外来的学说解释中国的材料。中国历代修史以记事、叙事为主，无论征引官书档案还是私家著述，一般不需标识注明即能够与著史的文字浑然一体，阅读者也能够一体视之，不必刻意分辨。文言改白话破坏了书面语的古今一致，大多数情况下，所征引的材料与作者的自述在文体形式上差异甚大，使得全篇的文气不能贯通，即使没有阅读障碍，读者也不易习惯在两种文体之间频繁转换。固有的史书被当成史料，历史论著的文白分别成了史与论的载体，造成著史和读史时引文与行文的进一步分离。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史论关系经过持续争论依然莫衷一是。受此影响，治史日渐重视说理，相对忽视叙事，举证为据的办法往往脱离材料的时空位置及联系，用后出外来的架构、系统裁量史事，把后人的认识当成历史的事实。我们应当努力从倾听历史的原声中把握前人的本意和史事本相，寓说理于叙事之中，视引文行文为一体，呈现历史原汁原味的无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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