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是改革开放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不仅会影响中国未来15年、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而且会影响我们审视、总结中国过去40年乃至70年的历史。对于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者来说，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要比别人多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用十九大精神推动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建设的发展。

　　用中共十九大精神拓宽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的视野

　　当代中国史研究同其他史学研究一样，“史”和“论”的研究是分不开的，也是不应当分开的；但对“论”的研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显得格外突出。因为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当代中国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探索相结合的历史，也是与现实联系得最为紧密的历史。当代中国史中的问题不仅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加以解答，而且很多本身就是理论问题。比如，为什么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看待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和曲折？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关系？如何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这些既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史的理论问题，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回顾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论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部署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各项工作，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是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做出的理论创新，是从当前实际出发的，但由于它们同时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当代史与现实离得最近，有些历史与当前现实几乎平行，因此，其中许多观点都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的选题。

　　例如，报告中说党的十八大以来5年的变革是深层次、根本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而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些问题就可以作为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的问题。

　　又如，报告中说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等等。对这些问题如何理解，也是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应当回答的问题。

　　再如，报告中说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等等。这些问题同样可以从当代中国史的理论研究中寻找答案。

　　上述观点都是党中央从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理论判断，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像这类问题，十九大报告中还有许多。

　　历史研究不是对策研究，它的任务是弄清事实、分析原因、找出规律、总结经验、预测未来，给执政者的决策提供依据和借鉴，而不是直接提出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的对策性意见，否则就会出现学科错位、两头耽误的现象。然而，当代中国史及其理论研究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它有条件也有必要更加贴近现实，更多选择与当前联系紧密的问题进行研究，用研究成果为当下决策提供可资参考的意见。

　　习近平常讲以问题为导向，做学问更要从问题出发。我们学习十九大报告，要带着问题学，并把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导向。只要这样，就会发现当代中国史中不是没有多少理论问题，而是有许多理论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打开思路、开阔视野、发现问题、深入研究；是如何提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对当代中国史的熟悉程度，以适应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虽然是史学中分支的分支，但绝对是一门前程远大、大有可为、任重道远的学科。　　

　　用中共十九大精神思考当代中国史的分期

　　给历史分期或曰断限，是历史研究中经常会碰到的一项实际工作，也是一大理论问题。由于历史工作者的历史观不同，对同一历史，无论通史还是断代史，往往会有不同的分期标准和方法。尤其像当代中国史这种正在不断向前延伸的历史，分期或断限问题势必更加复杂一些。

　　据统计，目前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史书籍，无论叫当代史、现代史、近现代史，还是叫国史，大约有160多种。其中从“两分法”到“十分法”，各种分期方法都有，而且每种分期方法的上下限也不一致。我在《当代中国史理论问题十二讲》中，对近70年的国史提出过“五分法”的意见：即1949～1956年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1957～1978年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1978～1992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1992～2012年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2012年以后为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1］我当时说，这个时期目前还在进行之中。通过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我进一步坚定了2012年是一个新时期开始的观点，但对于这个新的时期究竟应当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时期，抑或是第二个时期的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2］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不仅是一个重大政治判断，而且对新中国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的分期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报告没有具体说这个新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此，无非有两种划分：一是从十八大也就是从2012年开始，二是从十九大也就是从2017年开始，中间相差5年。起点当然不能具体到某一天，而应当把它看成是一个过程，但过程也要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大体始于十八大之后，就是说，当代中国史或改革开放史进入新时代的过程，大体从十八大之后开始到十九大的召开。理由有以下两个方面：

　　1.习近平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九大报告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在十八大之后

　　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以下简称“7·26”重要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3］在十九大报告中他又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还说：十八大之后“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看出，无论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都发生在十八大之后的5年。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几个重要标志也都发生在十八大之后

　　这些标志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从党的八大到十八大的56年里，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除了1957年和1962～1978年，说的都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历史表明，这种提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即使在其他年份里，客观情况也是如此。但自从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之后，特别是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5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十九大报告看，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社会生产力方面，国内生产总值连续7年稳居世界第二，生产能力在很多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不仅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总体实现了小康，不久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次，在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方面，除了对物质和文化生活提出更高的要求外，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领域的要求也显著提高。再次，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生产的质量效益还不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欠账较多，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领域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也有待提高。面对这些实际情况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显然已经不能再仅仅说成是物质和文化两方面，社会生产也不能再笼统说成是落后的了。人民的需要已经由物质和文化两方面变成了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社会生产也已经由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变成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正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这个明显变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

　　毛泽东曾在《矛盾论》中说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又往往会显出阶段性特征。“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4］因此，说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了，不是说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已不再成为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了，也不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结束了，而是说人民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发展这两侧，内涵都发生了部分的质变。正是这种主要矛盾的部分质变，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长时期的大阶段内出现了一个有别于前一时期的相对小些的新阶段。

　　二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十九大报告可以看出，我国国际地位随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而实现的前所未有的提升，主要也发生在十八大之后的5年。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无论力量强弱，从来都是不信邪、不怕压的，但由于旧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国力的增强需要一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余地。正如邓小平1985年所说：“世界上的人在讨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他还说过，到了20世纪末，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5］

　　从1985年算起，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翻了六番多。与此相适应，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逐步提高，对世界和平、国际局势的作用日益显现。特别是2012年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同时，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倡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接连举办北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习近平还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等等。这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推动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正是这一切使“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个变化，显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呈现出有别于前几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的重要标志。

　　当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同于“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等于说现在我国已经不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再属于第三世界了。我们的综合国力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党中央曾反复说过，即使今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仍然要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一边。

　　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起，作为我们党的行动指南，是党的十九大决定的，但这一思想的形成也是从十八大后就开始了。对此，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说得很清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6］

　　这一思想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新的指导思想，并不是要在党的指导理论上“另起炉灶”。但由于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当前国内国际实际结合得最紧密，与前几个时期的指导思想相比具有许多鲜明特色，因此，它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必然会给我们党和国家的方方面面带来有别于前几个时期的新气象、新面貌。关于这一思想的鲜明特色，我体会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更加鲜明的人民性。早在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之际，习近平就在会见中外媒体时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7］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7］（pp.552～553）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上，他又说：“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8］针对所谓“我们党有自己特殊利益”的言论，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9］

　　习近平的上述重要论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阐释。报告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到“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从“顺应人民意愿”到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到“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到“把人民利益始终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到“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级人大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从“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到建成“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从“人民群众反对、痛恨什么，我们党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到“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等等，可以说处处闪烁着“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光芒。最后一个自然段，报告还借用《礼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古训，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如果要比哪个词汇在报告中出现的频率最高，恐怕非“人民”一词莫属。而这恰恰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特色。

　　第二，更加显著的革命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强调“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这当然不是说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实现，而是要求共产党人牢记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不要在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时迷失大方向。因此，他针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谬论，引用了陈云关于“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话。针对“给共产党改名”的议论，他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10］针对一些同志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现象，他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远大实践推向前进。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11］他在2016年底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号召在新长征路上要“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12］；在2018年初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他号召全党学习周恩来精神，“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13］。他还说：“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9］（p.66）“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一步步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14］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的上述重要论述体现得更加充分。只要同历次党代会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共产主义理想”、“革命”等词汇在这个报告中出现的频率同样相当高。比如，报告中重申了习近平过去5年一再讲过的：“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2］在回顾党的历史部分，报告一上来就引用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同时高度评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重要意义。报告除了继续使用历次党代会所使用的“革命军人”这一概念外，还首次提出“革命文化”的概念，指出“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泉；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2］这些也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之所在。

　　第三，更加强烈的斗争性。习近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大力倡导我们党一贯的原则立场、战斗作风、斗争精神；另一方面以身作则，在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加强党的领导和意识形态工作上，在反对“台独”、“疆独”、“藏独”、“港独”等分裂势力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全党做出了表率。他强调：“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15］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15］（p.209）他批评“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15］（p.35）他告诫“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15］（p.45）他指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者不愿意甚至不敢坚持党性原则，岂非咄咄怪事？”［15］（p.24）他引用毛泽东关于“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16］的格言，以提倡共产党人发扬应有的战斗风格。他还说：“我们当前主要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改变这种局面，就会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甚至会断送我们党和人民的美好未来。十八大之前有很多党内的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有所担忧，也就是在这里。”［17］

　　党的十九大报告更加集中地体现了习近平的上述重要论述。报告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报告提出，要“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号召全党充分认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报告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问题上指出，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在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的问题上，报告提出，要“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上，报告肯定了十八大以来“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要求全党“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反对“好人主义”，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报告还在论述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时指出：要“旗帜鲜明地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2］像这样理直气壮地彰显共产党人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也是少见的。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上述鲜明特色给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明显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今后，这种变化还会越来越显著。

　　正是根据以上两点理由，我认为以2012年作为当代中国史中的一个新时期的起点，无论从权威文件看还是从客观实际看，都是站得住脚的。但这个新时期，很可能不是1992～2012年之后的新时期，而是1978～2012年之后的新时期。也就是说，它不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时期，而是同改革开放后34年相并列的第二个时期。如果这样分期，2012年之后也不再是当代中国史的第五个时期，而是第四个时期了；我所提出的当代中国史“五分法”也应当相应改为“四分法”。不过，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

　　用中共十九大精神看待当代中国史经验的总结

　　总结历史经验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和主要内容，也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工作。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实际工作者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当代中国史研究者肩负着从理论上探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职责，需要用研究成果资政、育人、护国，因此，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的担子更重。

　　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总结历史经验，当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就既要总结成功的经验，也要总结失误及遭受挫折的教训；既要用今天的眼光总结经验，也要把经验放到一定历史条件下总结；既要分别总结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经验，也要从国家层面进行宏观总结。不过，当前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方法，应当是既总结不同时期的经验，又把各个时期的经验贯通起来总结。在这方面，党的十九大为我们不仅指明了方向，而且进一步排除了障碍，做出了示范。

　　（一）要深刻认识新时代的性质、特征、任务，总结历史经验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必须把新中国成立近70年的历史贯通起来总结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2］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这个新时代虽然仍然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但它绝不仅仅来源于改革开放，而是来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历史，特别是来源于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实现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伟大飞跃的新中国初期历史。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新时代的性质、特征、任务，不能仅仅总结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经验，而要站得更高一些，起码要站在新中国迄今为止全部历史的高度，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打通，作为一个整体来总结。

　　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曾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3］这些论述同样告诉我们，作为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者，要认识和把握这个新时代的性质、特征、任务，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纵览新中国迄今近70年的全部历史，从中思考新时代是怎么来的，要到哪里去；必须把改革开放前29年、改革开放后34年和党的十八大以来5年的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只有这样才能从中比较新时代与其他时期的共性和差异性，从而研究未来发展的走势。

　　（二）要贯通起来总结新中国近70年的历史经验，必须纠正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和对立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总是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也总是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点是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即使在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中，也有许多人对如何认识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感到拿不准，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一致性，担心这样说会被人当成极“左”或右倾，被斥为贬低改革开放后或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这说明，如果不能纠正把改革开放前后割裂和对立起来的观点，要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是不可能的。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1·5”重要讲话），用很大篇幅论述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他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7］（pp.111～112）就是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内在的统一体，都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历史。这一论述是党中央第一次明确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旗帜鲜明地回应了把它们割裂和对立的各种错误观点，解除了人们心中的各种疑虑，是我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指南。

　　在“1·5”重要讲话中，习近平还提出了三个具体论点：

　　第一，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坚持、改革和发展。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后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是应当看到，“如果没有一九七八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同时，如果没有一九四九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7］（p.112）

　　第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的”。［7］（p.112）

　　第三，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习近平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7］（p.112）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用叙事的方式重申了上述观点。他在回顾党和国家发展历史时指出：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又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这就用更加精练的语言，把改革开放史与此前各个时期的历史进一步整合在了一起，从而为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经验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论依据。

　　（三）只有把新中国70年的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才有可能对新时代的性质、特征、任务认识得更清楚，对新的战略布局、措施理解得更全面

　　人们只要稍加注意就会看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有许多重要观点都是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经验得出的，不仅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具有历史的厚重性和预示未来的前瞻性。

　　关于改革与改革方向的问题?凡是熟悉新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我们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之后，曾面临经济体制中计划过死、所有制结构过“公”的问题，而且为此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改革设想。但是，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阻碍，这一设想不仅未能付诸实施，相反，计划越统越死，所有制结构越搞越“公”，连城市的小卖部、小餐馆、自行车铺也变成了集体所有制甚至全民所有制，农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被当成了必须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鼓吹“市场万能论”，宣扬“大市场、小政府”，胡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要求“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把国有企业量化到个人”，并提出“改革就是改革，无所谓社会主义方向和资本主义方向”，谁要强调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谁就会被扣上“左”的帽子。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18］“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19］他指出：“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7］（p.110），“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改革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应该改又能够改的坚决改，不应该改的坚决守住；应该改而不具备条件的创造条件改，该快的一定要快、不能快的则循序渐进”。［20］他强调：“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20］（pp.22,51,17）

　　在改革所有制结构问题上，习近平一方面反复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国企不仅要办好，而且一定要办好，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深化国企改革不是要把国有经济改少了，不是去国有化、去主导化，而是要靠改革强身健体，这是国企改革的核心目标和根本落脚点。

　　在改革经济体制问题上，习近平一方面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7］（pp.498,499）另一方面，他明确指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的领域如国防建设，就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一些带有战略性的能源资源，政府要牢牢掌控，但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去做”。“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1］他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21］（p.64）

　　十九大报告在谈到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时重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谈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时，报告重申：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2］

　　显而易见，以上这些观点如果不是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经验，而只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是难以得出的。

　　关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讲政治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但在改革开放前“左”的思想指导下也出现过偏差。例如，片面强调“突出政治”，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吸取了教训，把工作重点重新移回到经济建设上。然而，党的个别干部又出现了忽视政治的倾向。有人认为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妨碍经济建设”，说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不利于解放思想”，要求在党的纪律上给干部“松绑”，甚至提出应当“允许反革命言论自由发表”，凡是见到讲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观点的，一律扣上极“左”的帽子，斥之为“左”的流毒。

　　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都说明，把政治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不行，忘记政治的统帅和保证作用、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也不行。改革开放后，个别党的干部中出现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等问题，社会上出现“一切向钱看”、假冒伪劣、黄赌毒等问题，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和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蔓延等问题，一些边疆地区出现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化等问题，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都与我们忘记政治的统帅和保证作用，忽视政治思想工作，放松党的自身建设，抓经济建设“一手硬”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有关。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一方面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方面，他着重指出：“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9］（p.80）

　　什么是讲政治、应当怎样讲政治？对此，习近平明确回答：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转引自刘世军：《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文汇报》2014年6月30日。）他强调：“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15］（p.37）2018年5月，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除说到实践观、群众观、发展观、矛盾观外，还特别提到了阶级观。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上述重要论述都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报告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2］

　　不难看出，所有这些观点，也只有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才有可能做出。所以，十九大报告在一定意义上既为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者总结历史经验指明了努力方向，也为我们做出了示范。

　　用中共十九大精神指引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学科体系的构建

　　在十九大报告中，与当代中国史理论学科体系构建直接相关的论述，我认为至少有四句话：第一句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第二句是“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第三句是“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第四句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2］这四句话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有关重要论述的结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向全党说的，同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者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既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分支学科，又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有着密切的交叉关系。构建它的学科体系要解决的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对象、范畴等问题，例如，当代中国史的定义、分期、基本评价、经验总结、社会功能，对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分析以及史书的编纂方针和方法，等等。以上这些决定了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构建它的学科体系更离不开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上述四句话的指导，更需要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者自觉学习和认真贯彻十九大精神。

　　（一）构建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必须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正确历史观的重要论述

　　自从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就反复强调要重视对历史特别是党史国史的学习，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重视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重视用历史进行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的教育。他说：“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22］“要加强对历史的学习，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习，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得到定力。”［14］（p.295）“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22］他还说过：“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3］“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24］他尤其强调：“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22］

　　在如何运用正确历史观分析历史的问题上，习近平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7］（p.693）他说：“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7］（p.694）“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25］“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要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形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15］（pp.34～35）

　　习近平以上重要论述对于构建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所谓正确的历史观，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就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只有这样做，我们才会在各种思潮和风浪面前做到立场坚定、心明眼亮，才会认清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论和历史机械论，才会正确地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史的理论问题。

　　（二）构建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必须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论述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要害和危害。他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7］（p.123）他还说：“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6］这些论述告诉我们：第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制造和鼓吹的，本质上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一种政治工具。第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要害在于通过攻击、丑化、污蔑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历史，达到否定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第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是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习近平特别提醒我们，要接受苏联的前车之鉴，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搞乱人心、搞垮中国的阴谋。他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各种敌对势力就是想利用这个逻辑！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15］（p.208）针对妄图全盘否定毛泽东的主张，他指出：“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7］（p.113）他反复强调：“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27］他要求党的媒体，对恶意攻击、造谣生事，要坚决回击、以正视听；并且表扬一些主流媒体对网上诋毁、恶搞、丑化英雄人物的歪风，及时发声，用史实说话，为英雄正名，发挥了弘扬正气作用。他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28］

　　习近平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做的这些掷地有声、入木三分的批判，给予当代中国史及其理论研究者的不仅是鲜明正确的导向，也是对坚持正确方向的有力支持和鼓舞。我们要构建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对此更要认真学习、贯彻。

　　（三）构建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必须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有关这个问题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于他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讲话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上，要特别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在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上，要着重于理论创新，他指出：“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要“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在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上，要注重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型学科和交叉学科，注重培养人才、抓好教材，等等。他强调：“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成一般的学术问题”。［29］

　　习近平关于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精神，使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在学科体系构建中有了更明确的方向，也有了更充足的信心。首先，在继承性和时代性上，由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对象本来就发生在当代的中国，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这一研究理应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和本学科的时代特点，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更加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其次，在原创性和专业性上，由于当代中国史及其理论研究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因此，这一研究理应更加注重理论创新，下功夫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着力培养人才、抓好教材，严格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再次，在民族性和系统性上，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注重历史和史书编纂的传统，因此，在当代史书或国史书的编纂方面，理应更加注重从中国古代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传统中汲取营养；在学科建设方面，理应更加注重体系的构建。

　　总之，十九大对于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建设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我们要抓住全国上下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历史机遇，结合自身研究的实际，学好用好十九大精神，推动本学科体系建设不断向前迈进。

［参引文献］

　　［1］朱佳木：《当代中国史理论问题十二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14页。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8页。

　　［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8］《改革既要往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 也要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人民日报》2016年4月19日。

　　［9］《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页。

　　［10］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求是》2016年第9期。

　　［1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12］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2016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2016年12月31日。

　　［13］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2日。

　　［1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页。

　　［1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2页。

　　［17］《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18］《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19］《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6～1577页。

　　［20］《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0页。

　　［2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7～58页。

　　［22］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

　　［23］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3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3日。

　　［24］《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人民日报》2013年6月27日。

　　［25］《发挥功勋荣誉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 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26］《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年7月22日。

　　［27］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28］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2015年9月2日）》，《人民日报》2015年9月3日。

　　［2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责任编辑：郑珺、周进］

　　［作者简介］朱佳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100732。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