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服务大局，积极为国家的发展建设保驾护航。不仅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为中国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在新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70余年来，中国的外交实践成就显著，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一、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历史演进

　　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面临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捍卫和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在恢复和建立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是维护独立权、平等权和发展权，为国内的发展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不断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为此，70余年来，中国外交工作者立足中国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不断丰富中国外交的内容、方式和手段，拓展中国外交的渠道和领域，为实现各个时期中国的外交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伴随国际国内局势不断发展变化和国内发展战略不断调整，不同阶段，中国外交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外交大体经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坚持独立自主，坚定捍卫国家独立权和平等权(1949—1978年)

　　这一时段，国际格局的显著特点是美苏冷战对峙从欧洲向全球扩展，世界大国间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虽无热战，但由美苏两国在地缘政治上对峙、争霸引发的地区热点问题、代理人战争却此起彼伏，因而造成国际安全局势持续紧张。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局势也深受美苏两国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对峙、对抗和争霸斗争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堵战略，企图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对中国进行战略挤压，中国被迫同时应对两个超级大国所带来的威胁，所处的安全形势异常严峻;20世纪60年代末期，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不断挑起冲突，并陈兵百万，针对中国搞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应对美苏两国不时不同程度对中国安全利益构成的威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明确把“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确立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并先后通过“一边倒”“反帝反修”“一条线”战略，捍卫了新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赢得了大国的尊严，使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站稳了脚跟。

　　旧中国百年遭受列强侵略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史，使新中国领导人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早在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就庄严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2]为此，1949年9月29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新中国外交政策为:“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1]。史家把这些原则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方针。“另起炉灶”，就是要同旧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一刀两断，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依据“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一方针，新中国有步骤、有计划地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这不仅恢复和巩固了中国的独立与主权，而且为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新的平等互利合作关系开辟了道路。“一边倒”是指中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在这“一边倒”方针指引下，中国把发展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新中国因而很快得到他们的承认支持。1949年10月2日，在新中国成立第二天，苏联外交部致电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表示苏联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3]随之，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50 年2月，中苏两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结为同盟，共同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并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中苏两国友谊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生的共和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中苏关系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截至1950年1月，新中国得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并与除南斯拉夫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不仅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也有利于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

　　针对美国的敌对政策，新中国通过抗美援朝、炮击金门、抗美援越，打乱了美国企图从朝鲜、台湾、印度支那三条战线威胁自身的战略部署，卓有成效维护了自身的安全利益，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1954 年 4 月，解决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国应邀出席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出现在多边国际舞台。中国代表团利用西方国家间矛盾，争取多数，着重应对美国，为印支问题和平解决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坚持以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立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称赞，树立了新中国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良好形象。

　　为了开展同周边新独立民族国家的团结合作，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顺应了当时新独立民族国家渴望建立平等国际关系的历史潮流。这一原则首先得到印度、缅甸响应。1955 年4 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纳入亚非会议的“万隆精神”中，成为亚非各国开展团结合作的重要指针。此后，经过60多年的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准则。

　　20世纪60年代，为应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在南北两个方向对中国造成威胁，中国政府坚持反帝、反修方针，与美国的霸权主义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新中国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国际政治力量。同时，中国努力发展和改善与两个“中间地带”国家间的关系。中国首先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为消除边界及其它历史问题对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影响，中国政府坚持睦邻友好政策，先后同尼泊尔、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签订边界协定，同印尼解决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一定程度上为进一步发展同相关国家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还积极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提出了对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对增进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奠定了中国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同时，中国通过开展民间外交、政府外交促进中国与西方阵营部分国家间关系实现重大突破。1964年1月，中法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打开了美国围堵、遏制新中国的缺口。中法建交被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轰动国际社会。随后，意大利、加拿大等国也开始向中国靠近。

　　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不断挑起武装冲突，对中国领土主权构成严重威胁，并倡议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企图孤立中国。美国为改变在美苏争霸中不利局面，在亚洲采取收缩战略，并向中国抛出缓和关系“橄榄枝”。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抓住机会，调整了对美政策，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实现中美关系由对峙到缓和的历史性突破。为了适应国际反霸斗争的需要，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和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的战略，倡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对付苏联的威胁。

　　中美关系改善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格局。中国与西方阵营绝大多数国家随之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71 年 10 月25日，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5]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赢得了大国地位。中国外交的活动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截至1978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16个。[6]

　　(二)坚持和平发展，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1979—2012年)

　　这一时段，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战后持续40多年的美苏冷战对峙的两极格局因苏联解体而结束，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一度处于美国一超独霸状态，美国凭借其超强实力，在全球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极力打造以其为主导的世界秩序。通过“新干涉主义”、策划“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在东欧、中东等地区推动“西方民主”，还试图以“华盛顿共识”塑造世界经济秩序。2008年源于美国的世界金融海啸宣告“华盛顿共识”的破产，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实力严重受损。伴随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及传统发达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相对下降，也使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出现深刻调整。另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影响力增强。面对国际格局的持续变化，基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党和国家始终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工作重心，不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由点到面逐步深入。这一时期，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在一如继往维护安全利益的同时，服务国家大局，为中国经济实现跨跃式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争霸态势趋于平衡，双方认识到谁也不能打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中国领导人因而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这是对一段时间内关于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看法的修正。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加入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既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对中国自身也不利。在此情况下，中国果断调整“一条线”的战略方针，确立了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核心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

　　中国积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关系。在促进建交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同时，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于1989年5月实现了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开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新征程。在香港、澳门问题上，中国先后与英国和葡萄牙达成了协议，消除了中国同西欧国家开展外交关系的一大障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有了很大改善。1979年2月中旬，印度外长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7]这是中印两国关系僵冷近二十年之后，两国政府间的第一次高级接触。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华，[8]把中印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各种霸权主义，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做出积极贡献。

　　自1989年下半年起，国际局势急转直下，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引发国际格局大动荡、大组合，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北京发生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为借口，对华实行全面制裁，致使中国面临严重不利的外部环境。对此，中国政府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突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妥善处理西方大国制造的一系列危机事件，维护了国家稳定和发展大局。通过伙伴外交，确立了中国与各大国面向21世纪的双边关系框架。同时，中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同所有周边国家都建立或恢复了正式外交关系。全面解决了与俄、哈、吉、塔等国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先后于1996年、1997年，同俄、哈、吉、塔就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达成协议，稳定了中国北部边境。1997年7月和1999年12月，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中国领土上殖民统治的历史被彻底终结。2001年6月14日，“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9]对于促进本地区安全与稳定，加强成员国间各领域合作交流具有重要意义。1997年12月，东盟+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成功举行，[10]开启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新征程。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标志中国越来越深入融合到国际机制中。

　　21世纪初，伴随中国经济多年快速发展，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与压力也急剧上升。一方面希望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的声浪也一浪高过一浪。党中央冷静分析国内外形势，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积极推进 “和谐世界”的构建。推动中国外交进一步向多层次、多领域迅速拓展，逐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总体布局。

　　(三)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以来，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出现进一步深刻调整，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打着“美国第一”旗号，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目标针对对美国具有竞争性的大国，给大国关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国内经过数十年快速发展，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最大贸易国;让6亿多人口成功脱贫，成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最佳实践，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得到快速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诸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局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这一时段，中国外交的目标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向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方向推进。

　　积极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习近平主席倡导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对于中美两国保持良性的竞争合作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朗普执政后，尽管两国在战略问题、经贸问题上分歧有所增多，但中美两国元首保持密切联系和良性互动，就两国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并就发展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达成共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在高水平不断深化，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与磋商，就中俄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也逐步推进。中欧关系取得突破性发展。2014年3月22日至4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及欧盟总部，此次访问从战略全局的视角给予中欧关系以新的定位。习近平主席对欧盟总部的访问，是中国元首首次访问欧盟总部。双方发表的《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要深化中欧关系，全面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11]由于日方在钓鱼岛、历史等问题上频繁采取挑衅行动，中日关系一度面临严重困难局面。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华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双方确认，将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妥善处理历史、台湾问题，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12]为两国关系重回互惠务实合作轨道创造了有利条件。

　　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2013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确立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方针，促进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不断深化。同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标志性的合作项目诸如: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策克口岸跨境铁路、莫斯科——喀山高铁、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瓜达尔港建设与运营、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缅甸皎漂工业园与深水港等逐步落地，使中国的发展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关系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首首次出访，就访问了非洲三国，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并强调同发展中国家合作，要坚持正确义利观。2018年9月初，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举行，来自53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的代表齐聚北京。[13]期间，中非双方一致同意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先后于2013年5月底到6月初、2014年7月和2016年11月三次访问拉美国家，推动了中国——拉共体论坛的成立。[14]中拉论坛是拉美首次以区域整体合作方式与中国展开双边合作，使中拉关系发展迈入新的阶段。2016年1月，在中国与阿拉伯联盟建立关系6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对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与阿盟的历史性访问，全面提升了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针对近年来国际舞台上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化遇阻的现象。中国一如既往，继续坚持多边主义，重视发挥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组织和机制的作用，积极引导国际体系变革方向，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中国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并全面参加联合国各领域的工作。同时，中国领导人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核安全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性和地区性多边组织的各项活动，在这些区域和全球多边合作中，就相应区域和全球性问题提出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得到与会各国普遍认同，对会议进程形成重要引领。如:为应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问题，中国倡导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观，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引领国际发展合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等重大合作倡议和举措，以开放姿态“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体现中国大国担当。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截至2018年8月，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中国与沿线国家已建设8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沿线1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并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15]“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二、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取得的经验

　　(一)坚持党的坚强领导

　　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中国外交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保证。新中国外交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外交工作就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中国外交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提出的对外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上来，切实贯彻中央制定的各项外交政策。2017年12月，在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强调:外交战线全体同志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外交方针政策，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坚持外交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6]2018年3月，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凸显了党中央对外事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领导。新形势下，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将发挥决策议事协调作用，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能力，推进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外事工作队伍建设，推动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确保党中央对外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外事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提供有力指导。

　　(二)外交工作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使命。在美苏两极冷战对峙前半期，中国先是面临来自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全面对抗，后又遭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从南北两个方面的威胁，中国外交在捍卫中国安全利益，争取得到更多国家的承认，促进中国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方面做出积极贡献。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中国外交服务国家大局，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党的十八以来，中国外交通过着力打造三大平台——主场外交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平台和外交部省区市全球推介活动平台，对提升中国重点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发展格局，促进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科学把握国际国内形势

　　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和发展趋势，深刻把握时代发展潮流，是确定一国外交政策的依据。70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领导人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总结国际关系历史变迁的经验，深刻把握和研判国际局势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形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制定了一系列外交方针政策，指引中国外交服务大局，为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创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要在历史关键时期推进各项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国内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统筹起来，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抵御内外风险的能力。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要牢牢掌握四个方面的大势: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受到挑战的错综复杂局面;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17]

　　(四)对国家实力及应承担的国际责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国家实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实力是指行为主体所拥有的维系其生存和发展的全部物质和非物质力量，以及它们维护自身利益、推行对外战略和影响其他行为主体的能力。因而，国家实力是开展外交工作的基础，是进行外交定位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实力地位的清醒认识，使中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外交抉择。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社会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有更多的期待，先有“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后有G2、“中美共治”及“中国责任论”等议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专注“美国第一”后，国际社会有关“中国责任论”的呼声更高，对此，中国领导人保持了清醒头脑，对中国基本国情、国际地位有明确的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8]因此，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推卸作为大国的责任。为应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问题，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等重大合作倡议和举措，以开放姿态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体现中国大国担当。

　　(五)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出的重要原则，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70余年来，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新中国前30年，在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既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华反共势力对中国的侵犯和干涉，也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威胁，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改革开放后，中国始终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中国自己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

　　(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70余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中国领导人的倡导和推动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发展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它不仅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也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和平发展道路。进入21世纪后，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以何种方式实现崛起，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党中央深入研究历史经验教训，把握当今时代潮流，明确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强调中国不走德、意、日法西斯穷兵黩武的道路，不走美、苏称霸世界的道路。

　　三、结语

　　70余年来，在国际国内局势的风云变幻中，中国外交经受住了考验，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新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对新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同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外交还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其中最具全局性的挑战是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把握中国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基本内涵是指由世界舞台中心转移引发的国际权势结构和国际秩序重大调整与变革对国际局势所产生的影响。自近代以来，整个世界一直是由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无论是欧洲人主导的殖民扩张时代，还是美苏主导的霸权对抗时代，一直到冷战后美国的单极独霸时代，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整个世界的权力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国际秩序主要由他们主导，非西方国家居于国际舞台的边缘，没有发言权。进入21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和全球战略中心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近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的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此带来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的深刻调整，整个世界的面貌将为之焕然一新，不能不说是一场“全球大变局”。在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把握自身的历史方位，维护不断增长并扩展的国家利益，根据国内外需求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而严峻的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进步潮流，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宣告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人类解开变局之惑提供理论引领、合作倡议、行动指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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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1集(1949—1951)[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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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民日报社.江泽民将出席东盟—中日韩和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N].人民日报，1997-12-03.

　　[11] 人民日报社.结合中欧两大力量打造四大伙伴关系[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4-01.

　　[12] 人民日报社.推动中日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行稳致远[N].人民日报，2018-10-27.

　　[13] 人民日报社.期待中非合作提质升级[N].人民日报，2018-09-05.

　　[14] 人民日报社.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14-07-19.

　　[15] 人民日报社.一带一路，共筑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8-08-20.

　　[16] 人民日报社.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7-12-30.

　　[17] 人民日报社.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6-24.

　　[18]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