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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问津的苏联秘密档案
发布时间: 2010-05-28    作者:康慨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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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已近20年,大量这一时期的历史档案仍然封存于莫斯科的国家机关。不过,亦有许多文档通过各种途径流出俄国。可惜的是,它们大多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没有学术机构愿意接收、出资整理和翻译,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曼哈顿政治研究学院所出版的声誉极高的《城市季刊》(CityJournal)杂志,在今年春季号刊出克莱尔·伯林斯基(ClaireBerlinski)的文章,对上述档案及相关之苏联研究的可悲状况深表忧虑。

  伯林斯基女士说,现居伦敦的俄国流亡学者帕维尔·斯特罗伊洛夫在其电脑内存储了5万份未发表和未经翻译的克里姆林宫绝密文件,大部分来自冷战结束前后的关键时期,对理解苏联解体有重大意义。他在2003年窃得上述档案,而后逃离俄国,现在却找不到一家有声望的图书馆来托管、翻译和发表。事实上,根本没有人对这批档案感兴趣。

  另一位学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也收藏了大量私窃出境的苏共中央档案,却没有精力进行翻译、整理、编目和摘要工作,他只能将其中一部分放到自己的网站bukovsky-archives.net上,而且绝大部分只是俄文原件的图档。“我把它们无偿提供给那些世界上最著名的报刊,可没人愿意发表。”布科夫斯基写道,“编辑们不以为然地耸耸肩:那又能怎么样?谁还在乎这个?”

  斯特罗伊洛夫手中档案的原件,大部分仍然深藏于克里姆林宫的档案馆,未曾解密。据他说,他有戈尔巴乔夫与数百位外国首脑近乎历次谈话的完整记录,俄境之外仅此一份。另有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和政治局委员瓦迪姆·梅德韦杰夫所做的政治局会议记录,以及戈尔巴乔夫首席幕僚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自1972年至解体期间的日记。

  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离开克里姆林宫时,未获授权带走了大量文件副本,扫描并存放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电脑系统内,仅供极少数亲信学者有限制地查阅,1999年才对包括斯特罗伊洛夫在内的独立学者开放了其中一小部分,但核心部分仍不示人,并规定只有在作者亲笔同意的情况下,才可复制或打印文档,而戈尔巴乔夫拒绝任何复制要求。

  基金会的保密工作并非天衣无缝。斯特罗伊洛夫告诉伯林斯基,那儿的电脑总会不时地出些小毛病。每到这时,网络管理员便得重新在键盘上输入密码,以再次登录内部网络。别有用心的斯特罗伊洛夫记住了密码,而后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花了很长时间,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把里面的东西拷贝了出来。

  伯林斯基初闻斯特罗伊洛夫的苏联档案,尚以为伪造。但2006年,在一些著名的前苏联异见者和冷战时期间谍的帮助下,英国对这些档案做了鉴定,确认了其真实性,并给斯特罗伊洛夫提供了政治庇护。

  布科夫斯基档案的来历与此类似。1992年,叶利钦政府请他前往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就一起涉及俄共法律地位的案件作证。国家档案馆因此向布科夫斯基开放绝密档案,供他准备证词之用。他私带手持扫描仪入馆,偷偷扫描文件数千份后逃离俄国。

  俄罗斯政府无法以侵权罪名起诉斯特罗伊洛夫和布科夫斯基,因为上述档案的权利原持有者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斯特罗伊洛夫虽仍担心获罪,却一度乐观地认为,这批档案的重要性足以完全改写世界对冷战史的理解。而布科夫斯基出国后,很快也在法国出了一本讲述自己盗印档案经历的书———《莫斯科审判》(JugementàMoscou),美国的兰登书屋本已买下此书英文版权,却要求他以自由派观点重写全书,布科夫斯基以对“政治审查一向过敏”为由,拒绝修改,出版合约遂告取消,此后再无英语出版商登门。

  克莱尔·伯林斯基长居伊斯坦布尔。两年前,本报曾刊文述及她对奥尔罕·帕慕克引发争议的判断:她把土耳其的诺贝尔奖得主称作“忧郁的自大狂”。

  中国的苏俄史学界也曾开展艰苦的苏联档案搜集工作,最大成果当属自1995年起,以七年时间编辑、翻译完成的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于2002年付梓。这套近2000万字的巨书,多取自俄罗斯彼时业已解密的档案,遗憾的是,解体前后的档案数量相对稀少,除去各种各样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一阶段的文件仍在俄国封存。

  在所主编的三卷本《一个大国的崛起和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之前言中,冷战史学者沈志华教授反复强调了苏联历史实证性研究和“俄国最新解密档案”的重要性,并指出该书28个专案和个案研究,绝大部分“都是以档案文献为主来支撑整篇文章的”,在少有的几个例外中,有一个便是档案尚未解密的戈尔巴乔夫时期。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此著最后一个专题甚至不曾提及苏联结束的最终日期。那是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次日最高苏维埃宣布自行解散。但愿这一缺失不是受到了文献缺乏的影响。

  沈教授最担心的是脱离档案(即文本事实)去研究苏联史,然而即使在西方,当大量珍贵的文件出现在人们眼前,甚至唾手可得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它们所呈现的事实。伯林斯基女士也有这样的忧虑,她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回避记忆,宁愿视而不见,宁愿再也不必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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