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961年英国保守派的重要人物蒙哥马利先后两次访华，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了一次重要调整。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与蒙哥马利进行的多次会谈中，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了全面阐释，并释放出外交政策调整的信号。 

　　蒙哥马利两次访华与其提出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主要体现为以美苏冷战为主的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西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独立，老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西方阵营内部，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各国强调欧洲的“独立”、“自主”，同美国的矛盾加深了。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则主要体现为：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虽然会谈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但终究保持了一个联络渠道；中苏两党辩论不断升级，使中苏两国关系趋于恶化；虽然中国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五国签订了边界协定或条约，但1959年8月以后，印度军队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引起边界武装冲突，使中国周边环境趋向紧张。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困难。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反两霸”和“团结亚非拉”的外交战略调整，（参见裴坚章、张光佑：《新中国外交的思想宝库———读〈毛泽东外交文选〉》，《人民日报》1995年2月2日。）同时希望缓和同西欧各国的关系。恰在这时，蒙哥马利提出了访华的要求。 

　　蒙哥马利，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指挥阿拉曼等重大战役并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先后担任英军总参谋长、西欧联盟主席等职。1958年，蒙哥马利卸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副司令一职后，对美国的东西方政策给予尖锐抨击，并认为“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很可能在于中国”。［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59年蒙哥马利在媒体上公开表达了希望访华的意愿。在访问印度时他又向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正式提出访华的要求，希望认识中国领导人，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看看普通百姓的生活，了解中国的发展计划。恰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缓和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以减轻同时面对美苏战略包围的压力。当蒙哥马利提出访华要求后，中国很快同意了。 

　　1960年5月23~29日，蒙哥马利第一次访华。就在蒙哥马利到达北京的前一天，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讨论国际形势时，周恩来提到蒙哥马利访华。对此，毛泽东认为在蒙哥马利没有表明对华态度前，需要观察。而周恩来则希望在与蒙哥马利的会谈中，英国跟美国的区别也多谈一点。显然，周恩来希望通过与蒙哥马利的会谈能起到分化西方阵营的作用。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周恩来于5月25日会见了蒙哥马利，并就战争问题、中国的最终目标及中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5月26日，周恩来同蒙哥马利进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重点是中美关系，周恩来表示：如果要改善中美关系，美国应该首先采取步骤。他明确提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一、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2］通过两次会谈，周恩来感到蒙哥马利的对华态度是友好的，因此，进一步安排了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会谈。 

　　5月27日，毛泽东专程从杭州到上海会见了蒙哥马利。会谈一开始，蒙哥马利就迫切地表示希望了解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对此，毛泽东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一种反语表示：“国际局势很好，没有什么坏，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随着谈话的进行，毛泽东谈了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他认为：“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3］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4］显然，毛泽东已将欧洲排除在中国的敌人之外。也是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对欧外交的新政策。 

　　同毛泽东、周恩来的会谈使蒙哥马利对访华的成果十分满意，他在离开前表示：访问“使我能够纠正西方世界普遍持有的对新中国的错误印象”，“对新中国，我们大家都应当同它友好”。［5］由于这次访华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蒙哥马利感到时间太短，为此他请求在1961年9月再次访问中国。这一次，蒙哥马利希望能到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旅行，“以便了解1960年我所听到的是不是真实的”。［1］（p.7）对于蒙哥马利提出的再次访华的要求，周恩来原则上表示同意。 

　　1961年9月6日，蒙哥马利来到北京，在接待宴会上，蒙哥马利提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我一向认为台湾是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6］周恩来在了解情况后表示：“蒙哥马利的讲话很好，看来他很有政治头脑，他提出的三原则抓住了国际局势的关键。”［7］ 

　　1961年9月9~20日，在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蒙哥马利先后去了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其中很多地方当时并不对外国人开放。周恩来希望通过上述参观能让蒙哥马利直观地了解中国，让他从本质上认识中国和中国的内外政策，并进一步了解他和英国上层人士对国际局势以及对中国的看法。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这种安排的确起到了效果。 

　　就在蒙哥马利到各地访问的同时，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召开。在此期间，周恩来对与蒙哥马利参观结束后的会谈做了部署，并准备视会谈情况再安排蒙哥马利与毛泽东会见事宜。9月21日，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周恩来就赶回北京会见了蒙哥马利。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对蒙哥马利的三项原则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8］。 

　　9月22日，刘少奇会见了蒙哥马利。这次会见并不在原定的计划内，是周恩来在了解了蒙哥马利在华的言行后临时和刘少奇商量安排的。在会谈中，对蒙哥马利提出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刘少奇表示：“三项原则很好，我支持你。希望你的三项原则可以实现。”［9］当日，周恩来再一次同蒙哥马利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就刘少奇与蒙哥马利会谈中谈到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表示：“我们反对侵略，不容许人家侵略我们，有利于他。我们搞社会主义也不容许侵犯人家的主权、领土来扩大我们的利益。”［9］ 

　　9月23日，蒙哥马利在周恩来举行的宴会上再一次申明了关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并表示：旅行“使我了解了整个国家自解放以来所获得的进展”，“它向我表明了过去十二年中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10］对于蒙哥马利的这些友好言论，周恩来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赞同和支持这位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所提出的明智主张。”［11］ 

　　远在武汉的毛泽东也密切关注蒙哥马利的行程。9月21日，毛泽东来到武昌，他在了解蒙哥马利访华的有关言行后认为，这位元帅讲了三项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决定会见蒙哥马利。9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蒙哥马利，谈话从18时30分持续到21时30分。通过在中国的亲身观察，蒙哥马利向毛泽东表示：“同旧中国相比，解放以后，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要克服很多困难”，但中国人民“完全可以面对和克服这些困难”。毛泽东则表示：“三项原则提得对，提得好。”［9］9月24日，毛泽东临时决定同蒙哥马利再谈一次。这次谈话是从14时30分一直进行到17时。这一次他们就中国领导人的继承者、核武器、领导艺术等问题交换了看法。［12］ 

　　同中国领导人的几次会谈让蒙哥马利印象深刻，他曾撰文表示：“毛有卓越的才智，处理问题非常实际”，“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真正的领袖。”［1］（p.12）“周总理对世界情况知道得很多，对人态度诚恳，谈问题明确并且敏锐，在我所见过的世界各国领袖中是有数的人物。”［13］ 

　　在会见蒙哥马利时中国领导人释放出外交政策调整的信号 

　　新中国成立后，对西方采取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直到日内瓦会议期间，新中国才开展对西方的宣传工作。而在“大跃进”开始之后，中国国内经济陷入困局，对外宣传工作也一度停滞。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发生了改变。由于中国与美苏关系均十分紧张，缓和与欧洲的关系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先后会见了蒙哥马利、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希望通过他们传递中国试图与欧洲缓和的信号。当然，首先是改变欧洲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事实上，通过与蒙哥马利的会谈，中国领导人释放出调整外交政策的多个信号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通过与蒙哥马利的会谈，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和平外交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一外交政策不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同纲领》中得以确认，而且在后来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得以发扬。不过，由于冷战时期西方的反共宣传，西方国家的民众无法了解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这方面，蒙哥马利远较其他西方政治人物有远见，他曾多次向媒体表示:“在讨论世界问题和世界和平的时候，中国是不能被忽视的。”［14］在后来的两次访华中，和平问题也是蒙哥马利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蒙哥马利比较委婉地询问：“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听后直截了当地问：“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毛泽东表示：“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4］（pp.402~403）他告诉蒙哥马利，中国“决不越出边界进行侵略，而且决不企图把它的共产主义思想强加于其他国家”。［1］（p.49）对于这段对话，毛泽东印象十分深刻。半年后，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提到这段对话，并再次表示：“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15］同样，毛泽东关于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论述也使蒙哥马利印象深刻。他后来回忆说：“我并没有察觉他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正计划把他的思想意识强加于其他国家或者计划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1］（pp.13~14） 

　　同周恩来的会谈加深了蒙哥马利的这一印象。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见蒙哥马利时就反复强调：“说社会主义阵营不打算向外进攻是正确的”，“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国际和平环境来进行长期的建设”。［2］（pp.321~322）周恩来“一再强调，中国必须获得和平，虽然它将始终为抵抗对它的领土的侵略而战斗”。［1］（p.25） 

　　刘少奇在会见蒙哥马利时也谈到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回答中国共产党最终的目标时，刘少奇十分明确地说：“中国共产党最终的目标也就是中国人民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好，保证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主权的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刘少奇表示：“至于外国是否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是它们的事情，我们不干涉人家内政。”“我们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并教育我们的后代永不侵略和压迫别的国家。我们只在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把自己的生活过好。”［9］ 

　　蒙哥马利两次访华，中国领导人在与他的会谈中都强调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由此，蒙哥马利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如饥似渴地需要和平”，战争“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1］（pp.23~24）“中国对它合法边界以外的地方没有领土野心。”［1］（p.55）对于这个判断，蒙哥马利深信不疑，后来他在英国上院及接受记者采访时，又多次谈到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二）通过与蒙哥马利的会谈，中国领导人首次释放出与欧洲缓和的重要信号 

　　1960年蒙哥马利第一次访华时，毛泽东在会谈中主动提出：“你们为什么不稍稍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呢？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基本事情你们已经做了。”他告诉蒙哥马利：“你们只要少许改善一下态度，我们的关系就会改善。”［3］（p.431）很明显，毛泽东希望中英关系从半建交发展到建交关系。关于法国，毛泽东表示：“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国家能够合作。”［3］（pp.432~433）毛泽东的这番话并非无意而言，由于事先已知道蒙哥马利在访华后不久将要见到戴高乐，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有让蒙哥马利捎话的意思：一方面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法国明确中国准备与其交往的态度；另一方面表明如果中法建交，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将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会谈中，毛泽东问蒙哥马利：“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3］（p.423）后来他又表示：“如果英、法、苏、中四国能够比较接近，事情就会好些。”［3］（pp.430~431）毛泽东关于与英法在国际事务上实现协调的提法，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相比有了巨大变化，其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大洋洲、北美加拿大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是“不满意美国”的重要力量。［3］（p.509）从“一边倒”到“两个中间地带”，蒙哥马利访华恰逢中国对欧洲政策转变的重要节点。尽管后来中英关系未有进展，但中法关系却出现了重大变化。在访问中国后不久，蒙哥马利就见到了戴高乐，在他们的谈话中，蒙哥马利专门谈到了对中国之行的印象。其后不久，当阻碍中法关系的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1963年，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他不仅受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接见，还与周恩来和陈毅进行了几次会谈。这次访问被认为是“自从1960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此访问以来，从来没有任何西方政界的代表在中国得到如此厉害的宣传”。［16］其后不久，中法建交，中国对欧关系取得了重要进展。 

　　（三）通过与蒙哥马利的会谈，中国领导人首次向世界公开了中国准备发展核武器的政策 

　　20世纪50年代末，各大国纷纷发展核武器，有关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传闻也甚嚣尘上。由于苏联停止对华援助，国际媒体断言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搞不搞核武器，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重要问题。195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17］恰在这一时期，蒙哥马利访华。 

　　通过与蒙哥马利的会谈，中国领导人明确向国内外表明了发展核武器的态度。在与蒙哥马利会谈时，刘少奇表示：“我们现在还没有核炸弹。我们想搞一点。”［9］后来，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蒙哥马利再一次求证中国是否准备搞核武器，毛泽东表示：“是，准备搞一点。”［12］（p.28）周恩来则表明中国的核政策是：“有的国家已经有了，还有一些国家如西德、日本、印度也准备有，我们也必须有。如果大家能达成协议，禁止核武器试验、生产、使用和储备，我们会很高兴，也可以不搞，节约经费，用于民生，改进生活。”［9］由此，中国政府向世人明确表示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态度。1961年9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表示，这次蒙哥马利在中国访问期间曾问我们核武器到底什么时候能搞出来，“我说大家都在搞，我们当然也要搞。如果能够禁止核武器，我们很高兴，但是在禁止之前，我们还是要搞的。”［8］（p.319） 

　　发展核武器是中国在冷战时期维护国家安全、确立大国地位的重要举措。通过与蒙哥马利的会谈，中国领导人向世界表明了发展核武器的决心，而在三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就试爆成功。 

　　蒙哥马利访华的国际影响及其对中国的宣传 

　　蒙哥马利的两次访华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他对中国相对客观的描述，实际上是对中国形象的一次正面宣传。 

　　1960年5月，蒙哥马利第一次访华后，英国《新闻纪事报》和《卫报》以半版的版面刊登了消息，《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以1/4的版面刊登了这个消息，《每日邮报》也刊登了消息。6月12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蒙哥马利谈访华观感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我同毛的会谈》。在文中，蒙哥马利指出：“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进行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五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西方世界最好与这个新中国交朋友’；西方世界对新中国有许多错误的看法”；“中国军队给他印象‘太深刻’”，若入侵中国“要大倒其霉”；等等。［18］ 

　　对于蒙哥马利的这些言论，中国领导人给予了高度关注。1960年6月16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第3660期以《英报刊载蒙哥马利访华第一篇文章》为题介绍了蒙哥马利的这篇文章。6月20日，毛泽东在看到文章后表示：“此件可看，很有兴趣。”［18］（p.219）当天，毛泽东找来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3月出版的内部读物《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这本书编入了1959年东西方外长会议期间蒙哥马利在牛津大学的两次讲演稿和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在书中，蒙哥马利表示，“西方必须改变策略，承认东西方关系中的某些‘现实因素’；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等等。毛泽东当晚就读完了这本小册子，并在21日告诉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这本书“很有意思，必读之书”。［18］（pp.221~222）6月24日，外交部办公厅又刊发了蒙哥马利6月9日晚在德拉鲁公司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蒙哥马利表示：他在中国期间，看到了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前推进。他介绍出席宴会的人读毛泽东有关战争的著作，并认为，西方国家既然没办法消灭共产主义，那么就必须找出办法同共产主义共存。毛泽东在看了这个演讲的摘要后指出：应当研究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18］（pp.228~229）在短短一个月内，毛泽东多次阅读有关蒙哥马利的书籍及消息，并做出相应的批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蒙哥马利访华后的影响，并在认真观察的基础上评估了其访华的作用。 

　　蒙哥马利在第二次访华后回国途中，于1961年9月30日从香港到达加拿大温哥华，在机场就访问中国发表谈话说：“中国‘是在前进’”，“西方国家应当同中国交朋友”，并重申应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回到英国，他再一次重申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20］对于蒙哥马利的第二次访华，西方国家同样做了报道。9月25日《泰晤士报》发表了自香港发回的一则消息，标题为《中国为蒙哥马利勋爵的三项和平原则欢呼》。《纽约先驱论坛报》在一篇社论中则尖锐地批评了蒙哥马利的访华言论。对于这些负面报道，蒙哥马利不为所动。回到英国后，他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我看到中国在前进》等一系列文章，详细叙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他在同期出版的《三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旅行记》一书中表示：西方世界最好还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维持友好关系；它在一定时期内将成为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强国。［1］（p.8）他还在英国上院谈到在中国进行的访问，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表示，毛泽东在十年内做了大量工作，中国人民远比生活在旧政权下愉快。他甚至还为英国政府开出了同中国交往的药方——“最好的办法是同中国进行贸易，那里有广大的市场”。［1］（p.187） 

　　蒙哥马利的两次访华恰逢国际形势风云激荡、中国外交政策面临调整的重要时期。在与蒙哥马利会谈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做了充分准备，并通过多次会谈对蒙哥马利有了逐步的了解。通过与蒙哥马利的会谈，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安全、与西方关系、核政策等战略问题上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对应，蒙哥马利两次访华后对中国的客观描述，实际上是对中国形象的一次正面宣传。这一切都为中国对外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掀起第二次建交高潮创造了有利条件。 

　　［参引文献］ 

　　［1］﹝英﹞蒙哥马利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室译：《三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旅行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6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323页。 

　　［3］《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21~422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2页。 

　　［5］《周总理欢宴蒙哥马利元帅周总理表示支持他为缓和国际局势所作的努力　蒙哥马利元帅在讲话中表示应该同新中国友好》，《人民日报》1960年5月27日。 

　　［6］《陈毅副总理欢宴蒙哥马利元帅陈毅希望蒙哥马利这次访问对增进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将起更多的作用蒙哥马利提出缓和紧张局势原则：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两个德国和一切部队撤回本国》，《人民日报》1961年9月8日。 

　　［7］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页。 

　　［8］《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页。 

　　［9］《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见蒙哥马利谈话记录》，《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 

　　［10］《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宴会上蒙哥马利元帅的讲话》，《人民日报》1961年9月23日。 

　　［11］《在饯别蒙哥马利元帅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人民日报》1961年9月23日。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9页。 

　　［13］《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0页。 

　　［14］《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说中国是不能被忽视的》，《人民日报》1960年1月11日。 

　　［1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16］《法新社报道：毛主席接见富尔夫妇》，《参考消息》1963年11月4日。 

　　［17］《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19］《蒙哥马利在加拿大谈访华观感》，《人民日报》1961年10月5日。 

　　［20］《蒙哥马利在英国上院发言重申世界和平三原则》，《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9日。 

　　［责任编辑：叶张瑜］ 

　　［作者简介］潘敬国，法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