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上甘岭
我们第15军1951年4月出国正赶上第五次战役，我军劲头很猛，美军招架不住了就主动后撤。咱们部队就追，想多抓点俘虏，很快备的干粮吃完了、子弹也快打完了。敌人知道我们没有后方，又开始反攻我们。
出国时军里首长考虑到这是一场恶仗，就有意识地保存了一部分战斗骨干。我那时是副连长，人家出国时，我们在凤凰城接兵，搞战术训练。五次战役我没赶上，等我们带了四川的这批兵一上去，第一仗打的就是上甘岭。
为准备大战，我们在做第三道防线，五次战役后，部队没有青菜吃，粮食大部分是炒面，好多战士得了夜盲眼。后来朝鲜老百姓给我们送来一些南瓜叶子，用南瓜叶子熬水喝好像管点用，但还是不解决问题。毛主席知道了前线部队的情况，就给我们送来了一些维他命，战士们的眼睛逐渐地恢复了。
第三道防线还没有完工，就叫我们到上甘岭去和26军换防。五次战役结束时26军在上甘岭阻击敌人，在这里守了9个多月。军里组织连以上干部到26军去看他们的坑道是咋做的，有多大作用，我们到那一看，很受鼓舞，他们的重机关枪、迫击炮都能从坑道里攻击出去，打完了就撤离坑道。26军的老大哥对我们很关心，还专门派了一部分干部来指导我们修坑道。
在修坑道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难，从国内运来的炸药数量很少，连里就组织自制。没有木炭，就组织战士去弄木头捡煤渣。10月14日上甘岭战斗开始，我们的工程基本上完工了80%。我们有盛兵的坑道，有盛弹的坑道，施工时白天晚上不休息，每天要汇报进度，每个礼拜要评比。有一次我到二排的阵地上检查，刚出连队没多远，就听见一发炮弹打过来，卧倒的时候觉得这个手麻了一下，起来一看，小手指头还在地上耷拉着。通讯员赶快给我拿绷带包住，可是不好包啊，我干脆就把它拽掉了，就这样包了三天，可只要手往下一低就会滴答出血，后来被营长发现了才进了医院，谁知道在医院住了13天都不让走。住到第8天时上甘岭战役打起来了，这下我急了，最后找到团长。团长说，别人都可以去，就你不可以去。团长是要保留一些干部，这样到10月25日才叫我回到连队，说我们连打得很好，现在撤下来了，给你们补充一部分同志，抓紧时间训练，你们连的任务就是什么地方失守了，就把什么地方夺回来。
当时失守了四个阵地，上面有敌人三个多连的兵力，三百多人。
我们就182人，所以指导员就给大家讲，今天的任务不同一般，第一不准抓俘虏，你抓一个人，还得一个人看着；第二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第三动作要猛，超迅速的迅速，超勇敢的勇敢，我们就是要扑上去压倒敌人。我们连那天晚上真给团里争了光，一晚上把四个阵地都夺了回来，躺在阵地上的敌人就两百多，轻机枪就缴获了32挺，还有4挺重机枪、两门炮。经过这一晚上，我们也伤亡了80多人，出了3个战斗英雄。
二排五班副班长李忠先，山东人，当时5979高地二号阵地敌人火力猛，上不去，李忠先就说，咱们是突击排的突击班，我们一定要打上去，同志们掩护我。他抱了一挺机枪，带了两根爆破筒就爬出去了，当爬到敌人的机枪快打到的位置，他抱着两个拉开的爆破筒跳进敌人的火力点，地堡被震塌，他也壮烈牺牲。这样我们才在二号阵地上打开了一个口子。
二排排长孙占元是河南林县人，当时一条腿已经炸断了，他还坚持在阵地上指挥。战士们说，排长，你负伤了，我们把你送到坑道里去吧。孙占元说，我是排长，是共产党员，我不能下去，就是牺牲也要和敌人拼死在阵地上。他就那样拖着一条断腿，带着机枪爬一点近一点，近一点就打一下，掩护着战士们，最后干脆就用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了。
回到坑道里，饮食成了大问题。
坑道里头堆了好多高粱米，没有水也吃不下去，我们就把嘴上抹一点牙膏湿湿口，刺激刺激。但牙膏也不多啊，尤其是伤员，看着他们渴得难受，有同志就把解下来的小便给他喝。对他说，同志，咱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这一点办法了，这是我们祖国买不到的好茶，你忍住点喝吧，喝了咱好给祖国争光。每次说起这事来，我都想掉眼泪，我们的同志们真是可爱啊，他们心中想的只有胜利，只有战友，却从不想自己。
团长得知我们这里弹药缺乏，让四连的指导员尽全力支援。他带着五个人，每人背着三箱手榴弹上来了，见到我时还交给我一个苹果。我问苹果从哪里来的，他说在半路上捡的，我说你为什么不吃啊，他说我来回运输，半路上可以喝到一点冷水。听他这样说，我很受感动，就把苹果接过来，递给两个通讯员，他们要负责给上级报告情况，传达上级的指示，经常因为口干说不出来话，急得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嘴巴打破了，有一点血出来，才能伸出舌头报告情况。我让他俩吃，他们却交给了卫生员，就这样传来传去谁也不吃，又交给我。实在没办法，我就在苹果上吃了一口，跟大家说，我们这么多人，把敌人都消灭了那么多，难道连一个苹果都消灭不掉么，大家都得吃！我在那吃了一小口，大家谁也舍不得多吃一点，我们八个人，整整地转了三圈，才把这个苹果吃完，回想起这些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战友间的那份深情厚谊。（口述人：张计发，时任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7连连长，电影《上甘岭》中的八连连长就是以张计发为原型创作的）
鹰击长空的“空四师”
讲到空四师抗美援朝的事，还得从它的来源开始说。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经常派飞机来大陆东南沿海骚扰，中央考虑请苏联派飞机到上海、华东一带来防空。苏军打下几架台湾飞机后，台湾再不敢派飞机来炸，这样大陆就比较安定了。这时毛主席想，靠外国人不是长久之计，还得要靠我们自己。因此，中央决定建设空军，并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刘司令接受任务后亲自到苏联，一下子买了400架飞机，请了六个航校的班子来帮我们训练。半年后，刘司令把这些人集中到南京，成立一个混成旅，叫作第四旅。为什么不叫一旅、二旅、三旅呢？他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时候，建立红军是从第四军开始的，现在搞空军也从第四开始；我们要把第一留着，在战场上谁打得好了，就给谁第一的番号。
第四旅是1950年6月19日成立的。6天后，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纠集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了所谓“联合国军”，来支援南朝鲜打北朝鲜。他陆军还没有到的时候，空军就先到了。美军飞机当时不断地侵入鸭绿江北边，轰炸东北的城镇。志愿军入朝后，美国飞机对我们的部队和交通运输线狂轰滥炸，志愿军首长要求空军派部队去支援。刘司令很为难，刚成立的混成四旅实际上只有一个团，也没打过空战。后来，中央军委下命令，把混成四旅再加上第十团调入东北辽阳，空四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的。
刘亚楼起先叫我去当东北空军第三旅的旅长，我1950年9月到沈阳。那时的东北空军还只是一个架子，第三旅就我一个人。我主要是跟苏联151师师长比洛夫打交道，他是帮助我们训练的。不久刘司令给我发电报，叫我立即到辽阳接应第四旅。到了辽阳以后，我知道部队要抗美援朝，刘司令问我打没打过空战？我说没打过，但是动作知道。他说这么说来，我们的空军对空战还是一个谜，要想办法解开这个谜。他还说，我们毕竟是新部队，美国空军是老牌空军，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毛主席告诉我们，不要一鸣惊人，那我们就谨慎一些，不要一下子把一个团都拉出去，那样很容易不小心就出大事，出大事我们就完了。刘司令员说：“方子冀，我给你个紧箍咒，开始的时候给你两架飞机、四架飞机起飞的权利，什么时候能够起飞多架，听我的命令。”
我跟苏联的师长认识，我们跟他们混合编队作战，叫他们掩护、带领我们作战。值班飞行时苏联出八机，我出四机，他前面四机，后面四机，把我们留在中间。地面的指挥所由苏联巴什盖维奇和我组成，他用俄文地图，我用中文地图，但是他说话我听得懂，他给他的部队讲什么，我就给我的部队讲什么。
开始时很好，可一旦发现敌机，他后面的中队就跑到前面去了，把我们撂到后头，我们不仅看不见敌机，连苏联飞机也看不见了，这样搞了好几次，我们的飞行员非常不高兴，说苏联人不用心带我们啊。飞行员们就跟我要求自己干。我跟巴什盖维奇谈了这个问题，巴什盖维奇说，现在我们就好像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一只手牵着小孩，另一只手要准备打仗。一只手打人家当然打不赢了，只有把小孩先撂下，才能够战胜敌人。他说你别着急，慢慢来。但是我们的飞行员着急啊，我跟飞行员李汉商量，怎么样脱离他，我们单独能打上一仗。于是出动的时候，我们照样还是排在中间，但让我们的部队尽量地靠在右边，把敌目标放在我们的左前方30公里，那儿既方便观察也方便进攻。我们的飞行员只要听我一说现在距敌30公里及其位置，你就往那个方向搜索，搜索到敌人你就下去打。这个办法非常灵，第一次出击时，苏联飞行员就报告，说有飞机冲到前面去，叫我制止，我没有吭气，还照样指挥我的部队往前冲。但是这一次没打上仗，原因在于我的电台不灵。我赶紧借来一部短波电台，有了电台，我就指挥作战了。我们两个还是在一个桌子上指挥，他指挥他的，我指挥我的。
1951年的1月十几号，李汉他们打下一架飞机。苏联方面只认定是打伤，可美国出版的书中记载的是一架F-84被击落。打下来这架飞机，大家高兴得要命。我发电报给刘司令，刘司令也很高兴，回电鼓励我们。有这一次，就胆大了，知道空战是怎么回事儿了，等于是揭开了空战之谜了。
第一架F-86是刘永新打下来的，他是个新飞行员，那一次有六架敌机打他，当他打掉一架F-86时，自己的炮弹也用光了，其他敌机围过来打他一个，把他打掉了。还有12团一大队大队长李永泰，他也是炮弹打完了，没打下敌机，四架飞机就围着他打。把他的飞机打了56个窟窿，在12万米上空被打得发动机熄火了，但他就这么着把飞机滑回了安东机场。苏联飞行员跑来一看，说，哎呀，这哪里是飞机啊，这是坦克。从此李永泰就有了“空中坦克”的名号。
张积慧打戴维斯那一次呢，是张积慧掉队了，他是大队长，可能是因为太阳的关系吧，他没看见长机，结果带着僚机掉队了。掉队后他继续往前找的时候发现了敌机，跟踪到了新安州附近，他就把这个飞机打掉了。后来人家的僚机又把他打掉了。那天打仗回来后，谁也没报告打掉了敌机，唯独张积慧给我报告说他打掉了飞机。可是没有证据，我不太相信。但是，隔了两天后，刘司令发来电报，说是美国报道，2月10日美国的王牌飞行员戴维斯被打掉了。他让我赶快查一查，看看是苏联人打掉的，还是高炮打掉的，还是你空四师打掉的？我正准备派人调查，刘震司令给我打电话，他说苏联那天没出动，高炮也不可能打这么高，是四师，而且很可能就是12团，你赶快派人调查。我们就先派了一个政治部的青年科长去查，没查清楚，就又派了一个军务科长去查，在清川江的北边山坡上，找到了戴维斯的飞机，还有戴维斯的头盔、手枪、标牌什么的。怎么知道是张积慧打的呢？再往前一找，在前方500米的地方，找到了张积慧的飞机。
空四师的战绩不算很大，但是很重要，从1950年12月21日到1953年的7月21日，我们共出战了4000多架次。当年刘司令把战报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当下批示：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当时刘司令还给我学了这段话，“毛主席问方子翼是何许人也，我说他是空四师师长。”（口述人：方子冀，时任空军第4师师长）
我击落了美军王牌飞行员
抗美援朝开始时我在航空兵第四师，朱总司令亲自到辽阳检阅我们，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他说，我们虽然在飞机性能上、飞行时间上不如对手，但只要勇敢加技术，就一定能战胜美帝国主义。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刘亚楼司令员陪着朱总司令是从礼堂侧门进来的。主持仪式的副师长也是个老红军，他只顾瞄着正门了，结果总司令突然出现在面前，他紧张得忘了敬礼报告。刘司令问他为什么不报告？副师长说自己没看到，刘亚楼说，那你现在还没看到啊。
跟我同期学飞行的战友中有一个叫李汉，他是28大队的，比我先入朝，他第一个击落了敌机，记得是F-84，美国的喷气式飞机。这对我们鼓舞挺大。
我第一次击落敌机是1951年10月的事，那是一架美国的F-86喷气式战斗机。返航的时候，又有一架F-86尾随，我就准备跟他对头，他也怕撞啊，惊慌了一下子，倒转，结果自己撞到山上了。在朝鲜战场上，我共击落10架美军飞机，都是F-86。当时击落一架敌机就给记一等功一次呢。
1952年的2月10日，我击落了美国王牌驾驶员戴维斯，给我记了特等功，还授予我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当时战斗很激烈，我并不知道对面的就是戴维斯，只是发现有敌人迎面过来，我也是迎着对过去，最后我就疾速地转弯来咬他，一下咬住他的尾巴了。这样我就靠近他，靠近到四五百米的时候，我开炮把他打中了。另外一批敌机也击中了我，我跳伞了，刚好落到咱们志愿军的阵地上，他们还招待我吃了顿饭，记得吃的是面条。
后来美国那边传出来，说是第四联队334中队的中队长戴维斯被击落了，咱们一去查，才发现我把这个美国王牌飞行员打下来了，当时大概是打中他的要害了，他没来得及跳伞，死在座舱里。
我的两位驾驶僚机的战友后来也牺牲了，一个是刘春生，一个叫单子玉，击落戴维斯时，我的僚机就是单子玉，他是丹东人。他们俩都葬在沈阳的抗美援朝纪念陵园，我到那儿去看过他们，给他们扫墓。单子玉牺牲后，开追悼会，我把单子玉的一绺头发剪下来，一直装在怀里，每次作战都带着，直到抗美援朝胜利。
所以说击落戴维斯，功劳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僚机和一系列的后勤保障人员、机务人员。跟世界上最强的敌人作战，必须练好自己的本领，比如说翻跟头啦，翻滚啦，做上升转弯啦，做俯冲啦，这些都得能做，操纵自如才有可能拦截敌机打掉敌人，当然人的力量更重要，你得不怕他，得拿出勇敢精神来，怕是不行的。我的体会是，打仗一个靠技术，再一个靠勇敢，靠你的思想，这个很重要。
当年我也有过教训，当时为了把技术练好了，好去打仗，没注意超过了规定的飞行时间，我从辽阳机场起飞，结果练特技动作飞到了沈阳，没油回不了辽阳了，只能在沈阳的机场落地，落地时我冲出跑道，飞机摔了，我自己还受了轻伤。我的出发点是为了练好技术打美国鬼子，但是没考虑到安全规章。
战争的每时每刻都会有牺牲。
抗美援朝时我身边有两个团长都牺牲了，一个是赵大海，他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起义的时候他就是共产党员，山东泰安人，人挺好，他跟美国鬼子作战，飞机中弹掉到海里，尸首没找着。还有一个牺牲的团长叫陈亮，我们同期同班，他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他也是抗大一分校的，当时他跳伞成功了，但是美国鬼子呢，违背世界公法，扫射他的伞……
抗美援朝开始时，我们团从辽阳出发，飞行员满满地坐了一车，回来的时候就剩不到一半人了。战争就是这么残酷。更何况你不是跟别人打，你是跟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打啊，就是这样。（口述人：张积慧，时任空军第4师第12团3大队大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