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期，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进行的抗法战争，史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这场战争包含着反侵略斗争、民族独立运动、国内人民革命等复杂的内容。中共中央确定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以后，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了这场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中央获得了许多对外工作的宝贵经验，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准则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一确立援越抗法决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的法国政府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在英国支持和美国同意下，自1945年9月起派兵在越南登陆，随后又进兵老挝、柬埔寨，迫使老挝、柬埔寨王国政府承认回到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内，只享有“自治权”。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法国当局周旋1年后，当法军于1946年末大举进攻河内时撤往越北山区，进行长期抗战。越一部分武装人员又进入老挝、柬埔寨，会同老、柬两国的反法武装开辟了“西部战线”。这样，印度支那3国形成了互相联系同时内部又有区别的一个大战场。

　　印度支那战争初期，抗法武装处境十分艰难，正如胡志明所形容的：“当时我们只能以棍棒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当时，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从国际主义观念和自身胜利的经验出发，公开宣布支持他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1949年11月于北京召开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刘少奇致开幕词说：“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的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们，是完全做得正确的。”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现实任务，迫切要求国家周边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并开展对外贸易。从这点出发，中共中央又希望同西方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当时，法国政府曾试探着表示愿意和新中国建交，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向中共中央提出外交承认的要求。经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决定，1月18日，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政府将这一天定为“外交胜利日”。对于中越建交会影响中法建交，中共中央事先已经估计到。刘少奇在北京接见印支共中央委员黄文欢时，就表示说：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①1950年1月，胡志明从越北丛林进入中国，随后又赶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斯大林秘密接待了胡志明，未答应胡志明提出的公开发消息和签订苏越条约的要求，表示援助越南由中国负责。②2月间，胡志明随同毛泽东到北京，商定了派遣军事顾问和援助事宜。在抗法战争中，中国成为唯一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

　　中共中央不惜影响本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在本国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实行援越抗法，体现了为支持别国民族解放斗争而不惜做出民族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还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方针，并从中越国家关系出发，援越工作开始时就注意尊重越南主权。1950年4月，印支共请求人民解放军派干部赴越，一部分担任顾问，一部分直接担任主力部队的指挥员。中共中央同意派顾问，表示：“只当顾问，不当指挥员。”③从当年4月起，中共中央军委从全军选调281名干部组成援越顾问团。6月27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接见了顾问团主要干部，对援越的指导思想、工作任务都作了详细阐述。毛泽东说：不是我要派同志们去越南，是胡志明主席在北京向我要的。谁叫我们革命先胜利呢？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毛泽东还强调，要搞好与越南领导人的团结。要注意，搞不好团结，宁可别做工作。刘少奇在讲话中阐述了援越的国际意义和对我国安全的关系，指出：你们此次去执行的任务，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朱德在讲话中着重指出，要扶持越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的帮助不是唯一的办法。④中共中央当时决定实行援越抗法，从维护我国自身安全和民族利益来看也有一定必要。自中法战争后，法国殖民军在中越边境上始终对中国边防构成威胁，美国自中国革命胜利后又开始着手在中国南部建立反共阵地。据70年代初的美国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秘密报告称，1949年12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亚洲问题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最后的结论是：“应该特别注意法属印度支那问题”。⑤从此美国开始直接向侵越法军和保大伪政权提供援助。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又将印度支那和朝鲜、台湾并列为反对新中国的3个战略方向。当时越南人民的反法斗争牵制了法国和美国的部分力量，对中国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也起到了战略上的配合作用。

　　中共中央在大力援越的同时，还严格规定了不出境作战的原则。1949年末，广西战役结束时约有2万余名国民党军逃至越南境内，得到法军的庇护，并经常回窜到广西境内袭扰。周恩来曾代表中国政府在1949年11月29日对法国政府及与中国国境毗连的各国政府郑重声明：“不管战败了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逃到什么地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都保留有权利过问这一事实，而容留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的任何国家政府必须对此事实负责”。但是在1950年内，中央军委、毛泽东向中南军区提出反回窜作战的部署时，都一再强调注意不要越过边境。以后，当越南人民军提出希望中国派部队出境直接配合作战时，中共中央又强调：我不能出兵深入越境配合作战，这是早已确定的一条重要原则。⑥在抗法战争中，中央军委曾派出部队在边境中国一侧声援越方，但始终恪守不出境的原则。

　　中国开始援越抗法后，印度支那战争的形势很快发生变化。自1950年4月起，中国开始向越南卫国军(翌年改名为人民军)输送装备和物资，允许其主力部队开入中国境内换装，并帮助其训练。同年7月和8月，陈赓和韦国清带领顾问团多数人员到达越北。在中国大力协助下，越军于9月中旬至10月下旬发起了首次大规模运动战——边界战役，粉碎了法军在中越边界上的防御体系，从而使越北根据地和中国广西连成一片，从此扭转了战争的形势。

　　1951年春夏季，越南人民军主力南下越北平原，连续同法军主力进行了3次战役，但未能打开局面。1951年秋至1952年春，根据印度支那战场上敌强我弱的形势尚未改观的实际情况，中国顾问团着重帮助越南人民军扩大主力部队并加强部队整训，并在越南党内军内开展了阶级教育和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使越军建立起6个步兵师和1个工炮师的主力部队，为下一段进行大的战役奠定了重要基础。本着尽量使越南方面自力更生的思想，在越军整训有了较大进步后，中国顾问团就逐步将人员由300余人减少到100余人。1953年9月23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顾问工作的指示》，批评了顾问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喧宾夺主的错误作法，强调顾问应幕后帮助，不宜出台唱戏，更不应出台扮主角。⑦这一指示同时还规定了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一些重要准则。

　　为进一步打开战局，1952年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越党中央提出了“帮助老挝解放，甚为重要”⑧的意见。从避实击虚和解放老挝的目的出发，同年9月胡志明秘密访华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先取西北和上寮，逐步向南推进的意见，得到胡志明的同意。⑨随后，越南人民军改变战略方向，进行了西北战役，接着又和老挝抗法武装进行了上寮战役，为老挝抗战政府建立起一片基本根据地。随着印度支那抗法战争的发展，柬埔寨国内上层的民族独立要求也高涨起来。

　　印度支那战争的发展，使战场上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矛盾交织。当时中国方面进行的援越抗法斗争，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以不直接出兵的方式支援其他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通过工作实践，中共中央大大增加了国际斗争的经验，在如何解决支援民族解放和处理他国国内革命的问题上，主观认识也日益和客观现实相统一。这样，就为以后顺利解决印度支那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以政治方式解决印度支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