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外派遣大批专家和顾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冷战期间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同期苏联对华援助正是这一大的国际背景的缩影。笔者将从“156项工程”与苏联援华问题研究、苏联政府派遣援华专家及苏联专家在华实际工作研究、对苏联援华问题的历史评价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学者有关50年代苏联援华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一、“156项工程”与苏联援华问题研究

　　袁宝华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中国政府代表团1952年8月赴苏，历经10个月商谈并确定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的历程。其中特别提到了“156项工程”的由来[①]。王善中论及“156项工程”的实施情况。[②]高立宏回顾了建国初期苏联对中国机械工业基础建设给予强有力支持的历史，指出，中国机械工业建设和今天的发展离不开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友好且有力的支持，希望充分利用双方优势，将彼此的合作深入下去。[③]董志凯以中俄双方解密档案为依据，对“156项工程”项目是如何确立的、“156项”具体指哪些项、苏联的“无私援助”是什么涵义，以及是否为无偿援助等问题作了清晰的阐述。[④]陈夕运用大量史料详细论述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156项工程”的过程及其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一五”计划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指出，“156项工程”是新中国工业化历史上坚实的第一步。这一系列工程不仅在实践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启示。[⑤]陈东林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对外经济引进所经历的三次较大规模高潮，其中第一次高潮便是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作者指出，通过“156项工程”，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几十年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次引进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⑥]李百浩等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围绕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进行的工业建设选址布局入手，研究了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目标、类型与建设发展模式，剖析了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类型与内容，阐述了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本质、作用及其历史地位。[⑦]《为中国经济的腾飞铺好跑道——五十年重点建设项目立奇功》一文中提到了“156项工程”对中国工业经济形成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156项工程”在能源、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电、轻工及国防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点建设，其中，包括鞍钢、武钢、长春一汽、东北三大动力等，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⑧]

　　从上述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出，学者们运用史料充分肯定了“156项工程”对中国工业化进程所起到的基础性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经由苏联援华出台的“156项工程”如同助长器：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由此被注入了苏式基因，这成为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历史性动因。值得一提的是，尽管“156项工程”的来龙去脉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梳理，但限于资料和研究视角等原因，有关“156项工程”的实施情况及其实际成果尚无权威性研究作品问世，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史料进行研究。

　　二、苏联政府派遣援华专家及苏联专家在华实际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