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之初即启动对外援助，一直把它视为对外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要内容，并由此推动了新中国对外交往的拓展，至今仍继续在提升和巩固国际声望、营造良好的对外经济合作环境、促进构建“和谐世界”等多个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本文拟对国内关于新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状况和成果作一概要回顾和评析。

　　一、中国对外援助研究概况

　　文献档案类资料，首先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文集、文稿、文选、年谱等著作相继陆续出版，公布了不少有关对外援助决策和实施的重要史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则收录了50年代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方面的一些档案。此外，由政府相关部门编辑的《中国外交》（《中国外交概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财政年鉴》等系列出版物则提供了对外援助在80年代后的具体情况和数据资料。这一时期，一些曾经见证或亲身参与中国对外援助工作的人员发表或出版了有关的回忆文章和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研究史料不足的情况。例如，关于抗美援朝，有《彭德怀自述》、洪学智著《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杨得志著《为了和平》等；关于援助越南，有杨泓光的《援越抗法亲历记》[①]、马家祥的《援越抗美亲历记》[②]、涂光群的《我在援越抗美中的经历》[③]、黄文欢的《沧海一粟——黄文欢革命回忆录》[④]；关于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有吕正操的《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⑤]，周伯萍的《周恩来与坦赞铁路的援建》[⑥]，于国玉的《援建坦赞铁路的岁月》[⑦]、程飞在的《“老外经”心中的周恩来总理》[⑧]，等等。

　　20多年来，中国援外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主要有：一是一些关于当代中国外交史、军事史、双边关系史的著作均对中国援外情况作了不同程度的阐述。如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⑨]，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⑩]，田曾佩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11]，石志夫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89）》[12]，裴坚章、王泰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3]，韩怀智、谭族樵主编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14]，郭明主编的《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15]等。

　　关于中国对外军事援助。虽没有总体性的专门论著，但具体针对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援越抗法等专题的研究，成果颇丰。著作有逄先知、李捷合著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16]，徐焰的《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历史回顾与反思》[17]，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18]，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编著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19]，曲爱国等编著的《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20]，肖祖厚、李丹慧主编的《云南与援越抗美》[21]，李丹慧主编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22]，等等。论文有章百家的《“抗美援朝”与“援越抗美”——中国如何应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23]，沈志华的《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24]，张广华的《中国军事顾问团与越南抗法战争》[25]，李丹慧的《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26]，宫力的《中国援越抗美的历史回顾》[27]，等等。

　　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在著作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1989年《当代中国丛书》出版的由石林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28]一书。该书专设一编以“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为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1949-1985年期间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及其成就等作了介绍，为研究中国对外援助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靳辉主编的《当代中国铁路对外经济技术援助》[29]一书则记述了1950-1990年中国铁路部门所承担的对越南、坦桑尼亚、赞比亚、柬埔寨、卢旺达、缅甸、苏丹、博茨瓦纳、利比里亚、吉布提、尼泊尔、几内亚、马里、巴基斯坦、刚果(布)、阿尔巴尼亚等16个国家97个援助项目的起因、勘察、设计、施工、效果等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论文方面的成果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策性研究，其背景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对援外工作进行了调整与改革。这类文章集中发表在《国际经济合作》、《国际贸易》、《外贸调研》等期刊上，作者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或研究人员以及一些从事经济专业研究的学者，主要介绍中国援外方式、特点和管理法规，对援外项目的管理机制、运作过程、投资方法、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探讨援外改革的必要性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如薛宏的《中国对外援助的特色和改革方向》[30]，蔡玲明的《对援助非洲的若干思考》[31]等。一种是史论性研究，即从国际政治和对外关系史的角度对中国援外进行专门研究，这类论文的数量有限。如肖宗志、张德容的《中国50多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评析》[32]，肖宗志的《试论周恩来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思想与实践》[33]，李妍的《试论1976-1978年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34]，吴绍禹、张晓溪的《论中国吸纳外援、对外援助的外交关系——以邓小平的援助理念及其援助实效为视角》[35]等。

　　此外，还有一些成果是针对中国援外工作中的一些个案或特定地区及国家进行研究的，如崔斌的《试论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意义和影响》[36]，张勇的《对中国援助坦赞铁路的历史考察》[37]，《加强实施新战略，改革援助非洲医疗工作——记中国援外医疗队派出40周年》[38]，宋效峰的《新中国对非洲援助评析》[39]，林锡星的《当前中缅经贸关系及中国对缅经济技术援助》[40]等。

　　总的来看，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主要围绕专题和个案进行的，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总论专著出版。相关研究也主要停留在实践层面，在政策和理论层面上的研究薄弱。此外，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研究群体。二是从对外援助的三个主要领域看，研究发展情况极不平衡。经济技术援助方向已有较通贯性的研究；对外军事援助成果较多，但缺乏全局性成果；至于人道主义援助，其研究基本上还未展开。三是从对外援助的历史阶段看，对改革开放前中国援外工作的研究，资料挖掘仍显不足，已公布的档案资料都未得到重视。例如，外交部档案馆自2004年以来已相继开放了1949年至1960年的解密外交档案，其中披露了不少关于这一时期对外援助的细节，但至今就笔者所及，除有记者撰写的个别报道性文章外，未见到学术界的利用成果。改革开放后，中国援外工作有了很大变化，调整改革已有了近30年的历史，但在研究成果上多属对策性，欠缺史论性。四是抗美援朝等专题研究虽然已较为深入，但严格说来，其研究多非立足于对外援助的视角。

　　二、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研究

　　由于对外军事援助中的“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已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专题，而关于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研究又缺乏成果，所以这里仅着重就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研究内容和分歧，作一说明。

　　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

　　国家统计局网站1999年9月28日刊登的《新中国50年系列分析报告之十四：对外经济与合作成绩喜人》[41]中提出了五段论：1950-1963年为初级阶段，新中国在成立后对朝鲜、越南和其他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万隆会议后，援助范围逐步扩大到亚洲、非洲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援外八项原则至1970年为发展阶段，中国同更多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至1978年为增长阶段，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从亚洲、非洲地区扩大到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援助支出总额大大增加，对外援助的规模和内容也有了新的发展。1979年至1994年为调整阶段，中国对援外方式进行了探索性的调整。1995年以来，为全面改革阶段。[42]

　　肖宗志与张德容在《中国五十多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评析》一文中提出三段论，即1950-1978年、1978-1994年和1995年以后。认为各个阶段对外经济技术援助除具有“双重性与战略性”、“平等性和真诚性”、“互利性和双赢性”等共性外，还具有各自的特点：第一个阶段过多地强调其政治方面的作用；援助的主体一般为国家或政府；援外方式和内容相对比较单一；援外规模呈逐年上升并伴随调整而有所波动。第二阶段援外具有双重意义，但其经济意义变为主要方面。第三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表现在援外方式和内容的变化多样；在援外项目下，通过招投标方式，进一步扩大参与援助的主体。

　　刘小云在《中国对外援助改革与调整二十年》[43]一文中以1964年中国援外八项原则为分水岭将改革开放前28年的对外援助分为两个阶段，将改革开放后援外工作的调整与改革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0年为探索性的改革与调整阶段。1991-1994年主要围绕帮助受援国发展当地有需要又有资源的中小型项目开展对外援助，并与发展多双边互利合作的经贸关系相结合，促进受援国和中国共同发展。1995年后为进行全面改革阶段。

　　《中国的对外军事援助》一文将新中国对外军事援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50-1963年为武器装备对外援助的起始阶段。1964-1978年，是中国武器装备对外援助迅速增长的阶段。受援国由原先的10多个发展为60多个；援助的品种由轻型装备发展为重型装备；援助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78年以后进行调整和改革阶段。不仅对新签协议的对外军事装备援助项目的金额和轻重武器的结构比例作了调整，而且将单一的无偿援助方式改变为依据受援国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无偿、收取成本费、贷款或延期付款等多种形式。[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