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外派遣大批专家和顾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冷战期间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同期苏联对华援助正是这一大的国际背景的缩影。笔者将从“156项工程”与苏联援华问题研究、苏联政府派遣援华专家及苏联专家在华实际工作研究、对苏联援华问题的历史评价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学者有关50年代苏联援华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一、“156项工程”与苏联援华问题研究

　　袁宝华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中国政府代表团1952年8月赴苏，历经10个月商谈并确定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的历程。其中特别提到了“156项工程”的由来[①]。王善中论及“156项工程”的实施情况。[②]高立宏回顾了建国初期苏联对中国机械工业基础建设给予强有力支持的历史，指出，中国机械工业建设和今天的发展离不开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友好且有力的支持，希望充分利用双方优势，将彼此的合作深入下去。[③]董志凯以中俄双方解密档案为依据，对“156项工程”项目是如何确立的、“156项”具体指哪些项、苏联的“无私援助”是什么涵义，以及是否为无偿援助等问题作了清晰的阐述。[④]陈夕运用大量史料详细论述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156项工程”的过程及其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一五”计划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指出，“156项工程”是新中国工业化历史上坚实的第一步。这一系列工程不仅在实践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启示。[⑤]陈东林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对外经济引进所经历的三次较大规模高潮，其中第一次高潮便是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作者指出，通过“156项工程”，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几十年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次引进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⑥]李百浩等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围绕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进行的工业建设选址布局入手，研究了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目标、类型与建设发展模式，剖析了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类型与内容，阐述了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本质、作用及其历史地位。[⑦]《为中国经济的腾飞铺好跑道——五十年重点建设项目立奇功》一文中提到了“156项工程”对中国工业经济形成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156项工程”在能源、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电、轻工及国防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点建设，其中，包括鞍钢、武钢、长春一汽、东北三大动力等，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⑧]

　　从上述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出，学者们运用史料充分肯定了“156项工程”对中国工业化进程所起到的基础性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经由苏联援华出台的“156项工程”如同助长器：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由此被注入了苏式基因，这成为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历史性动因。值得一提的是，尽管“156项工程”的来龙去脉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梳理，但限于资料和研究视角等原因，有关“156项工程”的实施情况及其实际成果尚无权威性研究作品问世，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史料进行研究。

　　二、苏联政府派遣援华专家及苏联专家在华实际工作研究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中俄双方档案文献的相继解密和公布，先后有一批专著出版，主要包括罗时叙的《由蜜月到反目：苏联专家在中国》[⑨]，沈志华的《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⑩]、《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11]、《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12]，张柏春等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13]等。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回忆文章及论文成果，涉及50年代苏联援华专家基本情况；苏联专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文化等领域援华实际工作；著名苏联援华专家历史回眸等内容。

　　第一，涉及苏联专家基本情况研究的论文。

　　安琪在《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华始末——访翻译家师哲》一文中记述了师哲回忆新中国成立时，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就邀请苏联专家来华援助问题赴苏与斯大林及苏共中央历经5次会谈的过程，其中涉及苏联专家待遇问题。[14]李晓佳在《为中国贡献智慧的外国人》一文中指出，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给中国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心灵上的。专家中的大多数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确实热爱中国。[15]沈志华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在华苏联专家的基本状况[16]作者还指出，苏联专家在新中国建设的各个领域给予了积极指导和帮助，将苏联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传授给中国人，为当时中国经济体制和工业基础的建立，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7]敬书生指出，尽管苏联专家实际待遇高于协议，但高待遇物有所值：一是大批专家来华使中国受益良多；二是与聘请英美专家的费用相比，这种待遇是非常正常甚至偏低的；三是苏联对于中国赴苏学习、培训人员实行优惠政策。[18]柳德军认为，随着中苏关系逐步变冷和“大跃进”席卷全国，苏联专家的技术资料和建议已不为人们所重视，而且，随着新中国科技干部队伍的迅速成长，中共中央开始对聘用苏联专家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共领导人已做好了苏联专家全面撤退的心理准备,即使没有苏联政府的这一决定，中国政府也会提出苏联专家全面撤出中国的问题，不同之处仅在于时间问题而已。[19]

　　第二，涉及苏联援华专家在经济领域实际工作研究的论文。

　　高平颂扬了苏联公路专家伊万诺夫和包罗多夫帮助建设康藏公路所做的贡献，认为苏联专家当时确实是把中国的建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干的。[20]邱成岭从选择厂址、厂区工程地质勘察、扬水试验、矿山勘探、矿石试验、炼焦试验、初步设计和施工基地工程建设等诸方面，综述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包头钢铁基地筹建和初步设计时期所起的作用，展示了其冶金技术向中国转移的过程。[21]张柏春等回顾了50年代苏联承担全部设计、提供成套设备和部分材料、派出不同层次的专家援助中国建成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历史。[22]潘惠楼概述了苏联专家对北京矿区的援助过程。[23]胡国强指出，“一五”计划初期，国家确定把苏联援华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工程中的6项放在兰州，其中4项摆在西固，拟将西固建成石油化工城，而西固工业区厂外供排水工程正是重点项目的配套工程之一，文中还介绍了工程建设规模和6名苏联专家的实际工作情况。[24]吴华元介绍了与当时的苏联援华专家一起工作的情况，回忆了苏联专家严谨负责、注重实际、深入现场，长于统计与归纳的地质研究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25]

　　第三，涉及苏联援华专家在高科技领域实际工作研究的论文。

　　戴超武指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互动的过程。1958年下半年后，随着两国在意识形态、对国际形势及核武器的态度等问题产生重大分歧，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促使苏联停止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这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标志。[26]张久春等回顾了50年代苏联在中国计算技术规划措施中的角色和作用。[27]沈志华指出，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表现出一种既要给予援助又要进行限制的复杂心态。[28]张柏春等探讨了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科技合作途径。[29]周洪涛回顾了1951年8月至1960年8月，苏联先后派遣95名苏联航空技术专家到哈尔滨国营伟建机器厂工作的历史。[30]

　　第四，涉及苏联援华专家在军事领域实际工作研究的论文。

　　潘正祥介绍了50年代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内容，大体分为有偿出售和移交武器装备；提供技术数据、武器生产设备和武器样品；派遣空军来华协助防空和派遣顾问、专家来华帮助工作三大部分。[31]章其真论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急需苏联援助，但苏联政府在援华抗美问题上顾虑重重，经历了答应出动空军支持到临阵变卦再到积极援助的转变过程。[32]《回顾与思考——20世纪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一文指出，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展现了同期中苏军事关系的演变过程和具体内容，包括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中国仿制苏式武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学习苏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等几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启发思辨的意义。[33]徐向前回顾了1951年5月作者奉命率中国政府兵工代表团赴苏购买武器装备的长达5个月的秘密谈判历程。作者提到，当时代表团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购买60个师的武器装备；二是请求苏联援助中国兵工厂的建设，统一步兵武器制式和生产152毫米口径以下各种火炮的技术转让问题。[34]《斯大林曾派兵四万援朝抗美》一文根据解密的苏联档案指出，为了支持新中国抗美援朝，斯大林秘密派遣了4万苏联红军入朝，帮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作战，但为了不让美国拿到苏联红军入朝参战的证据、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联红军一般不在战场上与美军正面交战。为此，俄罗斯和中国、朝鲜都将重写自己的军史。[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