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原副司令员金矛中将谈基洛级潜艇的引进

　　20年前，一批人民海军亲身参与了这样一场重大的战役，从俄罗斯引进了先进的基洛级常规潜艇，开创了历史的先河，海军原副司令员金矛中将就是其中一员。作为当年海军引进潜艇的首任部门领导，他在海军首长的领导下参与了筹划、决策和实施的全过程，解决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在重要历史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是海军装备技术引进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顺应时代变迁：军事技术合作从苏联走到俄罗斯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如何看待中国与苏联直至俄罗斯的这段合作历史？

　　金矛（以下简称金）：谈到引进基洛级潜艇这段经历，我想还是应该从中、苏(俄)军事装备合作的历史大背景讲起。以我个人的观点，新中国与苏联(俄罗斯)的军事装备合作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可以追溯到1953年前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一批舰艇、飞机等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第二个时期大约在1959年左右，苏联向中国提供潜艇、快艇、导弹、器材和设备的同时，还提供了图纸，派出了技术专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可以算是第三个时期。以上三个时期的合作，对中国海、陆、空军武器装备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对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武器装备发展首先从战时缴获开始，我们以苏联援助的方式购买了一些装备，中国又开始了装备转让制造，在我的印象中连木壳鱼雷快艇舱室中的挂衣钩都是从苏联运来的，我们只负责装配。再往后是研仿阶段，根据苏联图纸，我们开始自行设计、生产一些设备，主机和武备逐渐实现自力更生，我们熟悉的33型和035型潜艇等都是这一阶段的产物。水面舰艇也是一样，051型和053型虽然是我们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批舰艇，但这些平台和使用的武器、设备都和苏联关系密切。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与欧美国家也有了一些武器装备的合作，这些合作对中国武备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发展装备的观念上，我们也从欧美国家得到了一些启示。我们的052型驱逐舰就是和西方多国合作的产物。与欧美国家合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更新我们发展装备的思路和技术上的进步也很有意义。当然，052型舰上没有安装苏联装备，但在设计思想上还是有苏联装备的影子。

　　记：您提到的这三个时期中，前两个时期间隔时间较短，时隔近30年后才迎来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与前两个时期是否存在区别？

　　金：确实是存在区别的，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第三个时期。可以说过去苏联与中国的军事装备合作基本是以支援和转让制造为主的，而第三个时期才能真正称为“军事技术合作”时期。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装备，但不久，西方国家又因政治问题对我们实施了技术封锁，装备发展再次受阻。应该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刚刚解冻和缓和，不能和50年代相比，但纵观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一方面中国在“文革”后百废待兴，特别是东南沿海局势日益趋紧，中国有装备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各方面也遇到了极大困难，整个国防工业体系几乎停滞，所以两国间存在开展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

　　在此之前，我曾到俄罗斯参观过造船厂，对俄罗斯军工系统难以为继的窘况深有体会。我们乘坐的汽车来到厂门前，厂方派来一辆老旧的汽车领着我们参观，破败的景象令我震惊，厂区内几乎空无一人，杂草已有近一人高，本应噪声嘈杂的造船车间竟能听见鸟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在艰难中起步。

　　事实证明，正是有像刘华清这样高瞻远瞩的领导对形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军事技术合作的大力支持，为中俄两国海军新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次军事技术合作在战略层面上有国家和军委领导的重要决策，而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原任总参装备部部长、后任海军副司令员的贺鹏飞。两国海军能够顺利地实现合作，他是功不可没的。

　　把握历史机遇：开辟海军领域装备技术合作的新征程

　　记：引进基洛级潜艇是中国与俄罗斯开展军事技术合作的“重头戏”之一，是什么因素促成我们选择了这一切入点？

　　金：在这次军事技术合作中，两国的首个合作项目是空军的苏-27飞机，海军方面的军事技术合作开展得要比空军晚。可以说，海军的起跑比较慢。

　　1991年我首次赴俄，陪同装备技术部领导到海参崴参观“新罗西斯克”号航母，但双方并没有就合作问题进行沟通。我正式开始参加军事技术合作工作是在1992年年底，海军组织了赴俄罗斯考察团，副司令员张序三任考察团团长，同去的还有海军司令部、装备部和机关的领导以及工业部门的同志。当时我正在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任舰船所所长，论证研究中心除我以外，还有兵器所和飞机所的两位同志，我们几个人主要负责技术工作。全团在俄罗斯考察了莫斯科、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等几个城市的相关装备研究机构和生产厂，为期近一个月。

　　在考察潜艇前，我们对877型潜艇比较了解，但对636型潜艇知之甚少。在圣彼得堡考察时，我们从俄方得知，俄罗斯已经对877型潜艇进行了改进，正计划生产其改进型636型潜艇。但当时俄罗斯经济非常困难，没有经费装备这一新型潜艇。

　　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是如何做出引进两型潜艇这一决策的？

　　金：从俄罗斯回国后，考察团人员立刻集中到一起准备汇报考察情况。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贺鹏飞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材料整理出来，我负责汇报舰艇平台的情况。汇报完毕后，立即着手研究与俄方开展合作的具体问题。毫无疑问，基洛级潜艇本身所具备的优势自然成为海军领域军事技术合作的优选项目，因为当年我们的许多装备都亟须更新，但国家实力还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经费相对有限，如果先从引进潜艇开始，逐步提升海军的战斗力，无疑是明智之举。此外，我们也需要国外的先进经验推动中国常规潜艇的设计和生产。实践证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我们国家工业走上高速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

　　当然，任何一个决策都有其时代的特征。如果从现实的角度去看待历史，总会找到问题和缺憾，好在当时有一批经验丰富的老领导、老同志把关，他们深谙我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始终牵挂着海军未来的发展。今天我们可以毫无愧疚地说，无论从当年的实际需求，还是从今天评价这一历史事件的角度看，引进基洛级潜艇的决策都是非常正确的。

　　合作方针一旦明确，海军立即着手开展具体工作。首先是成立班子，我受命负责引进基洛级潜艇的具体工作，并全权负责配备人员。没想到的是，贺副司令员要求我在3天之内提交人员名单！我通过征求意见，并根据自己对岗位的认识和人员的了解，很快就从海军机关和有关单位抽调了一批潜艇总体、动力、武备、电子方面的专家，组建了班子。我有幸与这些战友们共同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亲身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时刻。

　　历尽艰难困苦：酸甜苦辣尽在谈判中

　　记：谈判桌一定是双方交锋的主战场，您对此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金：1993年，我们与俄罗斯开展了关于基洛级潜艇引进的首次谈判是在北京进行的。说是谈判，实际内容仅仅是潜艇及配套装备的情况介绍和问题解答。由于双方中断合作多年，互相并不了解，我们遵循着一套自己的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俄方则完全是另一种思路。谈判进展得非常困难，我们白天谈判，晚上各组小结、汇总材料，并且要形成文字记录，还要布置第二天的谈判内容，每天都要工作到半夜两三点钟才能睡觉。一周后，双方完成了预定的内容进程，谈判告一段落。

　　这次谈判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因一件小事。谈判最后一天我们开完总结会已是晚上9点多钟，我满身疲惫地蹬着自行车回家，骑到玉渊潭桥上，人好像处在半睡眠状态，一个不留神，连人带车栽倒在路旁，眼镜摔碎了，牙齿也摔掉了几颗，满脸血迹，但人却摔清醒了。到海军总医院后，医生看到我摔成这样也吓了一跳，赶忙为我处理伤口，一共摔掉4颗牙，嘴里缝了15针，半夜才回到家。对我来说，摔伤倒不要紧，关键是已经确定赴俄考察的行程了，距出发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脸上的伤倒是好得快，但牙齿长不出来。几天后单位开会，贺副司令员见到了我，焦急地问我伤情如何，我如实做了汇报。当天晚上，我就接到电话，通知我次日马上去海军总医院找口腔科主任。到医院后，我才知道是贺副司令员和海军后勤部吴起生部长下了命令，无论如何也要让总医院的牙科主任把我这几颗牙镶上。最终，在赴俄之前解决了我的牙齿问题。

　　记：看来要把基洛级潜艇引进中国，还有比过五关斩六将更难的事！您再次赴俄以及在后续工作中恐怕也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吧？

　　金：我随团赴俄考察了基洛级潜艇，考察团共有70多人。回国后，开始形成方案。考察中，俄方向我们介绍，636型潜艇在整体性能、作战能力特别是噪声控制方面比877型又有了明显的提高，采购636型是最佳选择。然而，当时俄罗斯海军自己尚未装备该型潜艇，自然不会很痛快地答应向中国出口。今天看来，中俄双方最终达成基洛级潜艇合作协议是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决定的。首先，俄罗斯当时已经基本完成了两艘877型潜艇的建造，只是由于本国海军没有经费购买，只能将这两艘潜艇卖给别的国家，所以，俄方优先考虑的是出售这两艘艇；其次，877型潜艇当时对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而言是相当先进的常规潜艇，拥有这样的装备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作战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第三，出售636型潜艇符合俄罗斯保留军工骨干企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意图。当然，也不能否认中俄两国在军事技术合作中所体现的政治互信，因为中国不仅早于所有国家，而且早于俄罗斯海军获得了当时最先进的常规动力潜艇636型。

　　1993年冬，俄方再次派代表团来华谈判，这次谈判并没有涉及核心内容，仅仅是技术咨询和商议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但过程依然异常困难。谈判最后一天从早饭后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就在双方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时又出了问题。那时我们的大多数人员都缺乏从国外引进装备和技术的经验，谈判的规则也不明晰。一位同志在谈判时提出的一项意见，俄方并未采纳，双方在互相让步后形成了一致的条款。结果这位同志因条款没能达到最初要求而心有不甘，把已经谈定的条款私自进行了改动。俄方发现后非常生气，拒绝在会谈纪要上签字，一天一夜的谈判成果有可能付之东流。我在去机场的汽车上找到俄方负责人，坦诚地讲明了事情的经过，并表示会对过失负责。终于，在俄方代表团登上返航飞机前，我们将最后几项内容谈定，达成一致性的协议，在机场候机室签署了《工作纪要》。当然，也把那项被私下变更的条款改了回来。

　　记：引进基洛级潜艇这样的大项目必然是双方智慧、韬略、情感和意志的大碰撞，精彩程度可想而知！您能否给我们回忆一些记忆深刻的重大事件？

　　金：双方正式开始政府间协议与合同谈判后，技术状态和价格成为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每当合作陷入困局的时候，找到一个双方认可的基础，并推动双方朝着一个中间点相向而行是一件十分困难并且考验智慧和水平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谈判陷入困境，贺鹏飞副司令员亲自与俄方代表团团长举行谈判。当时，双方在合作中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无法在价格问题上建立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基础，双方的起点一开始就相距很远，如果按照各自的思路走下去，不知何时能够走到一起。贺副司令员说：我们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更不是敌人，所以我们必须向一个共同的中间点前进！也许现在的人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对于中国和俄罗斯两个经历了特殊历史时期的国家而言，当年的相互理解、认知和信任是何等的不易！

　　俄方代表团中有一位名叫格里申的退役海军上将，其实他是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坚定的促进派，能够从战略的高度看到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必要性和互利性，但他又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维护俄罗斯利益的代表人物。我们在和这位工作极其认真、思维异常缜密的70岁老人谈判时，感到非常吃力，有些人甚至“惧怕”和他谈判，但和这样高水平的对手过招，确实也提高了我们的谈判水平，为我们带来了挑战的乐趣。

　　还有一段关于潜艇配套武器的故事。俄方为我们提供选择的鱼雷有好几个型号，这些鱼雷我们在资料中也都看到过。但当我们在考察俄罗斯鱼雷、水雷的研制单位时却感觉到，还有一些新型号的鱼雷，俄方没有向我们展示，换句话说，基洛级潜艇的武器配套还有更好的。我们多次就新型鱼雷的问题咨询俄方，但人家始终不承认。机缘巧合，我们海军装备部有一位同志凭借他渊博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从蛛丝马迹中判断出俄方确实有一种新研制的、具有多种制导方式的鱼雷。经过一番缜密的调研和论证，我们确认了这一新型鱼雷的存在。后来，俄方也不再否认新型鱼雷的存在，但出口这种新型鱼雷也是俄方头疼的一个问题，不仅涉及新技术出口，也涉及鱼雷满足出口要求的技术状态。因此，一直到即将签署采购潜艇合同时，俄方依然对出口该型号鱼雷举棋不定。最终，当年特殊的环境再次促使俄方下决心向中方出口这种新型鱼雷。记得俄方做出决定那天我们正在谈判，而且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有一个情节我至今记忆深刻——俄方代表团团长如何做出了最终决定。当时，我和他的对话进入了一对一的阶段，只有我和他再加一名翻译，主题自然是新型鱼雷。他对中方坚定的决心很吃惊，也很纠结。经过一番与国内的沟通，他郑重向我表示：同意出售这个型号的鱼雷！

　　在我们接触的众多俄方人员中，既有非常怀念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谊、积极促成新一轮合作的人，也有为了本国利益寸步不让、斤斤计较的人。但从大局来看，绝大多数中俄人员都希望促进并发展两国合作，我们既是谈判对手、合作伙伴，更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