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周以德档案为基础

　　冷战开始后，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除了实行军事对峙、政治对抗、意识形态竞争，还采取了经济遏制战略。中国曾是美国贸易管制的重点对象。美国对华贸易管制与经济遏制是冷战史与中美关系史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对华贸易管制和禁运，对当时的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中日关系乃至国际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90年代以来，随着档案的不断解密，这一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产生了不少成果。（代表性的专著有：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 Containment: COCOM and the Politic of East-West Trad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张曙光：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学者主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起源（例如于群的《论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的制订与实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陶文钊的《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林利民的《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郭又新的《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张曙光的《美国关于经济制裁的战略思考与对华禁运决策（1949~1953）》（《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等等。）；二是50年代中后期英日等国与美国在对华贸易管制问题上的政策分歧。（例如刘早荣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与美国在对华贸易禁运上的分歧》（《理论月刊》2008年第4期）、李继高的《“中国差别”的废除与英美关系（1955~1957）》（《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2期），等等。）50年代中期，英日等国要求废除贸易禁运的“中国差别”，扩大对华贸易，受此影响，美国政府内部也出现对华政策调整的讨论，对此也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积极探讨。（例如贾庆国的《五十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的讨论》（《美国研究》1990年第2期）、崔丕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郭又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禁运政策》（《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4期），等等。）

　　综合以往的研究来看，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过程的研究比较充分，但是，对美国国内舆论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论争关注却很少。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场英美等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分歧，不仅引发了美国国内决策层的讨论，也引发了美国公众舆论的大讨论，甚至掀起一场对华政策调整的论争。美国许多重要的媒体、智库、利益集团都参与其中。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中坚力量——“百万人委员会”（全称是“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百万人委员会”）也积极参与其中，它利用种种舆论手段，试图扩大影响，引导舆论，进而影响外交决策。这场论战的结果从表面上看，反对扩大对华贸易的“百万人委员会”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仍然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但是，从深层次看，这场论战仿佛是冰层下的潜流，缓慢而又沉重地冲击了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逐步扭转了朝鲜战争后美国极端反华的舆论情绪，是尼克松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先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本文根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的“百万人委员会”领导者周以德（周以德（Walter Judd）是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曾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生活过十年，熟悉汉语，是当时国会唯一的“中国通”，他是坚定的蒋介石的拥护者，自进入国会后，就一直为蒋介石集团摇旗呐喊，奔走呼号。他是“百万人委员会”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参见信强：《从“中国帮”到“台湾帮”：美国国会亲台议员与美台决策》，《美国问题研究》第5辑，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194页。）的档案，探讨发生在1957年的这场美国对华贸易问题的论战，以期弥补中美关系研究上的空白。

　　一、背景：“中国差别”政策与美国的反华舆论

　　冷战对峙格局基本形成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构筑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禁运体系。1949年1月，美国及其主要盟国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旨在对一些重要物资实行禁运与控制，从经济上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又针对新中国实施了更加严厉的制裁。1952年，在美国的主导下，巴黎统筹委员会以朝鲜战争为借口正式建立了“中国委员会”，并制定了针对中国的特别禁运清单，这个禁运清单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管制更加严格，管制禁运的物资范围远远大于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限制，甚至有207种根本不属于巴黎统筹委员会贸易管制范围的物资也被列入对华禁运清单里。这种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与对中国贸易管制的差别，称为“中国差别”。［1］

　　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政策是随着朝鲜战争展开的，但是却没有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反而在朝鲜战争后建立了更为系统化、制度化的遏制政策，“中国差别”就是这种政策的表现。这与当时美国社会反华反共的舆论有关。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领袖们已经滋生出一股对新中国强烈而持久的不解怨仇”。［2］此外，在冷战氛围下，麦卡锡主义掀起的反共氛围弥漫全美，美国反华舆论达到了历史巅峰，据同时期的盖洛普民意测验，1953年11月25日，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受访者比例达到74%，这一比例在1954年6月30日和7月16日进一步升到78.49%和79.15%，达到历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在这一问题上的最高比例。［3］

　　对华遏制政策和反华社会舆论也与当时的利益集团特别是“院外援华集团”有关。“院外援华集团”并非是一个严密的组织，而是“大量不同的利益和集团，它们在多数的情况下，相互之间没有多少密切的联系”，这些形形色色的组织和团体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他们希望替蒋介石集团谋得美国的支持和援助。［4］在不同阶段，他们的具体目标也不相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反对美国承认新中国，争取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支持。“院外援华集团”的中坚力量就是“百万人委员会”，它是由支持蒋介石集团、坚决反共的7名国会议员主持成立的，宗旨是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主张不承认新中国、不与新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不与新中国接触。因此，“中国差别”政策正符合他们的主张。

　　“百万人委员会”成立初期主要是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为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一份请愿书上争取100万个签名，希望通过这次请愿活动，一方面广泛宣传吸引大众关注；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反共意识形态的主动地位。［5］在签名请愿活动中，他们发动了来自42座城市的68份重要报纸刊登活动的广告［6］；他们广泛联系当时的广播与电视进行宣传。［5］经过舆论动员，请愿活动曾在一天争取到多达两万人的签名，还有2/3的签名者要求更多空白的请愿书去进一步传播。到1954年7月6日，经过9个月轰轰烈烈的签名征集活动，征集到了第100万个签名。［7］

　　此时“百万人委员会”在美国舆论界有“一统江湖”之势。在政治上，他们在国会有强大的影响力；在社会上，他们备受拥护［8］；在媒体上，他们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动员上，他们能够发动上百万人的签名活动。而与此同时，那些支持新中国的政客、学者和记者等，在高压下噤若寒蝉，根本没有发声的机会。甚至到1956年，美国国内主流舆论仍然是支持对华遏制的，对华采取强硬态度仍然被认为是“政治正确”。1956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在大选火热进行之际，“百万人委员会”发动舆论力量，号召民主党与共和党把阻止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写入竞选党纲，最后成功使两党都接受了他们的主张，将“坚决阻止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写入两党竞选党纲。［9］

　　总之，在1953年到1956年，美国主流舆论坚决反对与新中国接触，坚决反对与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在这种氛围下，“百万人委员会”风靡一时。美国政府还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建立了对华贸易管制，推行的“中国差别”政策也因为有民意支持而有恃无恐。这是美国对华贸易论战发生的历史背景。

　　二、挑战：美国对华舆论的新变化

　　然而这种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美国精心构建的对华禁运管制体系逐渐出现裂痕。1955年12月，英国驻美大使馆照会美国国务院：如果与美国就缓和对华禁运问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英国将采取单方行动，逐渐取消“中国差别”，直到对华禁运与对苏禁运保持在同一水平。［10］对英国的这一要求，美国非常失望，用各种理由加以拖延，仍然希望能维持对华贸易管制。1956年1月31日，英国首相艾登和外交大臣利奥伊德访美，就缓和对华贸易管制的问题和杜勒斯等又进行了若干次会谈，双方分歧进一步扩大。同时，巴黎统筹委员会内部倾向于支持英国立场的国家也在不断增加，多数盟国支持削减对华禁运清单的物资。（具体过程参见李继高：《“中国差别”的废除与英美关系（1955~1957）》，《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2期。）

　　国际上支持削减贸易管制的呼声渐高，美国对华的僵硬立场越发显得孤立。来自盟国的压力对早已“万马齐喑”的舆论界也带来冲击。从 1956年底开始，美国逐渐兴起了一股舆论思潮，主张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主张积极与新中国进行接触和贸易活动。1956年12月10日，在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普林斯顿神学院院长约翰·麦基呼吁全国的基督教会立即采取行动，派遣美国传教士代表团前往“红色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基督教组织，有很强大的号召力，这个“惊世骇俗”的提议一经抛出就引起广泛争议，多家杂志引用他的观点。［11］

　　一些媒体也开始发表亲华文章，例如，1957年4月《大西洋月刊》刊登了费正清的一篇文章，称赞新中国取得的成就：“1956年选举期间的美国公众讨论回避了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的评论者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稳定物价、培养人才、管理思想、动员爱国青年、推行农村集体化、实行工业化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就，重塑了这个世界最大、最古老的社会。”［12］

　　有些学者也冲破重重禁区，呼吁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如1956年11月15~18日，由哥伦比亚大学支持、58名美国各界精英在纽约以“美国和远东”为议题召开会议，会议最终的报告认为：“美国应探索与共产主义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应当允许美国的记者和学者到中国大陆旅行，应当取消旅行的限制”。［13］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也在他们发行的册子——《抉择：1957》中收录了汉学家鲍大可的《美国应该与红色中国打交道吗》一文，鲍大可认为：“美国能够有效地阻止共产主义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限制其贸易多久呢？这种行为不仅会使美国遭到国外的批判，而且也限制了我们在处理区域问题上的灵活性，阻碍美国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13］

　　也有来自于商界的呼吁，如福特声称“我们应当重新审视我们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还有来自政界的看法，如民主党议员沃伦称在其所在的参议院贸易委员会将研究扩展与新中国的贸易。［14］

　　从宗教领袖到学者、再到商人与政客，都对美国对华政策提出了质疑。他们主张与新中国进行贸易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共产党已经稳定地控制了中国大陆，并且取得了突出的建设成就；二是新中国并不是苏联的附庸，是可以通过贸易与文化交流进行拉拢的。尽管人数不多，但是这些声音对美国的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对“百万人委员会”主张的反共反华政策带来了挑战。

　　三、交锋：“百万人委员会”介入论战

　　1957年后，英美间关于对华贸易管制的分歧日益扩大。是否废除“中国差别”成为双方争论的热点问题，英国的姿态也日益咄咄逼人。1957年5月7日，“中国委员会”就缓和对华贸易管制举行会议，会议上发生巨大的分歧，美国试图保持盟国一致的计划失败，5月27日，英国代表团宣称：“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废除‘中国差别’”，［15］此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其他成员国纷纷效仿英国，至8月，除美国外的成员国都废除了“中国差别”。［1］

　　国际上的争端也波及美国国内舆论，对此，“百万人委员会”感到事态严重。他们认为：“任何扩大与新中国的贸易都是承认北京政府的第一步；一旦美国政府承认北京政府，就有可能导致新中国进入联合国”。［11］1957年5~6月，“中国差别”政策的支持者们展开了一场舆论攻势，他们组织多家报刊密集发表文章，批评英国的政策，批驳国内支持者的观点。在这场论战高峰中，《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纽约先驱报》、《华尔街日报》等数十家报刊参与其中。他们从经济、道德、国家安全等多个角度论证与新中国进行贸易有“百害而无一利”。

　　（一）经济角度：与新中国进行贸易是“无收益的”

　　为了证明与新中国进行贸易并不能获取预期的利润，“百万人委员会”搜集材料以论证新中国并没有很大的购买能力，没有预期的市场。1957年4月24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对香港中国银行负责人陈先生的采访。在采访中，《华尔街日报》借陈先生之口说明，中国大陆基本原则是“自给自足”，并没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如果放松贸易限制，贸易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16］ 6月9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将会削减拖拉机进口——农场依然依靠人力”，“英国制造商们还是尽早忘记自己不切实际的期待吧——在放松贸易禁令之后，向中国大量出口拖拉机是不可能的”。［17］6月25日，《纽约先驱报》还发表了一幅名为《来吧！跳水吧》的漫画，漫画中右下角有一个写着“中国贸易”的小水池，水池已经干涸，池底有一行字：“基本上没有东西可卖，也没有钱来买任何东西”，漫画上方是一群跑过来准备跳水的人，身上写着“英国”、“瑞士”等支持与新中国进行贸易国家的名字。［18］这幅漫画讽刺了那些与新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暗示新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市场和资本，这些国家早晚会跌入池底。

　　为了论证和新中国进行贸易没有未来，“百万人委员会”还大肆渲染中国“崩溃论”，引用各种传闻来说明新中国政治经济非常不稳定。1957年夏，美国各大媒体纷纷炒作各种“中国崩溃论”。5月13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发表文章《红色中国政权承认饥荒》，［19］6月17日，《纽约时报》也发文《红色中国的军队斗争紧张》，［20］这一时期类似的文章非常多。这些文章被“百万人委员会”收集起来作为“中国即将崩溃”的“征兆”，重新印刷传播，以此来告诫不要与新中国进行贸易。　

　　“百万人委员会”还从经济制度上的差别说明与新中国进行贸易对美国有害。例如， “百万人委员会”秘书长李伯曼认为：“和中国贸易只会让中国受益，或许少数美国商人也会受益，但绝不会对美国经济有所贡献。因为我们这样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在与共产主义中国那样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经济体的竞争中不可能获胜。”［21］

　　（二）道德角度：污蔑新中国是“不道德的”

　　“百万人委员会”认为新中国是“不道德的”，因此不应与之进行贸易，他们认为“不道德”的主要表现是：存在“奴隶制劳动”；“虐待”朝鲜战俘；进行“毒品贸易”。今天看来，这三条理由非常荒谬，然而在当时的冷战阴云下，中美双方相互隔绝，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等情况，因此这些荒谬的且毫无依据的污蔑得以在美国扩散。例如，1957年5月22日《纽约先驱报》刊登了拉尔夫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呼吁重新评估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应当解除对新中国的贸易禁令，因为单边的贸易禁令不现实。李伯曼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生气，当天就写信给该报，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进行批驳。四天后，李伯曼的回应文章也刊登在《纽约先驱报》上。在这篇回应文章中，李伯曼认为，实行对华贸易管制和“中国差别”有坚实的事实和道德基础，即“北京政权实际上在奴役上亿中国人民，而且还虐待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战俘”。［21］再如，6月9日《纽约时报》也发表文章称“强制劳力将在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发挥巨大作用”。［22］此外，“百万人委员会”还不断发表文章，污蔑新中国种植毒品。［23］

　　（三）国家安全角度：与新中国进行贸易是“危险的”

　　除了从经济与道德的角度，反对对华贸易者还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进行阐释，其逻辑是：与新中国进行贸易是“借寇兵而与盗粮”，新中国获得的贸易品可以用来制造武器，而新中国是苏联的“附庸”与“帮凶”，会帮助苏联发动“邪恶”的战争，因此，与新中国进行贸易就会导致战争，甚至把与新中国进行贸易比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德日的“绥靖政策”，即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

　　1957年5月13日，“百万人委员会”在《纽约先驱报》上刊登文章，把与新中国进行贸易类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运往日本的铁矿石被日本用来制作武器”。［24］6月12日，《纽约先驱报》又发表专栏作家大卫·劳伦斯的文章，认为“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带来了战争”，英国不顾美国的意见，放宽与“红色中国”的贸易，使自由国家在冷战中处于不利地位，“共产党将会利用贸易增强他们的侵略力量”。［25］

　　1957年6月，在国际上，英国采取单边行动，宣布废除“中国差别”，扩大对华贸易，法、日等国也有追随的趋势，受此影响，美国国内舆论也有转向的趋势。对此，“百万人委员会”十分恐慌，接连组织文章，反对与新中国进行贸易，对支持与新中国进行贸易者的批评也越来越激进。6月10日、11日两天，“百万人委员会”同时在多家大型媒体上组织文章，如在《新贝德福德报》上，“百万人委员会”认为“那些呼吁扩展与共产主义中国进行贸易的人不知道姑息暴政的悲剧”，与新中国进行贸易“只会加强北京政权，进而使亚洲的自由国家被中国攻占，进一步使整个亚洲都会落入克里姆林宫手中”［26］。一时掀起舆论狂潮，短短数天，多家报纸密集发文反对对华贸易，《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甚至发表《与红色中国贸易就是叛国》一文［27］；《纽约邮报》发表《与新中国进行贸易威胁所有自由的人民》一文［28］；《纽约先驱报》发表了《来自红色中国反对者的警告：这是与敌人贸易》一文［29］；《纽约每日新闻》发表《与中国联系将会毁灭自由世界》一文［30］；《纽约时报》也发布向所有“自由人民”的号召：无论从历史教训还是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以及对亚洲自由国家的影响等方面，与新中国进行贸易都会危及后世。［31］从上述可以看出，“百万人委员会”组织发表的这些文章，其特点就是用危言耸听的标题和口号式的呼吁引起注意。

　　除了上述文章外，“百万人委员会”还组织了针对支持与新中国进行贸易的理由的辩论。“百万人委员会”认为，那些“呼吁跟共产主义中国增强经济和外交联系的观点建立在两个主要假设之上：一是共产党稳定且永久地控制着中国大陆，二是中国共产党与克里姆林宫是不同的，通过加强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贸易和文化关系，可以使克里姆林宫和北京分裂，甚至使毛泽东变成铁托”。“百万人委员会”认为这两条假设是完全错误的，“第一个假设，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反抗和不满”。他们罗列了从香港搜集来的一些情报，以一些非常夸张的数据作为依据。关于第二个假设，“百万人委员会”认为，“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将会与克里姆林宫分裂，所有的证据都是相反的”。例如，“当克里姆林宫与波兰、匈牙利出现问题时，周恩来立即给予了支持”。因此，“红色中国”仍然是苏联的“附庸”。［13］

　　“百万人委员会”最后的结论就是：坚决不能与新中国进行贸易。［13］在1957年五六月的论战中，特别是6月9~17日这一周论战达到高潮，主要报刊几乎都参与了，先后发表了上百篇文章。经过这场激烈“交锋”，“百万人委员会”似乎再次占据了舆论主导。

　　四、微弱的反击：支持贸易者的声音

　　相比反对对华贸易者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和操纵舆论对决策进行干预，支持与新中国进行贸易者显得人微言轻。无论是媒体上能够发声的平台，还是政治舞台上可操作的空间，都无法与“百万人委员会”相比。然而，支持与新中国进行贸易者的声音虽然弱小，但并没有被埋没。6月24日，美国著名的政论期刊《新共和》发表了数篇对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和“百万人委员会”观点的批评论文。例如，一篇名为《我们对华政策的争论》的文章主要是批评了“百万人委员会”大肆渲染的“中国崩溃论”。文章指出：“‘百万人委员会’说北京政府没有稳定控制中国大陆，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还有动荡和学生示威”，但是，“‘百万人委员会’的这些结论跟很多学者和记者的记录相反，而且他们的结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文章引用不少去过中国的记者调查，认为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最显著的不是发展滞后和短缺，而是大步向前”。至于在中国所展现的食品和物资短缺，作者认为，这不是“危机”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是发展的表现，作者通过宏观经济分析指出当时中国的经济是“过度雇佣”现象，即后发展国家在急剧现代化时期，由于发展速度太快，“所有人力资源都被发挥至极限。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肯定会有短缺和瓶颈”，而这种短缺正是国家发展的表现。［32］

　　此外，哥伦比亚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裴斐发表了《我们需要台湾吗？》一文，文章对美国的对台政策进行了彻底批判，作者不仅主张与新中国进行贸易，还主张承认新中国、允许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甚至主张放弃台湾，从台湾撤军。至于对新中国的贸易禁令，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做法十分可笑：“我们拒绝与中国进行商品贸易，但是我们向苏联出口商品，然后苏联将商品卖给中国，这太可笑了，这只会增强中国对莫斯科的依赖，使二者关系更为紧密。”作者还指出，目前美国的盟国已经失去了耐心，英国已经独立行动，其他国家废除禁令也是早晚的事，这个封锁迟早会破产，不管美国愿意不愿意。因此，作者在分析了世界形势后指出，既然美国从台湾撤退、承认新中国、允许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废除贸易禁令都是大势所趋，那么，目前美国的固执就显得十分愚蠢。与其被动地接受历史，不如主动做出这些让步，与新中国进行谈判，反而能够掌握主动权，“可以合法地要求中国从北朝鲜撤退，让其承诺不干涉东南亚”。［33］

　　这几篇文章数量虽少，但是无论是在理论功底上，还是对局势的判断上都非常精彩，与 “百万人委员会”仅靠数量和危言耸听的“口号”相比，可谓是云泥之别。

　　五、论战的结局与影响

　　这场持续半年的论战，最终以美国坚持不放松对华禁运而告终。1957年6月28日，杜勒斯发表了对华政策的演讲，他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当前与新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往来必须保留限制，这是因为“这不是一种自由的贸易”，因为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34］9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5704/3文件，即《美国经济防御政策声明》，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现行的对华贸易管制和财政管制政策。［35］从表面上看，这场围绕对华贸易的论争是“百万人委员会”获得胜利，然而这场论战实际上却埋下了“百万人委员会”衰亡的种子，是其由盛转衰关键的一环。尽管其舆论引导和动员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动员的媒体、政治资源十分丰富，但是“百万人委员会”的论据越来越薄弱，特别是他们两个核心论点：一是“中国崩溃论”；二是“中国威胁论”。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美刚刚经历战争，美国民众存在很多误解，相信了上述判断，所以“百万人委员会”风靡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中国的工业体系逐步建立，对外关系逐步开展，国家地位渐渐提升，特别是1964年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早在1956年1月，美国中情局提交的报告就已经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大陆牢固地确立了他们的控制”，“由于其成就和蒸蒸日上的国力，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威望和影响已经大大地增加了”。［36］而且，50年代末期中苏分裂使世界格局有了新的变化，中国是苏联“附庸”的论断不攻自破。1957年的论战中，从宗教领袖到专家学者，越来越多人不承认这两点了，而“百万人委员会”的解释却越来越苍白，事实上已经埋下了其衰亡的种子。

　　与此同时，这场论战也是美国对华舆论与对华政策转向的征兆。“百万人委员会”兴起时，麦卡锡主义肆虐，美国社会反华舆论盛行，美国政府实行强硬僵化的对华政策。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舆论，一般以1959年出台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为典型。［37］实际上，早在1956年、1957年在对华贸易解禁的争论中已经出现政策调整的呼声，诚如《新共和》上发表的文章，通过深刻的分析和犀利的批判，揭开了“院外援华集团”用谎言编织的面纱。

　　然而，历史仍在重演。冷战结束后，美国调整对华贸易政策，重新实行了严厉的对华出口管制；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后，又有新的“瓦森纳协定”变相进行技术管制；西方媒体中，“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仍层出不穷；2017年以来，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一些国家保护主义抬头……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警惕。

　　［ 参 引 文 献 ］

　　［1］崔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2］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页。

　　［3］袁小红：《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华政策（1949~1971）》，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4］﹝美﹞罗斯·Y·凯恩著、张晓贝等译：《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41页。

　　［5］Letter to radio and television commentators, November 12, 1953, Box No. 176.7, China File, General/Non-printed Material, 1953~1954,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6］Suggested letter to Business Managers of Newspapers in 68 selected cities, Box No. 176.7,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7］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Box No. 176.8,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8］Information Bulletin, 1955, Box No. 176.8,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9］Stanley D. Bachrack, 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China Lobby Politics, 1953~197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27~128.

　　［10］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31, 195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5~1957, Vol. X, p.266.

　　［11］Pro-Peiping tie Drive Charged, The Sun, May 13,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12］John K. Fairbanks,China: Time for a Policy, ANTLANTIC, April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13］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unist China, May,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14］Debate over China Policy, TIME, June 10,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15］李继高：《“中国差别”的废除与英美关系（1955~1957）》，《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2期。

　　［16］Trade with China, Henry Gemmil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4,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17］Richard Hughes,China Will Cut Tractor Imports: Farm Manpower Stays, The Sunday Times, June 9,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18］Come on In, the Water’s, N. Y. Herald Tribune, June 25,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19］Red China Regime Admits Famine Peril, New York World-Telegram and Sun, May 13,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20］Greg Macgregor,Red China’s Army Combats Tension, New York Times, June 17,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21］No China Trade, N. Y. Herald Tribune, May 26,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22］Greg Macgregor, Slave Labor Gets Big Peiping Role, New York Times, June 9,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23］Dope: Communist China’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Drug Traffic.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24］Trade with China Seen as Rescue of Peiping, N. Y. Herald Tribune, May 13,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25］David Lawrence, Britain’s Trade with China Seen Bringing on a War, N. Y. Herald Tribune, June 12,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26］Committee of 1000000 sees China Trade Peril, The Standard-Times, June 10,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27］Red China Trade Termed Treason, New York World-Telegram and Sun, June 10,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28］Group Warns, Trade with Peiping Perils All Free Men, New York Post, June 10,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29］Red China Foes Warn of Trade with the Enemy, N. Y. Herald Tribune, June 10,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30］Free World Ruin Seen in China Tie, Daily News, June 11,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31］Group Here Backs Ban on China Trade, New York Times, June 11,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32］The Debate over Our China Policy, The New Republic, June 24,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33］Nathaniel Peffer, Do We Need Formosa? The New Republic, June 24, 1957. Box No. 177.1, Walter H. Judd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34］Our Polices towards Communism in China, June 28, 1957, FRUS, 1955~1957,China,Vol.III, pp.562~563.

　　［35］ NSC5704/3, “Statement of U.S. Economic Defense Policy”, September 16, 1957, FRUS, 1955~1957, China,Vol.Ⅹ, pp.495~498.

　　［36］沈志华、梁志主编：《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2~3页。

　　［37］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5页。

　　［作者简介］刘禹辰，博士研究生，讲师，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50001；林孝庭，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94305-6010。

　　［责任编辑：叶张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