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重大理论建树和战略构想的形成，都是同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分不开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毛泽东抓住时机，开始了中国外交新的战略调整，先后形成了互为相关的“一条线”构想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这一时期，两方面重要因素促使毛泽东认真思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问题。其一是苏联威胁的增强，引起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切。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国家关系恶化，苏联全球性进攻战略态势对中国形成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1969年，苏联制造了珍宝岛等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其二是美国的战略收缩，使中国有可能在“两霸”中争取“一霸”。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全球扩张战略难以为继，收缩过度伸展的力量逐步成为美国统治阶层的共识。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成为毛泽东全盘考虑调整对外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中美苏三方关系及其力量消长的变化，改变了中美苏战略关系的基础。这样，缓和中美关系，成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最佳战略选择。
1971年春，中国开启乒乓外交的序幕，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此外，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数目大大增加，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随着中国对外关系新格局逐渐形成，毛泽东对如何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思考日渐成熟。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构想。他说：“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实际上提出了联合抗苏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其目的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从“一条线”到“一大片”的战略扩展，决定了中国外交战略将走向全球地理格局的整体化分布。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划分“三个世界”战略的实质没有变，同样是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反对苏联称霸世界，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
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战略对反对霸权主义威胁、维护国家安全具有明显成效，而且对发展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虽把美国划在第一世界，但确认其是一支可以利用乃至联合的政治力量。这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中国对第二世界的积极评价，扩大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联系，增进了相互了解，为后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最后，毛泽东充实了第三世界的内涵，为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由此确定了中国外交的立足点，也提高了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威信。
不难发现，从“一条线”到“一大片”再到“三个世界”的战略演进，凸显了毛泽东宽广的国际战略视野与战略调整的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明确把中国划归第三世界，强调永不称霸，增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凝聚力。中国既是第三世界的成员，但又不是普通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国家，又是社会制度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应当在第三世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这一重大的战略调整，成为体现毛泽东国际观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最重要的典范。
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氛围之下，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尚存在某些不足，但必须肯定的是，这种战略调整扭转了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并使中国获得了远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形成了影响世界格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为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展开全方位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开辟了道路，总体上影响深远。特别是面对世界多极化前景逐渐明朗，深入研究毛泽东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对于指导21世纪中国外交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