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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交流与改革开放:“省港杯”足球赛的创立
发布时间: 2020-04-20    作者:赵峥    来源:国史网 20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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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月28日下午,广东省足球队以两回合4∶1的总比分战胜了香港足球队,夺得首届“省港杯”(“省港杯”足球赛以“省港”命名,指代广东与香港两地,但晚清以来在广东文化语境中通用的“省港”一词指代的却是广东省省城广州与香港。这一词汇含义的变化也折射出华南地区行政边界与地域文化的变迁。参见程美宝等:《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足球赛的冠军。在香港政府大球场,广东省足球队队长何佳从香港总督麦理浩手中接过奖杯,宣告首届“省港杯”足球赛顺利落下帷幕。《广州日报》记者在报道这项赛事时曾赋诗一首:“省港杯,友谊杯,山花伴着‘波’花飞。朝赛羊城,夕战炉峰,看双龙夺锦,谁家占花魁”。(郑益骏等:《双龙夺锦——首届“省港杯足球赛”纪实》,《广州日报》1979年2月6日。)首届“省港杯”足球赛增进了粤港两地的交流与合作,对广东的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增强了香港同胞对于内地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

  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前沿阵地,其改革的路径、模式和成就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指出:“与中国其他比较封闭的省份不同,广东有其独特的通向外界的门户——香港”。(〔美〕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凌可丰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在广东思索如何改革和怎样改革时,香港的发展模式给广东人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对广东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探究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如何与香港建立联系,对之后的历史演变有何影响,应纵观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进行考察。以“省港杯”足球赛为代表的粤港两地的体育交流,在当时内地与香港日趋密切的往来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对于“省港杯”足球赛的过程和影响,学术界已进行了一些探讨(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于红霞的《“省港杯”足球赛:粤港体育文化交流的新形式》,《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于红霞等的《粤港体育交流的实绩——“省港杯”足球赛》,《岭峤春秋——省港澳文化交流论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387页;陈冬娜的《历史的足迹时代的步伐——改革开放20年粤港澳台体育往来回顾》,杨迺军等:《2007广东省体育科学研究论文选》,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216页;等等。),但主要聚焦于体育文化交流,未能深刻揭示这一赛事诞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影响。本文以首届“省港杯”足球赛作为切入点,拟考察体育交流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以期推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省港杯”足球赛的缘起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往来于粤港两地的香港居民人数迅速增长。与此同时,距离《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即深圳湾至大鹏湾的九龙半岛全部及附近岛屿租给英国,租期99年”等。参见《世界外交大辞典》下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7页。)到期的日子日渐临近,如何解决香港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省港杯”足球赛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举办“省港杯”足球赛,通过足球这一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运动”开创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新局面,绝非少数人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现实的政治基础。

  (一)足球运动在粤港地区的普遍开展以及两地长期的足球交流是“省港杯”足球赛诞生的重要基础

  足球运动在粤港两地是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沟通两地乡情的文化纽带。近代以来,在中外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广东地区经西方传教士的引介较早开展了现代足球运动,是中国内地现代足球的重要发源地。足球运动在广东的普及程度比较高,广东省足球队长期保持着较高的竞技水准。香港亦早在19世纪就接触到起源于英国的现代足球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内地球员南下,香港的足球水平进一步提高,联赛中的一些重要比赛成为全城瞩目的盛事,“球星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因此也相当高,声名甚至传遍东南亚”。(李峻嵘:《足球王国:战后初期的香港足球》,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2页。)粤港两地的足球交流亦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民国时期,两地足球队的比赛就比较频繁。新中国成立之后,两地的足球交流也并未停止。香港足球队曾多次来粤与广东省足球队进行切磋,(《省港足球交往五十年史话》,《广州日报》1979年2月1日。)“文化大革命”前期,粤港两地的足球交流虽然曾一度中断,但在1972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阶段。除广东省足球队和香港足球队在广州和香港两地比赛、交流之外,香港部分民间足球队还多次到广东梅县和宝安县(1979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宝安县改设为广东省辖的深圳市。参见《深圳、珠海两市加强建设 宝安县和珠海县分别改设为广东省辖的深圳市、珠海市,开辟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游览区》,《人民日报》1979年3月21日。)等地,与当地足球队进行比赛。由于来访足球队较多,比赛频繁,广东省计划委员会于1977年10月批准在宝安县投资兴建深圳足球场,以满足两地日益增长的体育交流的需要。(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关于深圳足球场基建工程投资问题的批复(1977年10月13日)》,广东省档案馆:253-2-268。)足球运动在粤港两地具有的社会影响和两地通过足球比赛进行交往的传统是“省港杯”足球赛诞生的重要基础。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香港足坛格局的变化为“省港杯”足球赛的创办准备了必要条件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台湾当局非法占据主要国际政治组织和体育组织的席位,“每遇亚运会和奥运会等赛事,台方都会聘用大量筹委、顾问”,让香港华人球员代表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足球队的名义参加国际比赛。香港甲组足球联赛的多家华人球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亦应邀数次访问台湾“,这些华队的主事人就算不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也可算是同情国民党的人士”。(李峻嵘:《足球王国:战后初期的香港足球》,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38—39页。)与此同时,内地也积极开展对香港足球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如1956年,广东省体委邀请包括香港足球队在内的多支港澳体育代表队到广州参观交流,希望借此“进一步扩大港澳体育界的团结面”,使其了解内地的建设和发展。(广东省体委:《接待香港、澳门足球、篮球、羽毛球、网球工作计划(1956年)》,广东省档案馆:215-1-15。)1965年,在香港知名工商界人士霍英东的支持下,香港著名足球俱乐部愉园体育会取得甲组联赛冠军后,以“同章足球队”的名义到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访问并进行友谊赛。由于当时中国并不是国际足球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足联)的成员,愉园体育会此举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相关规定,因此招致国际足联的调查,在香港足坛和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1967年“六七暴动”之后,愉园体育会为表达其声援“革命”的立场,不惜以降组为代价,一度退出香港足球联赛。1970年,愉园体育会重新升级回甲组,霍英东亦于同年当选为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香港足坛的格局从此发生了深刻变化,主张与内地发展关系的意见逐步成为主流。(关于愉园体育会角色转变与历史影响的研究,参见赵永佳等:《胸怀祖国:香港“爱国左派”运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版,第83—113页。)1974年,香港足球总会邀请中国国家足球队访港,香港足球队亦于一年之后到内地进行了友谊比赛。与之相对应的是台湾当局在香港足坛的影响急剧下降,至70年代中期,仅有两支甲组球队公开表明其亲台立场。(李峻嵘:《足球王国:战后初期的香港足球》,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64页。)在这样的形势下,由香港足球总会倡议,举办“省港杯”足球赛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足球在香港与内地交流、合作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是“省港杯”足球赛举办的重要因素

  在“省港杯”足球赛举办之前,足球运动已成为香港与内地进行互动的重要平台。1973年,港英政府首席助理钟逸杰接受霍英东的建议,在得到香港总督麦理浩的批准后,利用其兼任香港足球总会副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内地,结束了“六七暴动”后两地没有直接联系的局面,成为1949年后第一个到访中国内地的港英政府官员。(〔英〕钟逸杰:《石点头:钟逸杰回忆录》,陶杰译,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对于钟逸杰的来访,中国内地方面尤为重视,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国家体委发文指出,钟逸杰来访虽使用“香港体育界人士身份”,但实际上“系港英政府的高级官员,也是港英决策人之一”,指示地方体育部门“本着多做工作的精神,对钟此次访华拟给予友好的接待”。参见广东省体委:《接待香港足球总会付会长钟逸杰的计划(1973年2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316-A1.2-34。)此行不仅消除了钟逸杰对中国内地存在的若干成见,而且使其认识到足球是“全球各地试图进入中国的一个方法”。1974年,在钟逸杰和霍英东的努力下,亚洲足球联合会通过决议,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其正式成员,从而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他单项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打开了突破口。(〔英〕钟逸杰:《石点头:钟逸杰回忆录》,陶杰译,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96—97页。)1977年7月,霍英东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参加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比赛开始前,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霍英东及其他参加邀请赛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和领队。(《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人民日报》1977年7月31日。)邓小平和霍英东都是足球爱好者,会见中谈起足球兴致甚高,会见结束之后又一起观看了比赛并合影留念。返回香港后,霍英东在火车站举起香港足球队获得的亚军奖杯和“友谊杯”,受到香港市民的热烈欢迎。带队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经历,给霍英东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霍英东口述、冷夏执笔:《世纪回眸:霍英东回忆录》,香港:名流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使他更为深刻地体会到足球具有促进香港与内地沟通的作用,这也进一步促成了“省港杯”足球赛的创办。

  霍英东作为“省港杯”足球赛的主要倡议者,对于促成这项赛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霍英东较早与内地开展经济文化往来,认识到发展两地关系的重要意义。1977年8月,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结束后返港途中经停广州时,霍英东与广东体育界人士进行了座谈和交流。回到香港之后,霍英东萌生了在广东和香港定期举行足球比赛的想法,并于1978年正式向内地有关方面提出。这项提议首先得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支持,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体委主任杨康华也表示支持,他认为举办“省港杯”足球赛是一项创举,对今后进一步推动两地的体育运动交往有重要意义。(霍英东口述、冷夏执笔:《世纪回眸:霍英东回忆录》,香港:名流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尽管如此,举办这一赛事仍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广东省体委办公室主任魏振兰后来回忆到,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从政治背景来讲,当时要订立这样一个赛事,需要有一种胆略”。广东省体委和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将举办“省港杯”足球赛的报告上报中央后,分管体育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解密档案:广东30年闯关路》,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4—75页。)1978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粤港两地经过协商就比赛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共识,并于12月7日在广州东方宾馆正式签订了举办“省港杯”足球赛的协议书,决定每年元旦至春节期间,分别在香港和广州各举行一场比赛,并商定于1979年初举行首届“省港杯”足球赛。(霍英东口述、冷夏执笔:《世纪回眸:霍英东回忆录》,香港:名流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省港杯”足球赛由此从设想变为现实。

    “省港杯”足球赛的诞生,既是“多年来省、港足球界播下的友谊种子的必然结果”(《省港足坛轶事》,《广州日报》1979年2月3日。),也是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各种合力推动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首届“省港杯”足球赛的举办使内地和香港通过体育交流联系起来。

  首届“省港杯”足球赛的举行

  由于彼此交流比赛频繁,广东省足球队和香港足球队相互间已经非常熟悉。1975—1978年,两队在广州、香港两地共比赛六次,互有胜负。媒体认为两队实力相当,难分伯仲,称之为“省、港五五波”(“五五波”即各有五成取胜希望。《展望首届“省港杯”的决战》,《广州日报》1979年1月18日。)。考虑到“省港杯”足球赛对于内地和香港交流具有特殊意义,两地非常重视此项赛事,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以确保赛事的圆满进行。

  广东作为“省港杯”足球赛第一回合的东道主,很早就开始着手各项准备工作。举办“省港杯”足球赛的协议达成后不到十天,广东省体委便根据国家体委和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的相关指示,完成了广东省足球代表团的组建工作,确定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广东分会负责人陈远高和乔屹担任正、副团长,苏永舜、梁德成为教练员,率领广东省足球队出战“省港杯”。(广东省体委:《关于广东足球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的函(1978年12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215-2-14。)香港方面同样非常重视“省港杯”足球赛的筹备工作,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香港足球总会主席许晋奎分别担任香港足球代表团正、副团长,霍英东之子霍震霆担任领队。(《省港杯足球赛廿一日举行 香港足球团十九日赴穗 教练及球员人选将于日内遴选》,(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3日。)

  1979年1月19日,香港足球代表团经深圳抵达广州,在车站受到陈远高、乔屹和广东省足球队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当晚七时半,广东省体委在香港代表团下榻的东方宾馆设宴招待来宾。广东省足球协会负责人董永田致欢迎词,他指出:“通过比赛可使省港同胞沟通感情”,“广东队要向香港队学习”。霍英东表示:“省港杯赛对促进省港体育交流是一个良好开端,对加深省港同胞的感情起着促进作用”。(《参加省港杯足球赛 港足球团昨抵穗》,(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20日。)次日,广东省足球队还在《广州日报》上发表文章,热烈欢迎“满载着香港同胞的深切情谊”的香港足球队,表示“决心不辜负省港几千万同胞的期望,认真向香港足球队学习”,并祝愿首届“省港杯”足球赛取得成功。(广东省足球队:《绿茵场上迎朋友》,《广州日报》1979年1月20日。)1月22日下午,第一回合比赛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举行,3万余名观众到场观赛。(《在首届“省港杯”赛这一天》,《广州日报》1979年1月24日。)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李冲以及再度以香港足球总会副会长身份来到广州的钟逸杰亦在看台上观战。(《姚小黑宝刀未老  霍英东脚法娴熟 陈远高头劲十足 何守信先失头关》,(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22日。)杨康华亲自为比赛开球,拉开了“省港杯”足球赛的帷幕。第一回合比赛,广东省足球队以1∶0获胜。《南方日报》在报道该场比赛时对两队的表现予以充分肯定,称这是一场“紧张、激烈而又友好的比赛”,(《绿茵场上龙虎斗——记省港杯足球赛第一场比赛》,《南方日报》1979年1月22日。)“自始至终在省港同胞的深情厚谊和团结一致的气氛中进行”。(《首届省港杯足球赛昨在穗举行 广东队以一比〇旗开得胜》,《南方日报》1979年1月22日。)

  第二回合比赛在香港举行。广东省足球代表团于1月25日抵达香港,霍英东、许晋奎、霍震霆以及香港足球队教练卢德权、队长郭家明前往车站迎接。广东省足球代表团在当天下午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团长陈远高、副团长乔屹、领队郑德耀、秘书陈红征、教练苏永舜以及包括队长何佳在内的5名球员代表出席。这场记者招待会受到香港媒体的高度关注,共有70多名记者参加。陈远高谈到“省港杯”足球赛的意义时说:“省港杯足球赛的设立,是省港足球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也是省港足球界互相交往的历史新发展”,“省港杯是我们团结友谊的彩带。省港杯足球赛中,谁家胜负是暂时的,而同胞之间的情谊是永存的。羊城、炉峰山水相连,春花正艳;两地同胞,身心相依,骨肉更亲,我们将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和香港足球总会一道,共同为胜利完成首届省港杯足球赛而努力”。(《广东大军抵港即往埔头试脚 陈远高畅谈省港情谊深》,(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26日。)

  受香港足球总会的邀请,国家体委副主任于步血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康华到香港观看了第二回合的比赛。(《于步血杨康华今抵港》,(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27日。)1月28日,广东省足球队在香港政府大球场以3∶1的成绩再度战胜香港足球队,获得首届“省港杯”足球赛冠军。赛前,香港总督麦理浩与双方代表团成员行握手礼;赛后,他为广东省足球队颁发了奖杯。(《足总执委会议决定香港队十九日赴穗 百人参观团及廿多位记者随军 初一省港赛请港督麦理浩行握手礼》,(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17日;《“省港杯足球赛”圆满结束》,《广州日报》

  1979年1月29日。)香港足球总会表示:“未来在编排赛季日程时,将把省港杯列为重点赛事,做好球员的遴选和集训工作,使这项比赛能够得到粤港两地球迷的欢迎”。(《足总高层人士决定将省港杯列重点赛事》,(香港)《大公报》1979年2月1日。)

  广东省足球队在香港比赛期间时值1979年春节,故“省港杯”足球赛第二回合被香港足球总会纳入了春节期间传统足球赛事——“贺岁波”(“波”为英文“ball”(球)的粤语音译词,“贺岁波”意为在春节期间举行的足球赛事。参见郑定欧:《香港粤语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之中。广东省足球队还与同期到港的瑞典柯士达足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省港杯贺岁波好戏连场》,(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13日。)在霍英东的安排下,澳门足球总会邀请广东省足球队访澳,与澳门足球队进行了“贺岁波”比赛。(《广东队应邀访澳二月一日作一场比赛》,(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17日。)2月1日,广东省足球队以3∶0的比分战胜了澳门足球队。(《广东足球队访港、澳归来》,《广州日报》1979年2月5日。)2月4日,广东省足球代表团结束港澳之行返回广东,在抵达深圳车站时,有记者向他们表示祝贺,运动员们回应道:“我们向港澳同胞学习到很多东西,也时刻感受到港澳同胞深厚的骨肉情谊,此行真是友谊与球技的双丰收”。(苏仲衡等:《满载友谊凯歌旋——访自港澳归来的广东足球代表团》,《南方日报》1979年2月5日。)

  作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广东第一个访港的体育代表团,广东省足球代表团在香港的活动受到了当地媒体和舆论的高度关注,香港的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对广东省足球队做了多方面的报道,除赞扬广东省足球队的球技与风格外,还提出“粤港两地同胞要像走亲戚一般,更多地往来”。(杜联坚:《往事回眸》,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114页。)广东省足球队的部分运动员也引起了香港媒体的关注,如当时还不满20岁的古广明成为“省港杯”足球赛的新闻人物,到广州报道第一回合比赛的20多位香港记者几乎都采访过他,(《在首届“省港杯”赛这一天》,《广州日报》1979年1月24日。)广东省足球队到港后,一些香港媒体也对古广明进行了专题访问和报道,并刊登了其训练时的照片。广东省足球队的核心球员容志行的表现也得到部分香港媒体的称赞。(《省队小组战术出色 进攻重心在容志行》,(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26日;《省队难舍容志行》,(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27日。)广东省足球队的球技被香港体育评论员誉为“有现代化足球的味道”。(《喜爱广东队有长足进步》,(香港)《文汇报》1979年2月2日。)

  “省港杯”足球赛的成功举办,改变了许多香港民众对于内地的认知,扩大了内地在香港的积极影响,球场内外体现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改革开放初期,在内地与香港都渴望更多了解和接触的情况下,“省港杯”足球赛超越了体育竞技的范畴,营造了融洽的交流氛围,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首届“省港杯”足球赛的影响

  作为一项体育赛事,“省港杯”足球赛不仅在竞技和组织层面取得了成功,而且促进了粤港澳体育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交流以及粤港两地的了解与合作,其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促进了粤港澳体育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交流

  香港足球队在广州比赛期间,曾任国家足球队二队教练、时任广州部队足球队教练的足坛名宿陈复赉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时,主动表示广州部队足球队有意约战港澳足球队,并表达了对于进一步扩大粤港澳地区足球交流的期待。(《教练陈复赉向本报记者透露 广州部队约战港澳队》,(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22日。)“省港杯”足球赛结束后,香港足球裁判会会长赵不弱设宴招待了广东足球代表团成员,并达成举办“港澳穗足球裁判友谊杯足球赛”的意向。(《赵不弱宴粤队负责人省港裁判欢聚》,(香港)《文汇报》1979年2月2日。)广东省足球队球员代表在团长陈远高的带领下,前往愉园体育会和东升足球队拜会,欢迎他们在香港联赛结束后到广州与广东省足球队一起训练。(《陈远高欢迎愉升球员 收咧赴穗集训 时间可以长些》,(香港)《文汇报》1979年2月4日。)粤港澳体育界有关负责人于1979年初宣布,从1979年开始举办“省港澳象棋埠际赛”,由粤港澳轮流主办。(《经省港澳体育界共同商议 决定举办省港澳象棋埠际赛》,《南方日报》1979年2月5日。)“省港杯”足球赛之后,粤港澳地区的体育交流进入了更加活跃的时期。

  (二)电视直播比赛促进了粤港两地媒体的合作

  在改革开放初期,电视机在广东“产生的冲击比中国其他省份更大”(〔美〕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凌可丰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尽管当时广东居民购买力有限,但由于探亲的香港同胞带回故乡的电视机数量逐渐增加,电视机在广东家庭中日渐普及。1979年春节期间,返乡过年的港澳同胞带回大量与内地线路和规格匹配的电视机,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得以通过电视了解外部世界。(《电器市场专营“中国线路电视机”》,(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19日。)“省港杯”足球赛两个回合的比赛日期确定后,香港无线电视台即决定对比赛进行现场直播,并派出外勤转播队、外景队和转播专车前往广州,报道“省港杯”足球赛第一回合赛事。这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第一次在广州进行现场直播,标志着香港的现场电视制作节目不再局限于港澳地区。(《港穗间电视直播无线技术有突破 何家联昨率卅多人转播队赴穗》,(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18日。)为了保证电视转播的播出效果,香港无线电视台工程人员不仅借用了广州电视台的发射塔传输讯号,还派出曾多次制作奥运会、世界杯、亚运会等重大体育比赛电视节目的无线电视制作事务经理何家联担任外景队领队和节目监制,现场协调指挥。(《吴连生谈技术突破 转播器材全新配搭由广州电视塔发射》,(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18日。)广州电视台则决定采用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转播画面,方便本地观众收看。随后,北京电视台也宣布通过广州电视台转播比赛实况,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比赛的情形。(《省港足球赛受北京重视 北京电视即场转播》,(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20日。)为了报道在香港举行的“省港杯”足球赛第二回合的比赛,广州电视台亦通过香港无线电视台进行转播,并派出特派评述员偏正中赴港担任解说工作。(《省港杯第二仗广州电视转播 评述员偏正中今日飞港》,(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26日。)“省港杯”足球赛转播结束后,广州电视台和香港无线电视台继续合作,在广州烈士陵园举办并直播了“羊城贺岁万家欢”春节联欢晚会,开创了内地电视台与香港电视台合作制作综合性节目的先河。(《广东省志(1979—2000)》专记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459页。)“省港杯”足球赛的电视转播,一方面扩大了体育赛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改革开放时期粤港两地媒体的进一步合作创造了条件。

  (三)比赛期间开展的各项活动增进了粤港两地的相互了解

  由香港各界人士组成、随同香港足球代表团来广州观看“省港杯”足球赛的香港参观团,在赛前游览了镇海楼、黄花岗等景点,参观了1958年建成的流溪河水电站,对于内地的风土人情和建设成就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银杯价值几何 港币一万二千》,(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21日。)在广州期间,香港足球队与广东省足球队进行了联欢,广东省足球队队员演唱了歌曲《银球万里传友谊》和《祖国一片好面貌》,香港足球队队员则演唱了电视剧《小李飞刀》的插曲和流行歌曲《每当变幻时》。(《霍英东举行答谢宴 双方球员高歌名曲充满欢乐》,(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22日。)广东省足球队在香港比赛期间,还应邀前往香港无线电视台做客,参加了综艺节目“欢乐今宵”的录制,并通过节目呼吁与香港同胞增进往来。(《省队昨接受欢乐今宵访问“齐打好波贺羊年”》,(香港)《文汇报》1979年1月27日。)

  对于香港方面特别是工商界人士而言,“省港杯”足球赛的成功举办预示着内地与香港携手发展的美好前景,增强了他们对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如霍英东称,正是1977年举办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和1979年举办的“省港杯”足球赛之后,他决定从此就在内地搞投资,“全力以赴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并连续投资了中山温泉宾馆、高尔夫球场和白天鹅酒店等多个项目。(霍英东口述、冷夏执笔:《世纪回眸:霍英东回忆录》,香港:名流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180页。)

  从首届“省港杯”足球赛开始,香港各界人士组成参观团在赛事期间到广州交流访问逐渐成为惯例,增进了香港同胞对内地的了解,不少香港工商界人士回乡投资,支援家乡建设。(《湛江文史》第16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7年编印,第16页。)“省港杯”足球赛在促进粤港两地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钟逸杰亦指出,“省港杯”足球赛意义重大,“象征着香港市民和广东人民之间的关系回复正常”。(〔英〕钟逸杰:《石点头:钟逸杰回忆录》,陶杰译,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结语

  1979年首届“省港杯”足球赛的诞生和举办过程,对于理解改革开放初期内地与香港的关系,探究广东地区的改革开放如何“先行一步”具有特殊的意义。

  广东改革开放的进程与香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毗邻港澳地区是广东启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得天独厚的优势。1979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今后广东要“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大鼓干劲,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毗邻港澳,海外华侨多,他们关心祖国的建设,这是广东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促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很有利的条件”。(《采取经济措施首先把农业搞上去》,《人民日报》1979年2月7日。)这个讲话明确指出了港澳地区对于广东进行改革开放的作用,体现了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对于改革方向的把握。在建立和加强与香港联系的过程中,“省港杯”足球赛为广东的干部群众近距离地了解香港社会及其现代化模式提供了渠道。(据1979年底首次赴港报道第二届“省港杯”足球赛的广东电视台体育解说员王泰兴回忆,自己在见识了香港的城市面貌后感到吃惊,“冲击很大”。参见薛文婷:《体媒人物——新中国体育新闻传播口述史》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页。)在参与和观摩这项赛事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赞成加强粤港两地的往来,学习香港建设经验,利用香港的相关资源,形成了推动改革开放的合力。

  以霍英东为代表的香港工商界人士发起“省港杯”足球赛,通过体育交流作为观察内地政情民意的窗口,进而选择与内地加深交流与合作。“省港杯”足球赛以乡情为纽带,成功地搭建起内地与香港互相信任的桥梁,为粤港两地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广东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既源自中央的决策与地方的积极性,又与香港方面的促进与推动密不可分。通过“省港杯”足球赛,香港社会认识到内地改革开放的趋势,并从中看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民众和香港社会围绕这一体育赛事进行的良性互动,为香港同胞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破除了观念上的障碍。

  “省港杯”足球赛作为一项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一直延续至今的区域性体育赛事,见证了粤港澳地区融合发展的过程。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与这项运动在粤港澳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具有的影响,是“省港杯”足球赛始终富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曾经参与“省港杯”创办工作的广东省体委办公室主任魏振兰说:“足球也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门”。(《广东文史资料》第86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页。)在经历了40余年的社会变迁之后,这项赛事如何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亦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

  [作者简介]赵峥,历史学博士,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430079。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郑 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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