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枚导弹成功发射到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从载人航天的一个个成就到探月工程的成功实施，中国航天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殊不知，在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阶段人才曾极度缺乏。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同时也是事业持续前进的动力源泉。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建设人才。与此同时，我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半包围态势，面对如此险恶的外部环境，中共中央做出了发展导弹、火箭的重大决策，但这项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事业在起步和发展阶段同样存在着人才极度稀缺的问题。中央如何在各部门都面临着事业发展、急需人才的形势下统筹规划，突破航天初创时期人才短缺的“瓶颈”，实现了中国航天的艰难起步，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在纪念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之际，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回顾和梳理，以期对中国航天事业进一步创新发展有所借鉴。 

　　中央决策发展导弹、火箭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重大胜利，但亦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使得中央及军委领导更加认识到发展尖端武器的重要性。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回到祖国。11月底，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安排，并经国务院批准，钱学森前往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的东北三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调研。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考察时，时任学院院长的陈赓大将特别问道：“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干脆地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陈赓说：“好！就要你这一句话。”钱学森后来回忆说，这一句话“决定了我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冒说一句可以搞导弹，但是真正干起来，困难真多呀”。［1］ 

　　陈赓回京后立即和彭德怀谈了这一情况。12月26日下午，钱学森在陈赓、朱兆祥的陪同下拜会了彭德怀。彭德怀对钱学森说：“欢迎啊！我们太需要你这样的火箭专家了。我请你来，也是向你请教的。射程为500公里的导弹我们自己能造出来吗？这样的导弹需要什么人力物力条件？估计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钱学森一一做了详尽的回答。［2］ 

　　为了进一步普及相关知识，1955年冬天，钱学森在总政治部排练场给军队高级干部作关于导弹的讲座。1956年2月初，叶剑英在家中接待钱学森，陈赓作陪。席间谈及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三人对发展火箭、导弹的兴趣越谈越浓，心情也愈加迫切。 

　　1956年2月16日，周恩来在陈毅、范长江、张稼夫、刘杰等陪同下会见钱学森，并委托钱学森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3］第二天，钱学森就草拟完成了，《意见书》不仅提出了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实施步骤，而且提出了详尽的队伍建设设想。21日，周恩来审阅了《意见书》，次日即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3］22日晚，毛泽东召集会议，听取关于原子能方面的汇报。在《毛泽东年谱》以及其他研究毛泽东的权威著作中，虽然尚未发现这次会议形成了关于火箭、导弹的决议或对《意见书》的评价，但在3月14日，周恩来便主持了中央军委会议，专门听取钱学森关于导弹发展的汇报。会议研究认为，应马上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负责领导工作，并要求尽快提出成员名单。 

　　会后，聂荣臻正式向周恩来并中央军委、中共中央提交了报告，建议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导弹研究机构的组建，组织导弹研究与试制工作，通盘协调导弹与航空工业的研制、生产的方针及方向等问题。报告还附有委员会成员名单。 

　　4月13日，国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委”），委员会成员分别是：“主任：聂荣臻；副主任：黄克诚、赵尔陆；委员：王士光、王诤、安东、刘亚楼、李强、钱志道、钱学森；秘书长：安东（兼）”。［4］4月17日，聂荣臻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航委会议，讨论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工作程序等问题。 

　　4月18日，聂荣臻将会议情况向周恩来、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提交了报告，主要内容为：第一，航委的方针与任务不是研究解决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确定与掌握航空工业的发展方向，支持、保证、检查、督促航空工业任务的贯彻执行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密切各方面的协作，争取得到广泛支持。第二，航空工业的发展方向应首先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用于火箭、导弹方面的研究和制造。第三，为争取尽快进行火箭、导弹的研究、设计和生产，拟采取以下措施：（1）成立一个进行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的业务局；成立以钱学森为领导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以通信兵部雷达研究所为基础的电子研究院。（2）调集适合进行此项研究工作的各类人才。（3）向国家提出为组织上述研究机构及派赴国外学习所需的留学生数目。（4）在国内各工业大学内建立专业科系，并动员学生转入这些科系学习。第四，建议派政府代表团访苏，争取得到苏联的帮助。［4］ 

　　5月10日，聂荣臻又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交了《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报告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及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德国飞弹技术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各种用途导弹的研究工作。特别是近五六年来发展迅速。由于喷气技术、流体力学、无线电定位、电子计算技术等科学技术的成就与发展，可以看出导弹武器具有很大的发展前途。考虑到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工作的巨大规模以及我国国防上的急需，必须立即开始导弹技术的研究、试制与干部培养工作，为此建议：第一，在航委下设立导弹管理局，统一领导导弹的研究与生产工作，由钟夫翔任局长，钱学森任总工程师。第二，建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兼任院长。第三，建立自动控制研究所、无线电定位研究所，加速建立无线电元件研究所。第四，责成高等教育部扩大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增加拟开办的电子计算机专业的名额；迅速恢复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学校的无线电系，并认真考虑把接近专业的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转入无线电定位、无线电工程、自动控制和电子计算机专业的可能；业已转业的教师应迅速归队。报告还就在张家口军事通信学院、成都通信学院、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开办导弹相关专业提出了建议。［4］（pp.577~578） 

　　5月26日，周恩来出席第71次中央军委会议。会议讨论了《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指示：导弹研究工作应采取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生产。建立导弹研究及有关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行政干部，同意由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研究部门及军队中抽调。要说服更多的人，都来帮助、支持导弹的研究工作，为研究制造导弹而努力。军队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他还请聂荣臻在最近一周内召开一次会议，专门研究这一问题，以求落实。［4］（pp.578~579） 

　　三座门内的争论 

　　1956年6月2日，受周恩来委托，聂荣臻在三座门召开了国务院有关部委、中国科学院、军队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聂荣臻首先向大家做了说明：开展导弹武器的研究制造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已经迫在眉睫，虽然国际上的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但中央已经下了决心要研制导弹、火箭，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特别是专家级人才，请在座各位大力支持。各部门对发展导弹、火箭这项新任务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特别是各部门都面临着事业发展的艰巨任务，所以与会代表们也是各执一词。 

　　有的代表认识比较到位，表示坚决支持国家发展导弹研究，同意抽调本部门人员参加。出席会议的陈赓说：“应当下决心搞导弹，现在如果再不搞，将来要受历史的惩罚。军队将尽一切力量大力支持。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五名教授，照给，还可以增加一名。”国防工业部门的代表说：“搞导弹重要，调人，我们的任务很大，虽然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有影响，但一定调给。”航委的钱志道说：“开步走时，人才方面的骨干力量要多些，大学生可以少些，刚筹组，没有一定的骨干力量是不行的。导弹研究不仅可以解决国防中的重大问题，还可以带动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 

　　有的代表态度比较谨慎。清华大学的蒋南翔说：“搞导弹我们清华大学积极支持，要调的人选与高等教育部谈妥后就调。”铁道部的代表说：“要抽调8个人我们同意给。但无线电方面我们知道只有1个人，向我们要3个人，如我们有就给。”邮电部的代表说：“要调的人，我们给，下去再作具体研究。” 

　　还有的代表明确反映了困难。高等教育部的代表说：“拥护搞导弹这没有问题，但实际有困难。现在全国大学教师共207人，里面还包括助教，要从中抽调40多人，都是关键性的骨干，教育质量要受影响。学生需要的数量也很大，难以保证质量。有的骨干，我们要他带领培养青年人，这些请考虑。”冶金部的领导说：“调人的问题，调机械专业方面的不成问题，调物理方面的有困难，我们本身这方面的人才就很少。”一位主管民用工业部门的国家技术委员会的代表说得更是直接：“搞导弹我们拥护。但不仅仅是导弹，还要有冶金、设备等工作要配合供应。我们要物理、化学方面的人才一个也要不到，我们也缺，要指名调这方面的人很困难。机械方面的人才，国防工业部门多，应该从他们那里调。电子方面的，按计划几乎把我们所有的尖子都调走了。导弹重要，但不能压倒一切。把一切都压倒了，自己也站不起来。” 

　　钱学森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介绍了从苏联寻求援助的情况。他说：“如何开步走，开始得找苏联帮助，取得苏联的图纸进行试制，同时着手自己研究设计。”（周均伦：《星弹主帅聂荣臻》，2014年，第40～42页。） 

　　针对大家的发言情况，经与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磋商后，聂荣臻总结说：“请范长江主持，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对为筹组导弹等研究机构抽调各类科学技术人才数量、具体人选以及后备技术人才培养的数量进行磋商与平衡。导弹研究等机构所需政治、行政干部，由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包干”解决。［4］（p.580） 

　　从以上参会人员的发言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坦诚的协商会议，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导弹研究事业起步时的艰难，人才的缺乏是当时最大的困难和问题。6月13日，聂荣臻将会议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钱学森发火：究竟还搞不搞火箭、导弹 

　　1956年6月20日至7月21日，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钱学森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7月23日，钱学森返回北京。［2］（p.135）7月25日，国防部五局局长钟夫翔来看望钱学森，并把近期的工作向钱学森做了介绍，钱学森也谈了留苏中国学生的情况。当钱学森得知抽调专家、技术人员的工作进展不大，除了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调来4名教授外，其他人员均未落实后大为恼火，对钟夫翔说：“研制导弹究竟还搞不搞，要搞就应该很快着手，有多少人干多少事，不能再拖延下去。”［5］ 

　　钟夫翔非常同意钱学森的意见，于7月28日向聂荣臻呈递了报告，反映钱学森的意见，并提出建议：第一，鉴于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设有无人驾驶的飞机制造专业，“可否向政府提出，请向苏联申请在下学期（约9月初）”，将已在该校的中国留学生中的十余人“转入无人驾驶专业学习（约两年后毕业），以便为我院及时的培养出此类人才”。第二，“国家分配给我们的大专学生，共计201人，将于8月底陆续集中，为便于他们展开工作，集中后的工作拟作如下安排：1．估计学生不可能一下子到齐，在未全部到齐前，组织一般的参观游览，待全部集中后，进行政治思想动员，举行欢迎大会等工作……2．介绍一般业务知识，其中包括有关导弹基本知识与各国导弹发展情况的报告课五次，主要请钱学森同志担任……3．到工厂、研究所参观实习”。第三，为了能尽快组织已调来的大专学生开展工作，研究院的机构应迅速组建起来，“建议将前曾商由各部抽调的工程技术人员（已提名者197人，未提名者70余人）做最后确定，早日调集，如暂不便普遍调集，应先调集部分人员，并将院的主要负责同志调来，以便先将架子搭起，开始工作”。［5］（pp.202~203） 

　　8月1日，聂荣臻收到并审阅了钟夫翔的报告，阅后做出批示：“送总理、彭总、黄秘书长（黄秘书长指黄克诚，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阅后退聂”。第二天，周恩来即批示：“已告聂，可约钱学森来北戴河一谈，并休息几天，同时商定一个可行的目前计划，包括调人在内，提国务会议通过后付之实施。关于导弹等问题，富春（富春指李富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正在苏联谈判。）正在准备进行商谈”。［4］（p.585） 

　　中央统筹行动部署抽调干部和科技人员 

　　1956年8月中旬，应聂荣臻的邀请，钱学森前往北戴河参加会议。会议除研究了赴苏谈判导弹的技术援助问题外，还商讨了技术人员的抽调以及人才培养问题。关于当年拟安排280名留苏预备生学习的问题，聂荣臻特别征求了钱学森的意见。钱学森建议，今年不能派出，为了不耽误他们的学业，可留在国内学习，安排他们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以便为导弹研究制造培养人才。将来如需出国，待毕业后再从这批学生中抽派研究生。钱学森还谈了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国家分配来的大专生即将报到了，而给这些学生授课的教师还没有配备，希望尽快解决师资问题。最后，聂荣臻特别嘱托钱学森，请他根据工作情况，结合实际写一份具体的用人报告。 

　　8月20日，聂荣臻把同钱学森等人的商谈情况向周恩来提交了报告。报告除汇报赴苏谈判人员组成外，还提出了留苏预备生学习安排的问题：“国家1955年留苏预备生（高中程度，今年未能出国）400人，原请求全拨航委，经范长江同志和高教部商议可拨280人，但该批学生今年不能派出。我们考虑：使他们不耽误学业，不如就在国内学习为好。曾征求过钱学森的意见，他觉得这样比出国学习来得更快些。”［4］（p.586）报告很快获得了批准。（周均伦：《星弹主帅聂荣臻》，2014年，第44页。）这样留苏预备生的培养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抽调技术人员的工作还没有落实。 

　　钱学森回到北京后，按照聂荣臻在北戴河会议上的指示，于9月11日同钟夫翔联名拟出了用人报告呈送聂荣臻。报告称：“导弹管理局及导弹研究院机构，正在加紧筹建，由国家分配的240名大专学生（包括分配到二机工厂实习的48名及总干后来增加的13名）将于本月20日前后陆续到齐。为了开展工作与组织这批大学生学习，拟先在研究院下面成立导弹研究班，讲习有关导弹、自动控制、无线电、电子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业务，时间约四个月，在学习时即逐渐转入研究工作。具体计划已经拟就，并决定在9月23日正式开课。因此，目前迫切需要解决上课的教授、讲师及研究所、研究室的领导骨干（研究所所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等技术干部）问题。科学院规划委员会曾为导弹研究机构提出199名技术干部名单，并拟请有关各单位调给（前已向总理备案），但到现在为止，除军事工程学院调来任新民、庄逢甘两人以及将要调来的梁守槃、朱正两人，及通信兵部决定调给9名以外，其余均未着手调动。为了满足工作最低要求，避免在与苏方谈判一旦有了结果以后因缺乏干部而产生的被动忙乱现象，经过再三考虑和征求中国专家意见，至少还须先调来42名技术干部。其中31名分配给导弹研究院及自动控制研究所，11名分配给无线电元件及定位研究所以应付目前紧急需要。”报告还详细列举了拟抽调的技术干部名单：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有“屠守锷、王玉京、张世英、黄志千、徐兰如、方俊奎、李乃暨、何营台、谢光选及该部在科学院规划会议上曾允诺调给研究导弹结构的2名、研究发动机的1名，计12名”；邮电部有“金寿观、陈仁慕、何耀坤、鹿笃保、麦宽海、范铁生、陈鸣山、陈湘籓、何球、肖笃墀、白其章、郑东亚、李洛童、汪雍、梁永德、汪永年、黄天生、沈树壅、吕惠民、金钟骥等20人（后7人不在名单内，但质量较好，在该部原提33个人中可以调换，其余13人，由邮电部党组确定名单，以后再调）”；铁道部有“严忠铎、朱敬仁、戴良筹、傅柏生、张铎弟、吴慕龙、吴德雨、张浩然等8名”；“天津市委统战部陈士介1名；化工部化学工程师1名（能担任燃料研究室主任的）；以上共计42名”。［5］（p.205） 

　　聂荣臻非常关心技术人员的抽调问题，审阅报告后，他迅速与有关部门协商，落实人员抽调问题，并亲自打电话给铁道部、天津市委、二机部和邮电部。铁道部刘建章答复说，同意调给。天津市委和二机部答复没有问题。邮电部的答复是党组研究后尽力支持。 

　　9月18日，聂荣臻就向政府各部抽调42名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钱学森的任职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称：“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的机构正在积极筹建。国家今年分配给导弹研究院和自动控制等研究所的大学生正在陆续报到，本月20日左右即可全部到齐，请苏联在导弹制造、研究上给予援助的谈判估计不久（据苏联工程司透露大约在10月中下旬）即可进行。为便于与苏联谈判后迅速展开研究工作，在学生集中后应进行必要的思想与专业知识教育等准备工作，为此，拟在研究院下临时组成导弹研究班（内设几个教研组），讲授导弹、自动控制、无线电、电子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专业理论，时间约为四个月，并有计划地由学习逐渐转入研究工作，具体计划已由钱学森等主持拟就，争取于9月下旬开课。因此，应急需解决教学的教授、讲师以及各研究所、研究室的领导骨干，以便进行导弹研究班的教学和进行研究工作的准备。”报告还说：“根据研究院目前最低的需要和被抽调干部的单位的可能，经过再三考虑研究，一致认为，除已向军事工程学院和通信兵部抽调10余名外，还需向政府各部至少要先行抽调工程技术人员42名（名单附上），以满足目前工作的最低要求”。“至于拟向冶金部、一机部、高教部等单位抽调的技术人员，待与苏联专家谈判后视情况再行抽调，上述拟抽调的人员，请批准着调，并望早日到职。”最后，就钱学森的任职问题，聂荣臻提出：前已拟定其任导弹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并兼导弹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为适应目前工作的要求，请予早日任命，以便使其更积极主动地进行研究院的筹建工作。［5］（p.206） 

　　周恩来收到报告后直接给各单位打电话要人，曾参与这一工作的钟夫翔说：“对于科技人员的选调，遇到了相当困难。原来提出向科学院和各部选调的科技骨干人员，除上述由军事工程学院、通信兵部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和铁道部调来的十二人外，其他由科学院、教育部（当时为高教部）和一、二机部选调的人员都没有报到，为此，聂总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八日向总理提出至少要抽调四十二名科技骨干，请各有关部门迅速调到五院来，总理当即批准。”［6］为了进一步统一认识，加强各部门的全局意识，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全国科学研究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是适当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协作”。［7］ 

　　聂荣臻和周恩来采取打招呼、写信等方式，几经努力，航委指定的人员被陆续抽调来，专家、技术尖子等人才明显增加。 

　　1956年调来11人。 

　　1957年则调来53人，其中来自一机部6人（吴中英、张志英、孙荣、虞承宣、舒诚、和允瑞）；二机部及所属航空院校11人（徐兰如、谢光选、李乃暨、王树声、徐坚、万显扬、刘传儒、屠守锷、王子仁、胡昌寿、李绪鄂）；留美回国1人（虞俊）；防空军3人（陈怀瑾、戴诗正、张继庆）；空军留苏回国3人（刘从军、路史光、沈世绵）；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29人（蔡金涛、吴朔平、黄纬禄、郝复俭、李蕴滋、陈德仁、沈家楠、张梓昌、张履谦、何午山、吴展、史长捷、陈敬熊、陈雁、陈方桢、何国伟、钱玉泉、熊继衮、彭望军、黄玉珩、苏秉炜、钟任华、郭衍堂、李桂生、李世培、梁棠文、文定、孙白坡、李波）。 

　　1958年调来27人，其中来自一机部7人（刘尔巽、李泉宝、汪瑞昌、夏兆熊、曹柏桢、李占奎、于庆田）；铁道部1人（徐延万）；武汉1人（方辉煜）；留德回国1人（姚桐斌）；留苏回国17人（包括空军9人，分别是孙家栋、李伯勇、孙敬良、林金、王曼霞、王之任、王克捷、颜子初、马作新、于龙淮、于洞庭、张天禄、袁兆鼎、赵元亮、夏云辉、穆虹、敖林）。［6］（pp.20~21） 

　　这些技术人员相对于航天事业来说虽然仍是太少了，但却是航天事业发展所急需的最基本、最宝贵的“种子”。他们的到来不仅为增加科技力量，为解决火箭、导弹的控制与制导等的研发创造了条件，而且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还培养起一批青年骨干人才，极大地缓解了我国航天事业初创时期人才短缺的问题，奠定了事业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基础，从而支撑起正在蹒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 

　　余论 

　　综上所述，人才是航天事业起步的关键，也是航天事业初创时期最大的“瓶颈”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举，人才奇缺，每一个部门、每一项事业都面临着发展的重任。中央在做出发展导弹、火箭事业的决策后，党和国家领导高瞻远瞩，在部门利益有纷争的情况下，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突破部门领域的苑囿，开启了发展航天事业的进程。对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在改革中打破地方主义、拆除部门利益藩篱，聚焦事业发展的重心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在聂荣臻的综合协调下，经过钱学森、钟夫翔的多次争取，多数部门能够从国家的战略需要出发，忍痛割爱，同意从本部门中抽调精兵强将支援航天事业的发展。这说明中国有在关键时刻干大事的能力，也是中国具有西方国家所没有的大兵团作战的能力。正如钱学森在获得“小罗克韦尔奖章”时所说：“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从经济到技术，各方面的条件与现在比，相差是很远很远的。然而，原子弹、导弹，这两项尖端技术终于被我们攻克了，而且是以很快的速度搞成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原因，是党的领导。具体地说，就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和聂荣臻元帅的具体组织。我们在座的同志都怀念那个时代。按照我的体会，周总理、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有效的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1］1989年9月21日，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召开的主题为“发扬科学精神，献身科技兴国”座谈会上也指出：“大型复杂系统工程的方法具有两个特点：统一领导和强有力的措施。”时任国防科工委政委的刘有光在总结航天事业的开创历程时也说道：“创业初期，一大批具有强烈事业心的著名专家和科技人员，放下自己熟悉的工作，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航天战线。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埋头苦干，甘当无名英雄。一大批从部队来的优秀干部，在新的工作环境下，虚心学习，变外行为内行，同知识分子交朋友，任劳任怨地为科研工作服务，为科技工作者服务。”［9］ 

　　通过本文的研究和解读，我们可以看出，面对社会这样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中央决策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后，更加需要中央的总体设计，我们要发挥这一社会主义所独有的能够“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优越性，打攻坚战，努力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作用和顶层设计的价值所在。 

　　［参引文献］ 

　　［1］钱学森：《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2］张现民主编：《钱学森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9页。 

　　［4］周均伦：《聂荣臻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6~577页。 

　　［5］石磊等：《钱学森的航天岁月》，中国宇航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6］王道力：《中国航天事业创建与发展历史的回顾》，中国宇航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7］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 

　　［8］《钱学森同志谈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大力协同问题》，《科协通讯》1989年第11期。 

　　［9］刘有光：《发扬传统继往开来——纪念航天事业创建三十周年》，《航天事业三十年》，宇航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责任编辑：杨文利］　

　　［收稿日期］2016-01-15 

　　［作者简介］张现民，历史学博士，副研究馆员，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20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