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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学生归国潮
发布时间: 2017-12-05    作者:陈松友 范俊琪    来源:国史网 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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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我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当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国外时,立刻在海外留学生中引起了极大反响,燃起了他们报效祖国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们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在爱国情怀的驱使和国家政策的感召以及各进步团体的推动下,从1949年到1956年,海外留学生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历了无数曲折,从美、日、英、法等国返回祖国的怀抱,参加新中国建设,形成了留学生归国热潮。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生归国潮概况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在海外的留学生共有5541人,他们大部分是在1946~1948年期间出国的。欧美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最多,达到4295人,约占留学生总人数的77.51%,其中留美学生为3500人,约占留学生总数的63.17%,其他留学生多集中在英国和法国。其次是留日学生,约占留学生总数之21.66%,其中2/3是由台湾赴日,另1/3是日本侵华期间由伪政府派出。[1]我国在海外的留学生大多以研究自然科学为主,约占总人数的70%,研究社会科学的留学生约占30%。[2]1949~1956年,大量的海外留学生在祖国的召唤下陆续回国,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归国潮呈现跌宕起伏之势,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次归国潮(1949~1951年)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政策还不十分明确,在针对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上一度采取鼓励的态度,加上当时我国制定了鼓励留学生回国的政策,因而形成了留学生归国的第一次浪潮。这一时期归国留学生的具体情况是:留学美国归国者821人,留学英国归国者149人,留学日本归国者66人,留学法国归国者59人,留学加拿大归国者12人,留学瑞士归国者11人,留学瑞典和丹麦归国者各5人,留学奥地利和印度归国者各4人,留学联邦德国、荷兰和新西兰归国者各2人,留学比利时和意大利归国者各1人,共计1144人。留美学生在归国人员中居于首位,约占同期归国人数的71.77%;其次是留学欧洲者,约占20%;再次则是留学日本者,约占5.77%。[1](p.59)在这些留学归国人员中包括: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地质学家李四光、翁文灏,核物理学家朱光亚、邓稼先,化学家唐敖庆、彭少逸,气象学家叶笃正,教育学家曹孚、外国教育史专家滕大春、教育技术专家南国农,生物学家马世俊、李肇特、童第周、邹承鲁,材料学家殷之文、闵嗣桂等许多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和学者。 

  (二)第二次归国潮(1952~1954年)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重大转变,在对待华人留学生归国一事上也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设置各种障碍加以阻挠,致使留美生回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统计,1952~1954年归国留学生共计280人,其中留学美国归国者 116 人,留学日本归国者53人,留学英国归国者44人,留学法国归国者26人,留学加拿大归国者14人,留学联邦德国、瑞士、荷兰、菲律宾归国者各4人,留学印度归国者3人,留学奥地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归国者各2人,留学马来西亚、瑞典归国者各1人。[1](p.59)这一时期归国留学生中包括地貌学家和地理教育家王乃梁,有机化学家和药物化学家梁晓天,土木工程专家汪闻韶,教育家谢希德,化学家黄鸣龙、嵇汝运,数学家严志达等专家和学者。 

  (三)第三次归国潮(1955~1956年) 

  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的归国留学生人数较1952~1954年有所上升,他们大多是受到美国政府阻挠和扣留的知识分子。在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强烈谴责美国的非法行径,多次要求美国允许在美留学生和华侨回国,并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1955年9月,中美两国就此问题达成了共识,并签订了相关协议,美国撤销了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被扣留的海外学子陆续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掀起了第三次留学生归国潮。根据统计,1955年至1956年10月22日归国留学生共计308人,其中从美国归国者有102人。[3]这一时期归国留学生中包括:物理学家钱学森、力学家郑哲敏、金属学及材料学家师昌绪、化学家蒋锡夔、物理化学家汪德昭、生物化学家王德宝等著名专家和学者。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生归国潮的主要成因 

  (一)国家政策的感召 

  新中国成立伊始,要想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经济,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想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巩固新生政权,就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宝贵资源,为此,党和政府制定了各种措施积极争取海外留学生归国。 

  1949年8月20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举行了座谈会,通过听取一些已经归国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来制定有关的政策,争取更好地为归国留学生服务。后来,由于这项工作牵涉的部门较多,1949年12月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4](以下简称“办委会”),为留学生归国后办理相关事宜提供便利。“办委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对海外留学人员做相关调查,尽可能动员其回国服务;做好留学生群体的宣传工作,消除其思想顾虑;负责留学生回国后的招待事宜;处理留学生回国后的就业问题。[1](pp.5~6)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采取封锁和敌视的政策,并进行歪曲宣传,这使许多留学生在回国问题上犹豫不决。“办委会”成立后,不断向留学生发去欢迎函电,对新政权进行正面宣传,说明国家的政策,消除留学生们心中的顾虑,并积极动员其回国。为了使归国留学生得到更好的接待,“办委会”与广州、上海等地取得联系,设立了介绍留学生前往北京的接待站。英、美等国为了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规定从1950年3月以后,只有拥有“中国入境许可证”的人才能拿到“过港签证”。为了尽快解决留学生的过港难题,“办委会”在收到多名留学生的求助信后,立即拟定了中国留学生回国的英文证件,这对留学生顺利回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当时许多留学生在回国时还面临路费的困扰,“办委会”得知此事后,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申请了4万美元,用于接济经济困难者。[1](p.12) 

  在对待留学生回国后的职业安排问题上,“办委会”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原则,在尊重个人选择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帮助。1952年11月,高等教育部成立,负责留学生归国事务,为了进一步改进留学生的接待、管理和工作分配,高等教育部制定了专门的留学生工作分配原则,即“应当从积极方面考虑如何发挥他们的专长,使他们能多做些工作,并且尽可能地照顾他们的个人意愿”。[1](p.23)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1949~1954年登记在册的归国留学生一般都能顺利就业,就业人数占登记人数的97.6%。[2](p.25)这既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人才的重视,也从侧面体现出当时我国人才极其短缺的现实情况。 

  中国政府还通过各种舆论宣传来动员留学生归国,如1949年12月28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郑重邀请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5]1956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同时开始编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6]随着我国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大,为争取更多的人回国,1957年5月,周恩来又提出:“政府对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都一律欢迎,而且允许来去自由”,[7]这使海外学子感受到来自祖国的温暖,从而更加坚定了回国的信念,且大多数留学生都收到了来自国内亲朋好友的信件,这也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了国内的情况,对其回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爱国情怀的驱使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留学生归国潮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主观层面来讲,这与广大留学生所具有的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国家使命感密不可分,这也是这股潮流兴起的根本动力。每一个华夏儿女都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持有强烈的归属感与赤子之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条件异常艰苦,能为留学生们提供的条件也非常有限,不仅无法给予他们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没有精良的设施供他们做研究,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也不能阻止他们归国的热情。这些海外留学生大多是在中国遭受列强的欺辱和压榨下离开祖国的,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成为他们最强烈的期待。当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来时,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中华民族百年来独立自主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尽管留学生们对新政权还不了解,也无法预知祖国的发展前景,但仍在他们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这构成了其返回祖国的强大动力。在此背景下,大量的海外知识分子开始启程回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于1950年在归国途中发表了致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8] 

  留学生们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始终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将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支撑,广大的海外学子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在面对来自国外政府的重重压力和迫害下依然坚持回到自己的祖国,只为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己之力。 

  (三)进步团体的推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归国潮,留学生组织尤其是进步团体的组织动员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是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于1945年7月在重庆成立的,很多成员后来都出国留学,主要分布在欧美国家。 

  1949年1月,美国中部几个州的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后来美国其他地区也相继建立了分会组织。当年6月,各地分会代表在匹兹堡建立了全美统一的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留美科协)。在这次成立大会上,留美科协向中国留学生发出了回国号召,并表示:“凡从事科学工作而愿意回国为人民服务,致力建国工作者,均为本会团结对象。”[9]至1950年3月,留美科协的分会已经达到32个,会员约800人。为了使留美学生更多地了解国内的真实情况,留美科协还组织编印了《留美科协通讯》,详细报道有关中国国内的情况,这在留学生中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留美科协号召留学生归国的举动得到了中国科协的支持,为此,中国科协还专门致函,希望留学生们积极回国参加国家建设。 

  留美科协在推动留美学生归国的工作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据考察,留美科协从成立至1950年5月共有714位会员,182位会员先后回国,其中61位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0]后来,由于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留美科协被列为非法组织,于1950年9月被迫解散。虽然从存在时间来看,留美科协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它在推动留美学生归国事务中的作用。 

  相对于留美学生归国的困难程度而言,留欧学生的归国情况稍微好一些。1949年底,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致函留欧学生,阐明了处在恢复和发展时期的新中国对留学人才的热切期待,希望学有专长之人能回国参加建设。留英学生发起了“回国运动”,并成立了多个社团组织,动员留英学生归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学术科研机构也积极发出邀请。在法国也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团体,如中国文艺社、巴黎中国学生会等,这些团体都积极动员留学生归国。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中国科协分会性质的团体存在,其宗旨是组织和动员留学生归国,为国家的建设做出贡献。很多留学生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生归国潮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学生归国潮,带有鲜明的历史和时代印记,具有以下特点。 

  (一)具有强烈的报国之志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学生归国潮从1949年开始,大约持续到1956年,后来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渐趋消退。这期间,大批留学生毅然决然地冲破艰难险阻,奔向祖国的怀抱,为祖国建设奉献出自己的一生,甚至在后来的“左”倾错误时期备受迫害,依然坚持为国家建设服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怀使他们具有这样的勇气呢?应该说这与留学生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和本身具有的报国之志密切相关。留学期间,他们长期饱受歧视,深谙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个人前途息息相关,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希望, “从上到下一条心就是建设新中国,过去哪有机会?报国无门的日子不好过。”[11]因此,他们急切地盼望回国参加建设,报效祖国。 

  (二)经历曲折的归国历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设置了重重障碍,阻挠留美学生归国。1951年9月以后,美国改变了对华留学生政策,大多数留美学生尤其是学习自然科学的留美学生,都在归国一事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刁难和阻挠。美国政府主要采取了造谣、利诱、职业上的留难、移民局的留难、轮船公司留难、直接扣留等方式阻挠留美学生归国,例如扣留了中国著名航空工程专家钱学森、物理学家赵忠尧等。 

  1950年7月,麦卡锡主义者诬陷钱学森为“共产党间谍”,取消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就在钱学森准备以探亲为名回国时却遭到逮捕,尽管15天以后被保释出狱,但其人身自由依然受到了极大限制。在经历了长达5年被软禁的生活后,1955年9月,钱学森以“美国犯人”的身份被驱逐出境。钱学森被捕的真实原因,从美国海军副部长丹·金波尔的话语中即可看出:“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12] 

  1950年8月29日,物理学家赵忠尧等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当船抵达日本横滨时,美国驻日占领军总部横滨情报人员对其进行无理盘问。9月12日夜,赵忠尧及罗时钧、沈善炯三人被扣留,并用囚车押送至东京巢鸭监狱扣押。这一消息传到国内后,引发了首都科学家和教授的联名抗议,表示“坚决地要美国的一切有关当局立即释放钱学森博士,赵忠尧教授和其他被扣留的人,让他们返回祖国并保证以后不得发生类似事件”。[13]直到11月15日,赵忠尧等人才获得自由,经过多重波折最终回国。许多留美学生归国都经历了此类遭遇。 

  与留美学生相比,留欧学生归国相对顺利,但也经历了一些坎坷。留英学生归国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时常受到英国政府的刁难。王绶琯回忆说:“当时英国政府刁难我们,不让回来,说非要有香港的签证才行。当时从英国回国只有经过香港,没有别的交通,而香港拒绝签证、拒绝过境,这样搞了好几年。”[11]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止中国留学生归国的努力,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艰难地踏上了回国之路。 

  (三)以华北为中心的区域流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的留学生在就业区域流向上也存在明显的特征,主要集中在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及周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当时,也有一部分人在“办委会”的号召和动员下去往东北地区就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东北地区缺乏干部,在此情形下,“办委会”积极鼓励归国留学生支援东北地区。相比较而言,当时西北和中南地区的归国留学生人数较少,西南地区寥寥无几。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登记在册的归国留学生共有428人,去往华北地区的有297人,约占总人数的69.39%;去往华东地区的有49人,约占11.45%;去往东北地区的有42人,约占9.81%;去往中南地区的有17人,约占3.97%;去往西北地区的有11人,约占2.57%;去往西南地区的有10人,约占2.34%;去往香港的有2人,约占0.47%。[1](pp.13, 17)此数据虽然并不能全面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有归国留学生的工作去向,但基本流向较为明显。 

  (四)产生广泛的影响效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学生归国热潮对我国社会的影响重大而持久。 

  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归国潮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极为广泛,这首先体现在留学生归国后的历史贡献层面,诸多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归国,迅速成为各行各业的主力军,为我国各项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其次体现在对中华文化和社会风气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众多遍布世界各地、接受世界文化熏陶的留学生归国,不仅带回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还将多彩的世界文化介绍到国内,影响了国人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也加深了国人对世界的认知。 

  另一方面,留学生归国潮产生的社会影响具有持久性。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投身到祖国建设之中,很多人成为相关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虽然不少专家回国后历经坎坷和挫折,但他们矢志不渝,爱祖国、爱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成为他们奉献自我的动力,他们强烈的报国之志和炽热的爱国之情在留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从长远效果看,留学生归国潮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不可估量的,这种社会影响不仅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而且影响至今。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归国留学生的贡献 

  1949~1956年,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1700多名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他们淡泊名利、团结奋进,为急需人才和科学技术的新中国注入了新鲜血液。归国留学生们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为新中国的科技、教育、国防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中国留学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一)留学生在相关科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 

  在数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留美归国的世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他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作为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是1949年以后中国数学界乃至科学界的标志性人物,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国际学术界有以华氏命名的科研成果,如“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和“华—王方法”等。另外,这一领域的杰出人物还有留美博士程民德,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数学与应用数学方面。留学法国的吴文俊开启了中国的数学机械化研究,严志达最早在我国从事微积分几何研究。 

  在化工领域涌现出很多杰出人物,他们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化学家,使我国在化学工业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领域留美学生的贡献最为突出:留美博士侯祥麟是中国石油化工技术开拓者之一;彭少逸是中国石油化学、多相催化和色谱等领域学术带头人;被誉为“中国催化剂之父”的闵恩泽曾留学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是中国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绿色化学的开拓者和中国炼油催化应用学科的奠基人。此外,陈家镛、陈鉴远、陈茹玉等一大批归国留学人员都在这方面颇有建树。 

  在现代物理学领域,留美归国的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先后研制了中国第一台电子直线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为中国在国际高能物理界赢得了声誉;物理学家谢希德在表面物理、固体能谱、半导体物理等方面颇有成就。此外,超声学家应崇福、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核物理学家肖健等都是这一领域的杰出代表。留英归国的主要代表有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程开甲,雷达专家张直中,力学家林同骥,物理学家、力学家钱伟长等,他们都在相关领域成绩斐然。 

  在气象学领域,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世界著名气象学专家叶笃正,作为中国现代气象学的主要奠基者,他长期从事地球科学的研究,在东亚大气环流和季节突变理论、大气长波能量频散理论、大气运动适应理论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颇丰,为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950年回国的留美博士、气象学家谢义炳,作为我国现代天气学和大气环流学的主要奠基者,长期从事大气环流、低纬度天气学和天气动力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他首次提出“台风群”的概念和切变不稳定理论,70年代末提出中低纬度天气系统的概念模式以及湿斜压大气的概念和系统理论,晚年提出指数循环动力学理论,他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对我国气象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地质学领域,代表性人物有留英归国的李四光,他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学的主要奠基者,创立了地质力学,并运用力学理论来解释地壳运动现象,积极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创立了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概念,为中国地质科学和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贡献。1950年留美归国的张炳熹,为中国的地质科学研究、地质矿产资源勘探、地质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1949年留美归国的业治铮是中国海洋地质学创始人之一;周廷儒是中国地貌学家、地理学家。留英归国的王鸿祯,涉猎的研究领域包括古生物学、地层学、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和大地构造学,尤其擅长珊瑚古生物学和历史大地构造学;马杏垣是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地震地质学家,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主要研究构造地质学、前寒武纪地质、岩石圈动力学和地震地质学等;翁文波在石油勘探领域做出了贡献。留日学者郭承基是地球化学和矿物学家,在我国稀有元素矿产资源的普查、开发以及综合利用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医学领域也有一批颇有声誉的科学家。中国医学界的代表人物吴阶平,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是中国泌尿外科的开拓者,在该领域贡献突出。还有一些留美归国者如中国制药化学、药物化学专业的早期创建者彭司勋、中国基因工程创始人之一的黄翠芬、核医学专家王世真等,都是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留英归国的楼之岑、药物学家沈家祥等都在相关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留学生在教育和学科建设事业上做出的贡献 

  归国留学生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上。归国留学生不仅使我国原有基础学科得到了长足进步,也促使一些新兴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甚至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在归国留学生群体中,硕士和博士占相当大的比例。回国后,大约有30%的人选择在高校任教,由于其研究领域对新中国来说大多是紧缺的,因此他们兼顾教学和科研两项任务,既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拓展了我国的教育领域,奠定了中国自然科学传承和发展的基础。 

  留美博士杜庆华是我国力学教育的先驱,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工程力学专业,还主持创办了工程力学研究班,为我国培养了许多工程力学教学和科研骨干人才,奠定了中国力学发展的人才基础。留美归国的刘恢先,开创了中国地震工程学的研究领域,在推动地震工程学和抗震防灾研究工作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抗震科研人才。留美博士李恒德创建了核材料专业,也是我国离子束材料改性新领域的最早开拓者。在化学学科的创建上,化学家唐敖庆于194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热衷于人才培养,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为这一领域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留美博士冯新德率先在我国开设高分子化学课程;朱亚杰创建了北京石油学院人造石油专业。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留美博士谈家桢于复旦大学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遗传学专业,为遗传学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都表明留学生在促进我国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上成绩突出。 

  在归国留学生中还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如吴阶平(曾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谢希德(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唐敖庆(曾任吉林大学校长,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曹建猷(曾任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史绍熙(曾任天津大学校长,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等,还有许多教育家和教育机构的重要领导人都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以及培养人才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三)留学生在新中国国防及外交事业上的突出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自力更生进行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的研制,留学生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担当者。归国留学生不仅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而且他们还在归国时带回来非常珍贵的图书资料和科研设备。其中最典型的是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他们先后寄回国的图书资料有300多包。物理学家赵忠尧回国时为国家购置了加速器的大部分组件,回国后领导建成中国最早的两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中国发展真空、离子源和高电压技术以及核物理研究创造了科研条件。“导弹之父”钱学森,作为“两弹一星”研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55年回国后,出任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对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的贡献不可估量。留美归国的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空投航弹、首次原子弹与导弹“两弹结合”的任务,参与指挥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是我国核技术的主要研究者之一,为中国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两弹元勋”邓稼先作为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在领导组织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过程中更是贡献卓著。我国在初建原子能和核工业时期,需要各个领域的大量高级技术人才,为此有300 多位留学归国者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放弃自己的专业领域,转入原子能及相关专业学习研究,为极为落后的中国在科技研究领域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也促进了中国国防事业的迅猛发展。“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离不开归国人才做出的突出贡献,为此,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突出贡献者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23位受表彰的科技专家中,有留学背景的人达21位[1](p.217),这也足以说明归国留学生在此项伟大工程中的突出贡献。 

  在外交事业方面,有很多学识渊博、经历丰富的海外学子都聚集在外交部,他们为中国的外交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改变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看法。在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我国外交人员的翻译能力着实让其他国家大吃一惊,其中留美归国的浦寿昌、浦山兄弟的能力最为显著,浦寿昌以英语口译见长,而浦山以英语笔译见长,他们为会议的圆满召开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一系列成果的取得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大为提升,正是因为留学生们心系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使得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忘我奉献,他们的奉献精神将永载史册。 

  [ 参 引 文 献 ] 

  [1]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李喜所主编:《中国留学通史(新中国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3]李喜所主编:《中国留学通史(新中国卷)》,第27页;姚蜀平:《留学教育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兼评留学政策》,《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6期。 

  [4]《关于办理留学生回国事》,《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3日。 

  [5]苗丹国:《出国留学六十年——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与引导在外留学人员回国政策的形成、变革与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1页。 

  [7]《周总理参加留学生联欢晚会》,《人民日报》1957年5月12日。 

  [8]华罗庚:《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大公报》1950年3月4日。 

  [9]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10]段异兵:《留美科协回国会员名考》,《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1期。 

  [11]刘文霞、李敏:《王绶琯院士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1期。 

  [12]钱学敏:《日月璧合 风雨同舟》,《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4月8日。 

  [13]《首都科学家、教授联名抗议美帝扣押钱学森博士等暴行》,《新华月报》1950年第11期。 

  [责任编辑:郑 珺]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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