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民生是推动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宗旨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最终都体现在广大人民民生福祉的不断增进上面，现从收入和消费、生活质量、基本民生保障几个方面进行总结，并分析其阶段性特征。
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一）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构成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按可比口径计算，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0年的6256元、2017年的3639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一时间点从134元先后提高到2282元、13432元。[1]
收入构成发生显著变化，收入来源多元化。就农村居民而言，一是得益于家庭承包经营的普遍推行，家庭经营性收入取代改革以前的集体经营性收入成为收入的主体；二是得益于农村人口自由流动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在农户总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三是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从无到有、地位日渐凸显，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和扶贫攻坚的有力推进，住房出租行为的增多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显然有助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四是农民收入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可支配性显著增强，这是改革以来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进程的重要体现。就城镇居民而言，工薪阶层的工薪收入大幅增长，但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在工资性收入比重降低的同时，是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成倍增长；与此同时，转移性收入的比重也有提高。从2013年起，有了统一的城乡居民收支核算，结果显示，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占比提高是近几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变动的突出特点。
（二）居民消费水平
居民消费水平伴随居民收入同步提高。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8.0倍，年均实际增长7.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311元增加到2000年的5027元、2017年的24445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同一时间点从116元先后提高到1714元、10955元。[2]从绝对数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都在提高，但二者的差距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持续缩小、90年代以后不断扩大、2000年以来又缓慢缩小。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长持续快于城镇居民，这是以此前若干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开始接近乃至超过城镇居民为基础的。总体上看，居民消费走势与居民收入走势以及人均GDP走势有较高的吻合度。进入21世纪以来，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与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逐渐拉开了差距，表明实现了总体小康以后，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手头都有了越来越多的剩余。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0.7%，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6.6%；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7.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1.6%。[3]收入超出消费的剩余可以用于储蓄，也可以用来投资。
二、居民消费质量明显改善
恩格尔系数逐步降低，是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指标体现，而这一提高同样也体现在食衣住用行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为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
（一）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由食物支出金额在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重来显示，一般地讲，居民消费支出中食物消费占的比重与该居民的收入水平成反比。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衡量，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约67.7%，城镇家庭约57.5%，平均计算超过60%，表明此时温饱还没有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城镇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都不断下降，城镇家庭1996年、农村家庭2000年先后下降到50%以下，显示此时的居民生活已温饱有余进入小康。此后，恩格尔系数再降到40%以下，农村用了12年，城镇只用了4年。根据统计公报，2017年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29.3%，首次低于30%，但是综合多个指标看，特别是2017年中国人均GDP按平均市场汇率来算还不到9000美元，我们还不能妄言中国已经进入富裕国家的行列。[4]
（二）食品消费
改革初期，伴随食物供给能力全面增强，在人均粮食消费量持续增长的同时,肉、蛋、水产品等各种主要食物的消费也都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居民的营养水平明显提高，膳食质量有所改善。80年代中期以后，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开始下降，动物性食物消费量开始快速增长。进入21世纪以来，粮食消费量的下降幅度日趋减缓，人均热量、蛋白质和脂肪的日均摄入量持续改善，居民的食物消费需求从满足生存向吃饱、吃好、吃得安全转变。[5]2016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食用植物油10.6 公斤、牛羊肉4.3 公斤、鲜奶16.5 公斤，分别比2001 年增长 30.9%、 34.4%、38.7%；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猪肉18.7 公斤、人均蛋及制品 8.5 公斤、奶及制品 6.6 公斤、水产品 7.5 公斤，分别比2001年增长 39.6%、80.9%、450%、82.9%。[6]居民在外用餐次数增多，消费额增加。近年来城镇居民外出用餐增速放缓，则是由于叫外卖的多起来了。
（三）衣着消费
穿衣问题是与吃饭问题同步解决的。1982年，70年代“四三方案”引进的4套化纤项目全部投产，大量的涤纶、腈纶等合成纤维纺织品和塑料制品解决了中国的服装、鞋帽供应问题，以往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穿衣习惯彻底改变了，因此也才有了1984年布票等票证的取消。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90年代，成衣消费上升[7]，面料消费下降，人们的衣着开始向个性化、成衣化、高档化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品牌专卖店、加盟店、服装专营店都进驻商场，服装材质、款式、风格种类不断被细化，出现了正装、晚装、礼服、唐装、休闲装、运动装、家居服等若干门类，橱窗里的复古风、职业风、民族风、日韩风等各类风格服装令人眼花缭乱。近年来，服装消费的升级换代很快，经过接近20年的品牌化之后，消费者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服装消费理念，购买衣服时关注品牌、潮流趋势和性价比等因素，而且不仅仅在意商品，更注重整个消费的体验感。至于服装消费支出在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重，40年来则经历了一个先缓慢上升又缓慢下降的过程，城镇居民从1990年的13.36%，逐步下降到2000年的10.01%和2016年的9.01%；农村居民从1990年的7.77%，下降到2010年的6.03%和2016年的5.68%。[8]
（四）住房保障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甚至不及50年代[9]，公有住房占七成以上。改革伊始，国家开始试售住房，允许私人建房、购房、拥有自己的住房。其后，从1986年开始试行提租补贴，1991年开始试行以售代租，从1994年开始全面推进住房商品化、社会化（相应建立起了住房公积金制度）。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若干年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实践，中国政府增强了加快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迫切性，逐步明确了政府的责任和宏观调控的主攻方向。2007年发出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从“重市场、轻保障”向着1998 年房改政策“市场、保障并重”的正确方向的回归，从“重买房、轻租赁”向着“租、售并举”的合理模式的回归。“十二五”时期，进一步加大了城镇棚户区和农村危旧房改造力度，有效改善了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6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5.8平方米。[10]但是总体来看，自有住房超过九成，保障性住房并不宽裕，房价收入比居高不下，还有相当数量的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
（五）耐用品消费
用的方面，改革以来现代化家庭设备及用品成倍增长，而且不断升级换代，从80年代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老三件”到9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新三件”，再到新世纪以来的移动电话、电脑和家用汽车的“新新三件”。近年来，在耐用品消费的升级换代方面，农村正在快速跟进城镇。以家用交通工具为例，2016年与2013年比，平均每百户年末家用汽车拥有量城镇居民从22.3辆增长到35.5辆，农村居民从9.9辆增长到17.4辆，分别增长59.2%和75.8%；摩托车拥有量城镇略有增长，农村基本保持不变，但电动助力车拥有量则是农村高于城镇，农村从40.3辆增长到57.7辆，城镇从39辆增长到49.7辆。其他如空调、计算机、热水器、电冰箱、移动电话、洗衣机等的增长率都是农村明显快于城镇，农村分别为59.7%、39.5%、36.9%、22.8%、20.7%、18%，城镇分别为21.0%、11.9%、10.5%、8.1%、12.3%、6.6%。[11]
（六）日常出行
40年来，中国居民的交通工具和出行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交通工具上看，改革初期，中国还是十足的自行车王国，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地位无异于现在的私家车。从90年代开始，摩托车作为一种时髦代步工具开进寻常百姓家，出行方式被大大改变了。但是很快，1995年以后，在北京及深圳、广州、温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合资生产的桑塔纳、捷达、富康，引进技术生产的天津夏利、长安奥拓以及易货贸易进口的小型车，开始逐步进入居民家庭。新世纪前后，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很多人具备了汽车消费的能力，不少市民告别了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将私家车作为日常生活出行的交通工具。私家车的大量出现，改变的不仅是出行方式和效率，也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如今，私家车在城市接近饱和，已经越来越多地开进了农村。从出行方式上看，目前自驾已是国人出行的第一选择，然后是公路客运（巴士），然后依次是铁路、民航和水上客运，而这一切都是以交通运输的通达性为基础的。40年来，中国交通运输经历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历程，全国“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高铁覆盖65%以上的百万人口城市，高速公路覆盖97%的20万人口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二级及以上公路通达96.7%的县，高铁、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和港口深水泊位数量均居世界第一，民航运输机场服务覆盖全国88.5%的地市、76.5%的县，全国约99.2%的乡镇和98.3%的建制村通上了沥青路、水泥路。[12]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展现在世界面前。
（七）服务性消费
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居民消费结构从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教育文化、交通通信、医疗保健、住宅和旅游等方面的消费需求明显增加。文教娱乐消费在家庭总消费中的比重，城镇居民从1990年的8.78%增长到2000年的13.40%、2016年的13.67%，农村居民从1990年的5.37%增长到2010年的8.37%、2016年的10.57%。同一时期，交通通信消费比重城镇居民从3.17%增长到8.54%、16.42%，农村居民从1.44%增长到10.52%、13.42%；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城镇居民从2.01%增长到6.36%、6.73%，农村居民从3.52%增长到7.44%、9.17%；居住消费比重城镇居民从4.76%增长到11.31再降低到9.39%，农村居民从17.34%增长到19.06%、21.20%。总体上看，在居民家庭日常消费中，食物和衣着所占比重呈缓慢降低态势，城乡居民分别从1990年的67.61%、66.57%下降到2016年的43.38%、37.92%，同一时期其他以发展和享受为主的消费分别上升24.23和28.65个百分点。[13]近年来可以说居民人均消费增长主要是靠服务性消费增长拉动的，2012-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三项年均增速为11.7%、9.1%、12.6%，分别快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速4.3、1.7、5.2个百分点。[14]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领域的巨大变化还体现在消费方式和消费业态等多个方面，从改革初期的柜台服务，到超市出现后的自由选购，再到大型购物中心和各种品牌专卖店、便利店出现后的品质消费，再到“互联网+”时代的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个性消费，无不反映着居民消费的逐步升级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当然还有以支付宝支付和微信支付引领世界潮流的支付方式的飞跃性变化，等等。
三、民生保障和扶贫开发成效卓著
就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扶贫等等，都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解决好了这些基本的公共品供给，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才有了坚实的保障。
（一）民生保障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解放思想，积极应对知青返城激化了的城镇劳动力供求矛盾，允许劳动者自谋职业，从而给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80年代中后期，通过推行劳动合同制，用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逐步取代了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9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再就业工程，增强了国有企业的活力；进入21世纪，实行积极就业政策，确立了相应的就业促进制度保障，妥善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有效缓解了就业高峰带来的冲击。40年来，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从1978年的40152万人增长到2017年的77640万人，增长93.4%，年均增加961.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从9514万人增长到42462万人，增长346.3%，年均增加844.8万人，城镇新增就业2013-2017年连续5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左右。[15]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652万人[16]，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庞大的流动人口数量彰显着我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1978至2017年，全社会劳动力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由70.5：17.3：12.2变化为27：28.1：44.9，城乡就业比重由23.69：76.31变化为54.7：45.3。[17]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更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人才基础，同时也体现了拨乱反正后国家领导人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人口素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7》[18]测算的数据显示，1985-2015 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19]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6.2 年上升到了10.1 年；其中农村从5.6 年上升到了8.6 年，城市从8.1 年上升到了11.3 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3.49%上升到了37.17%；其中，农村的占比从8.04%上升到了13.90%，城市的占比从29.77%上升到了54.13%。全国劳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49%上升到了16.40%；其中，农村的占比从0.22%上升到了2.94%，城市的占比从5.28%上升到了26.20%。另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2017年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约有7700万之众，结构进一步优化。[20]
健康事业的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年9月29日发表的《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披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2016年的76.5岁，孕产妇死亡率从1990年的88.9/10万下降到2016年的19.9/10万，婴儿死亡率从1981年的34.7‰下降到2016年的7.5‰，居民的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1]白皮书还显示，进入新世纪以来，深化医改效果持续彰显，在较短时间内织起了全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重大传染病得到有力控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基本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22]2017年，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99.5万个，卫生技术人员891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785万张。[23]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调节社会分化、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和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一个重建的过程。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了适应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明显加速，以养老、医疗、失业三大保险为主体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本框架的“雏形”初步搭建完毕。进入21世纪，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事业快速发展，初步建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24]截至2017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人数分别达到40199万人、51255万人、117664万人、18784万人、22726万人、19240万人，社会保障水平待遇稳步提高；全国共有1264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047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67万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全年资助5203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3536万人次；国家抚恤、补助各类优抚对象859万人。[25]
（二）扶贫开发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的成就堪称世界楷模，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评价。
改革初期，中国还是一个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1978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76%的农村人口和55%的城镇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6]；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27]，30.7%的农村人口（大约2.5亿人）为贫困人口[28]。经济体制改革迅速释放了农村经济的活力，从1978年到1985年，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6倍，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少到1.25亿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4.8％。[29]198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启有计划、有组织和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到1993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8.7%。[30]1994年推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2000年底，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人，按照当年贫困标准农村贫困发生率从7.6%下降到3.5%。[31]2001年开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标志着扶贫工作转入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并重新阶段，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得到重点扶持。这一时期，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价指数的变化，将全国农村扶贫标准从2000年的865元逐步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以此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10.2%下降到2.8%。[32]2011年开始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进一步提出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行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的工作方针。[33]随后自2011年起，大幅度提高农村贫困线，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34]改革了目标瞄准方法，根据贫困人口分布的变化，由“整村推进”改为集中连片开发。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湘西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构想后，精准扶贫很快成为打赢脱贫攻坚的战略方针。“十二五”期间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明显成效，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16566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人左右，贫困发生率由17.27%降至5.70%。[35]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了“十三五”（2016－2020年）脱贫攻坚的总体目标：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36]2016年“十三五”计划纲要和“十三五”脱贫攻坚专项规划发布，对全力实施脱贫攻坚总体目标作出具体部署。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2013-2017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6853万人，年均减少1370万人以上。[37]至此，改革开放40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017年的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38]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又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39]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以外，安全保障也是民生保障的重要环节。安全是民生之盾。比较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和之前的动乱年代，再看看战乱频仍、恐袭不断的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地区，以及出境旅游时旅行社有针对性地发出的一些旅行警告，国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一定会倍加珍惜当下的和平和安定。当然安全保障除了惯常所指的政治局势和社会治安状况以外，还包括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以及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等等，牵涉面很广，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稳定就是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高度融合、有机统一。
四、改革以来民生福祉增进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民生福祉增进经历了数量满足型、品质追求型、均衡发展型三个前后递进的阶段，还将向更高的文明提升型阶段升级。
（一）数量满足型阶段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长期奉行农业积累支持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国生活必需品和日常消费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重工业增长了90.6倍，轻工业只增长了19.8倍，农业只增长了2.4倍。[40]大批的农民吃不饱肚子，全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甚至低于1957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物资增多，商品市场趋于活跃，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到1983 年，由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41]1984年，出现了此前难得一遇的“卖粮难”。80年代下半期至90年代初期，先是城镇居民然后是农村居民开始出现口粮、蔬菜消费下降趋势，肉类、蛋类、水产品和酒的消费相应呈增长趋势，表明居民吃饱问题已基本解决，膳食结构开始改善。粮食消费日益间接化，特别是饲料用粮迅速增加。在城镇，居民的主食日益依赖市场供应。这样的趋势保持了若干年以后，政府确信粮食供应紧张时期已经结束，终于在1993年宣布取消粮油凭票供应，有“第二货币”之称的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此前，1985年取消粮食统派购制度，1992年陆续放开粮食及其他产品价格，实行购销同价。同一时期，对消费品工业采取“六个优先”的原则，轻重工业结构得到调整，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明显改观。特别是1992年开启市场化改革以来，受市场需求引导的消费品生产迅猛发展，城市里的各类商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商品种类、档次日渐丰富，价格竞争日趋激烈。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消费品市场进入一个生产相对过剩、需求相对不足的时期，有支付能力的普及型、温饱型需求基本饱和，而新的较高水平的购买能力还有待形成。1998年，我国正式宣布国内消费品市场同生产资料市场一起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它是民生福祉增进结束了数量满足型阶段的标志，它的实现证明了雅诺什·科尔奈揭示的“短缺”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需求约束也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标签。准确地说，买方市场只是同市场经济相联系，在中国它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指向的体制改革带来的第一项重大成果。两年后，即2000年，中国宣布总体进入小康社会，表明人民生活提高到了这样一个水平——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还不富裕，但好过了。
（二）品质追求型阶段
温饱问题解决以后，特别是消费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以后，我国居民对消费品的关注逐渐从数量转向质量，消费态度变得越来越挑剔起来。以食品消费为例。2003年3月7日《中国食品报》的一篇报道称：新阶段居民的食物消费量增长巨大，且开始转向对质量的注重，对肉蛋奶的需求量増长很快，对营养和科学膳食开始讲究，更加注重饮食质量的提高。[42]而恰恰从这个时期开始食品安全问题凸显，诸如2003年发生于安徽阜阳的大头奶粉事件、2004年的苏丹红事件、2006年发生在上海的瘦肉精猪肉事件、2008年发生的三鹿奶粉掺三聚氰胺事件、2011年上海的染色馒头事件等等，被媒体披露后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关注。其实，食品安全问题是个老问题，改革以前未经处理的污水大都直接用于灌溉农田，五六十年代粮食生产广泛使用滴滴涕和六六六等多种剧毒农药，那个时候为什么就没有关于镉污染和农业中毒事件的报道呢？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具备相关的知识，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而到21世纪，居民的食物消费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档次，即在满足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质量的保证。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早在2001年农业部就积极推行“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关注度显著上升以后，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2009年《食品安全法》颁布施行，传承多年的“食品卫生”概念被“食品安全”取代。与此同时，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评审委员会等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陆续建立，更新了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法律机制、协调机制和科学评估机制。卫生部等六部委组织的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也收到明显成效，药品安全责任体系也逐步得到落实。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着力解决现阶段食品安全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体现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精神，回应了维护食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社会呼声，巩固了监管体制改革的成果。”[43]
食品安全问题只是这个阶段重大民生问题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从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治理、扶贫开发等等多个领域找到大量类似的例子。2003年的“非典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正是由于正确总结吸取了治理“非典”的经验教训，才有了此后围绕民生保障的立法和举措的密集出台，社会建设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由此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三）均衡发展型阶段和文明提升型阶段
2017年中共十九大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化标志着中国的民生福祉增进进入均衡发展型阶段。十九大规划了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新目标，作为前提，就是一定要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全面”，为此十九大和“十三五”规划做出了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部署。“打好三大攻坚战，说到底是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更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44]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以后，再奋斗15年，争取实现“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45]这是为基本现代化设定的民生福祉增进目标。由此不难看出，这个阶段的民生福祉增进重在缩小居民、城乡、地区三大差别，补上污染防治的短板，努力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均衡发展、全面发展，所以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均衡发展型阶段。
2035年均衡发展型阶段的目标达成后，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6]这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下一步战略目标。笔者认为，届时民生福祉增进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那个阶段，已经进入后城市化、后工业化阶段，居民的物质需求已经在更高水平上饱和，居民自我发展需求显著增强，向发达国家看齐，提升居民素质和全社会文明程度会凸显为第一位的民生追求，故可将这个新的民生福祉增进阶段称为文明提升型阶段。
（全文发表在《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作者李文，男，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电子信箱：liw@icc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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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统计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质量明显改善——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2018年8月31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8/t20180831_1620079.html。
[2] 国家统计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质量明显改善——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2018年8月31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8/t20180831_1620079.html。
[3] 1978年的原始数据出自 国家统计局：《3-18居民消费水平》、《6-16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2016）》，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6/indexch.htm；2017年的原始数据系初步核算数，出自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4] 1978年的数据引自 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恩格尔系数较低有可能是非食品消费挤占性的，比如居民家庭医疗、教育消费巨大，不得不省吃俭用，从而人为地降低了食物消费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也有可能是由于食物消费质量高出一般水平导致的，比如广东和浙江等地居民就在吃的方面比较讲究，颇有古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传统。
[5] 李哲敏：《近50年中国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的变化特点》，北京：《资源科学》，2007年第1期，第27~35页。
[6] 2016年的原始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6-9城镇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6-14农村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2017）》，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2001年的原始数据出自 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7] 成衣商品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在温饱型消费阶段，成衣商品率在20％至30％，小康型消费阶段在56％至60％。
[8] 原始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6-6城镇居民人均收支情况》、《6-11农村居民人均收支情况》，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2017）》，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
[9] 1977年，全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1950年为4.5平方米）。参阅 陈杰：《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历史回顾与改革思路》，广州：《公共行政评论》，2010年第3期，第27-29页。
[10] 骆云飞：《统计局：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0.8平方米》，2017年7月6日，人民网，http://house.people.com.cn/n1/2017/0706/c164220-29387856.html。
[11] 原始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6-10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6-15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2017）》，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
[12] 交通运输部：《“五纵五横”贯通 公路总里程五年增长53.4万公里》，2017年12月25日，交通运输部官方网站，http://www.mot.gov.cn/zhuanti/2018jiaotonggongzuo_HY/201712/t20171225_2959121.html。
[13] 原始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10-4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10-15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1c/mulu_j.htm；国家统计局：《6-6城镇居民人均收支情况》、《6-11农村居民人均收支情况》，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2017）》，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
[14] 国家统计局：《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五》，2017年7月28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18fzcj/201802/t20180212_1583218.html。
[15] 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实际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比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大约高出1-2个百分点。
[16] 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8年4月27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
[17] 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18] 《中国人力资本指数报告2017摘要》，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网站，http://humancapital.cufe.edu.cn/rlzbzsxm/zgrlzbzsxm2017/zgrlzbzsbgzy_zw_.htm。
[19] 报告中的劳动力人口指：男性，16~59岁的所有人口；女性，16~54岁的所有人口。
[20] 赵兵：《我国专业技术人才约7700万》，北京：《人民日报》，2017年7月30日，第2版。
[2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 2017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www.scio.gov.cn/ztk/dtzt/36048/37159/index.html。
[2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 2017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www.scio.gov.cn/ztk/dtzt/36048/37159/index.html。
[23]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24]《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12年10月23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Yzhengcejiedu/201303/t20130309_87383.htm。
[25]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26] Martin Ravallion and Shaohua Chen,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82, no. 1 (January 2007), pp.1–42.
[27] 贫困标准是逐年提高的， 如1978年为100元，1985年为206元,1990年为300元,2000年为625元。（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年份版）这个贫困标准是绝对贫困线，同时自1998年起还有一个相对贫困线即低收入线，1998年和2000年的低收入线分别为880元和865元。2008年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一，统一使用1067元作为国家扶贫标准。（ 还可参阅：《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详解2300元扶贫新标准》，2011年1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jrzg/2011-12/02/content_2009471.htm）
[2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200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2005-05/26/content_2615719.htm。
[2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200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2005-05/26/content_2615719.htm。
[3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200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2005-05/26/content_2615719.htm。
[31] 左常升主编：《中国扶贫开发政策的演变（2001-2015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页。
[3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2011年1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2011-11/16/content_2618564.htm。
[3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国务院公报》2011年第3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2020905.htm。
[34] 按照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2011年末农村扶贫对象为12238万人，占年末全国总人口的9.08%。参见：《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详解2300元扶贫新标准》，2011年1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jrzg/2011-12/02/content_2009471.htm。
[3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201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6-10/17/content_5120140.htm#1。
[3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5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5-12/07/content_5020963.htm。
[37] 国家统计局：《201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增长》，2018年2月1日，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01_1579703.html。
[38] 《2017年末农村贫困人口减至3046万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2月2日，第2版。
[3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201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6-10/17/content_5120140.htm#1。
[40] 宋季文：《关于调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问题》，北京：《经济管理》，1979年第12期，第2~5页。
[41] 《40年，改革开放与我们的生活》，2018年10月25日，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http://www.sach.gov.cn/art/2018/10/25/art_2091_152335.html。
[42] 转引自唐爱慧：《基于媒体报道的食品安全史研究（1978-2015）》，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6年，第22页。
[43] 《法工委召开评估会认为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已经成熟》，北京：《法制日报》，2015年4月21日，第2版。
[44] 《中央明确今后3年要重点打好三大攻坚战》，2017年12月20日，中国经济网，http://www.sohu.com/a/211700684_120702。
[4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4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