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陈云同是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是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们的工作作风和行政特色既有许多相同之处，又存在差异。其优秀的作风和杰出的风范对当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今日我们加强政府管理、改进工作作风仍有启示意义。

　　一、周恩来与陈云共同具备的工作风作　　

　  （一）实事求是的作风

　　实事求是是周恩来和陈云共同具备的一个最基本的工作作风。周恩来认为实事求是既是作风问题，也是思想方法问题。他提倡求真务实，反对空头政治，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去。在领导各项建设事业中，他提出了“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12字箴言。［1］陈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曾提出15字箴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其中前9个字是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唯物论，［2］这是他一生工作的切身体验和真实写照。

　　周恩来的12字箴言和陈云的15字箴言皆是对实事求是作风的创造性应用和理论总结，他们都强调一切从国情出发，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他们一起抵制过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1956年周恩来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明确指出：“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1］(pp190，191)陈云进一步强调：“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他还具体提出了要使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保持平衡并略有节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要使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与消费物资的供应相适应。［3］毛泽东尽管错误地批评过反冒进，但在1960年6月14～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他仍对周恩来、陈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予了肯定，并赞叹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4］

　　（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周恩来和陈云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获得了人民大众的信任和拥戴。周恩来终生“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1］(p427)。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提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5］1963年他专门为机关干部做过《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谆谆告诫大家：“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1］(p421)60年代初，为解决全国粮荒问题，周恩来殚精竭虑，费尽心血，度过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在粮食部上报的32张报表上，他做了994处批注和指示。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珍贵手迹，生动展现了其心系民众的工作作风。［6］1966年3月9日，邢台地震的第二天，周恩来就乘飞机赶到地震灾区慰问群众，解决抗震救灾问题。1973年他最后一次到延安，看见当地人民生活仍很艰苦时，他动情地说：“我做了20年的总理，陕北没有改变，心里很不好受。”［7］

　　陈云一生心系民众，关心百姓疾苦，努力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他一贯强调：“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依靠组织，更主要的是要依靠群众。”［3］(p46)60年代初，他和周恩来总理为了解决粮荒问题，冒着政治风险批准进口粮食，解决了缺粮的燃眉之急。1982年，他亲自过问北京市民的冬储大白菜问题，要求有关部门对“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8］1984年为了解决中小学教师工资偏低的问题，他在《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意见》送审稿上批示：“对中小学教师，不仅要有工龄工资，而且要使他们的工资标准，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才好。”［2］(p46)在陈云的过问下，从1985年起国家为几百万中小学教师增加了工资，促进了教师社会地位、待遇水平的提高，稳定了教师队伍。

　　（三）民主团结的作风

　　周恩来和陈云皆是坚持党内民主作风的典范，他们都强调在领导工作中要集思广益，民主协商，广泛团结各界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周恩来认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他特别欣赏“协商”这两个字，认为通过协商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避免了只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可能发生的简单化、形式主义倾向。他提出：“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要善于和这些人一起协商，团结他们。”［9］陈云一贯倡导要充分发挥民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于一件事，自己有了意见后，可以先放一放，再考虑考虑，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再做决定。他常说：“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10］陈云晚年仍一再强调：“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3］(p353)

　　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周恩来与陈云总是在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缜密思考后再做出最后决策。如当年治理淮河时，河南、安徽、江苏各省提出了不同意见。周恩来多次听取各方观点，最后制定出打破省界、上中下游利益兼顾、蓄泄并重、标本兼施的治理方案，合理解决了各方矛盾，使淮河治理工程顺利进行。周恩来主持国务会议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很善于综合各种不同见解，吸收众人所长形成决议。陈云曾四次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他主持会议的风格和周恩来一样，先发动大家阐述各自的看法，充分发扬民主，展开热烈讨论，最后再综合归纳，提出自己的意见。如1954年11月，陈云主持召开了讨论五年计划草案的会议，在十多天的会议中，与会者纷纷发言，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议论最多的是石油、农业、交通三个问题。陈云在充分听取大家意见后，才针对这三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充分反映出其民主的作风。［11］

　　（四)谦虚谨慎的作风

　　谦虚谨慎也是周恩来和陈云共同的优秀作风。他们皆虚怀若谷，严于自律，反对宣传和突出个人，从未有任何私欲。周恩来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从不争权夺利、甘当助手的精神，得到了党内外各界人士的一致赞誉。陈云同样也是淡泊名利、默默无闻地为党和人民奉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自己的工资待遇问题亲自给中组部打电话，要求把自己的工资定为二级。［12］在党的八大召开前，中央决定增补陈云为副主席，他谦虚地表示自己不行，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专门评价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13］

　　周恩来始终把个人融入集体之中。他认为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他非常善于在领导集体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他时时想到的是“戒慎恐惧”（“戒慎恐惧”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修身方法，《中庸》说：“戒慎于其所不睹，恐惧于其所不闻。”）。陈云专门论述过怎样正确看待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他指出：“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14］

　　(五)艰苦朴素和清正廉洁的作风

　　周恩来和陈云都有着勤俭节约的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们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是党内公认的遵章守纪，严格自律的楷模，坚决反对任何贪污腐化行为。周恩来对家乡干部带给他的土产品，要么退回要么高价付款。1973年9月16日，周恩来送走法国客人后，在回招待所的途中，他请身边工作人员到杭州楼外楼吃饭。饭后他让警卫员去结账，第一次饭店收了10元钱，周恩来觉得饭费不对让警卫员去补款，饭店又收了10元钱，周恩来第三次要求警卫员去补齐了饭费。［15］陈云一贯公私分明，一点小事也不放过。他曾立下不收礼的规矩，要求工作人员，凡有人来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并把自己的稿费先后捐赠给希望工程和北方曲艺学校。他下基层时总是强调艰苦奋斗，反对铺张浪费，并严格规定自己的伙食标准。他用东西也很节约，一个皮箱从延安时期用到解放后很长时间，3个刮胡刀刀片用了10年。［10］(p335)

　　周恩来和陈云不但廉洁自律，而且很注意对其他干部、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加强教育、严格管理。周恩来专门讲过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好“五关”的问题，其核心就是要求共产党员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详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3～428页）。陈云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干部手中都大大小小地拥有一定的权力，如果缺乏监督、犯了错误，不但会脱离群众，更会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因此他谆谆告诫党内同志：“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必须对干部进行检查监督和纪律约束。他提出要两个文明一起抓，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3］(pp275，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