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至今已有57年了。50多年来，中外媒体对这一案件不断有所报道，但真假混杂，众说纷纭，讹误颇多。作为参与此案处理的当事者之一，有必要就我所知道的情况作些披露，以澄清事实，说明真相。

　　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团出席亚非会议

　　20世纪50年代，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朝鲜战争停战和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当时，亚非国家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空前高涨，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要求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渐成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亚非国家的共识。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决定把大门打开，走向更广阔的世界。1954年7月7日，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时提出：“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毛泽东肯定地说：“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总理卡斯特罗·阿米佐约致函周恩来，代表5个发起国——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邀请中国政府参加4月中旬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2月10日，周恩来复电同意参加，并表示愿意为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合作而努力。

　　出席亚非会议的共有29个国家。其中，与中国建交的只有6个国家（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其余23个国家大都同台湾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中国出席亚非会议必然在亚非地区乃至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和蒋介石害怕出现这种局面，因此要对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

　　为保密起见，新华社直到中国代表团出发之前（4月6日）才发布消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的首席代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为代表。代表团的顾问为廖承志、杨奇清、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

　　代表团如何抵达印尼是周恩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中国没有远程飞机，而同我建交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有这种飞机。而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未曾到过中国，代表团只能到香港启德机场乘坐。经过缜密考虑，周恩来决定从香港包乘印度航空公司性能较好的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印尼。为安全起见，他指示有关部门同印度航空公司商妥，印度至香港的航班照常进行，只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达香港后将“克什米尔公主号”临时改为专机。

　　在代表团出发的前几天（4月初），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于4月14～16日访问仰光，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周恩来让我代表团人员到昆明集中，待访问缅甸后再去印尼，但有8名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必须先期到达万隆。他们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记者沈建图、杜宏、李平、郝凤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另有3名外国人亦需先到达万隆，即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国官员王明芳。为此，我有关单位通知印度航空公司，4月10日自孟买飞往香港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照常营业，4月11日到香港后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直飞印尼。

　　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对周恩来进行谋杀

　　尽管新华社推迟发布消息，台湾特务机关仍是于2月中旬就得知周恩来将率团出席亚非会议。3月中旬，我情报部门侦悉，由蒋介石亲自批准，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郑介民指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策划在香港、印尼暗杀周恩来。

　　此时，周恩来突患急性阑尾炎于3月12日住院，到28日才出院。因情况紧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不得不前往医院向总理报告，周恩来当即指示主管情报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尽快探明蒋特的具体计划。4月7日，身体尚未恢复的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昆明。离京前，周恩来再次指示李克农和罗青长继续密切注意香港的蒋特动态，及时向有关部门负责人通报。

　　我当时在罗青长领导下工作，他指定我专门负责掌握有关敌情，特别是香港的蒋特动态。

　　4月9日晚，我收到一份重要情报，说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要破坏我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我立即报告罗青长，他要我作为特急件送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与此同时，罗青长打电话向在昆明的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即指示外交部将此情况火速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我代表团先行的工作人员，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请港方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同时要外交部在北京向英国代表进行交涉。

　　4月11日下午，我又收到一份情报，说蒋特香港情报站已得知周恩来不经过香港，但仍要对中国代表团随员进行打击，以削弱中国在亚非会议上的影响。为此，该站下令被蒋特组织收买的启德机场飞机检修人员按原计划进行，但因时间仓促，未将炸弹置入油箱，而是绑在油箱底部，预计下午4时爆炸。

　　收到情报后，我们立即发急电给周恩来，但“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于11日12时15分从香港起飞。急电发出不久，路透社就报道：印度航空公司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西北的海面失事，机身坠入海中。机中11名乘客，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该机8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恐已全部遇难。

　　空难发生后周恩来的指示

　　罗青长告诉我，空难发生后周恩来非常悲痛，随即让王倬如打电话问董越千，外交部接到紧急指示后是如何处理的。董越千回答，他当即将总理指示打电话告诉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让黄作梅告诉香港当局保证安全，同时，黄作梅还将此情况通知了印度航空公司驻港办事处。10日上午8时半，董越千报告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9时半，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约见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知以上述内容。

　　4月11日下午，周恩来指示张闻天：请外交部立即给英国政府发一照会，指出英国政府香港当局负有严重责任，必须认真追究，将参与此案的蒋特逮捕，同时尽快起草外交部声明在次日发表。周恩来特别交代，在外交部声明和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中，应如实写出4月10日上午张越对艾惕思的通知内容及艾惕思关于香港当局所采取的措施的答复。在照会中，要求香港当局着重查究机场人员。

　　4月12日，新华社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指出：“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早在这批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起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将要包乘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它们暗杀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4月10日9时半特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英国代办处转告香港英国当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以保证上述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的安全。英国代办处的官员问明了这些人员准备乘坐的客机的所属航空公司后，答应用电报通知香港英国当局。尽管如此，美蒋特务的阴谋仍然得逞。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杀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

　　4月13日晨，张闻天召见英国代表杜维廉，宣读并面交一份照会。杜维廉对照会中所说“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出抗议，称尚未确定飞机失事的原因，应该等待调查的结果，他还指责中国提供的情报“未说有人企图进行破坏”，辩解“香港政府仍然采取了充分的防预措施”。张闻天指出：英方的抗议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的指责是有理由的。香港当局知道飞机场上有美蒋特务在活动，从那里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首先得有决心，有了决心再去查究，此案是不难弄清的。

　　由于飞机失事的地点在印尼领海，按照国际民航法规，只能由印尼政府组成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经过空中和海上搜寻，4月12日晨，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处印尼所属的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机身坠入离海岸1公里水中，有3位机上人员被“丹皮尔号”护航舰救出，还在附近海域打捞出3具尸体。此后，印尼调查委员会对飞机残骸经过一个多月的检查取证，于5月27日公布了调查报告，他们“断定这次失事的原因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的爆炸所造成。爆炸打穿了第三号油箱而发生了无法控制的大火”。

　　周恩来亲自交涉合作破案事宜

　　空难发生后，周恩来除指示外交部采取必要的措施外，还亲自与有关方面进行交涉。4月14日，在仰光访问的周恩来会见尼赫鲁时表示：在这一案件中，中国和印度都是受害者，应共同敦促英国政府指令香港政府破案。如果英国政府有合作的诚意，中国政府愿意提供有助于破案的材料。周恩来希望尼赫鲁敦促英国首相艾登进行合作，尼赫鲁表示同意。亚非会议期间，尼赫鲁告诉周恩来，他已于4月19日致函艾登，艾登4月22日复信称：“如果要使香港的这些调查进行得有效，有必要由有关各方提供他们关于坠机事件的情况所获得的全部情报。”尼赫鲁还函告周恩来，他指派负责调查此案的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已到雅加达，很快就去香港，希望周恩来能会见高氏。4月27日，周恩来会见尼赫鲁和高氏。周恩来向高氏介绍了飞机失事前和飞机失事后中国外交部向英方提供的情报以及交涉的情况，并邀请高氏在香港调查后于5月初到北京。尼赫鲁表示同意。

　　5月7日，周恩来回到北京，于次日约见了印度大使赖嘉文和应邀来京的高氏，商谈合作破案事宜。随后，周恩来于5月9日、5月15日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表示如果英国政府愿意全心全意地合作，中国政府愿意提供详细材料，并派一位代表去香港，通过高氏与香港当局联系。英方当即表示同意。

　　5月10日，罗青长把我找去，说周总理指示为了同香港当局合作破案，需要赶紧写一份蒋介石特务机关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的情报材料，以便交给即将离京的高氏转交香港当局。罗青长还交代两点：一是对此案的过程只作简单的叙述，不必太详细；二是新提供的情报一定要准确具体。根据罗青长的指示，我当天上午就写好送他。他看后只在个别文字上做了改动，全文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1955年3月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的人员途经香港时进行暗害。截至4月10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虽未能获悉此一暗害阴谋的细节，但已确知美蒋特务机关正在香港积极布置此项暗害活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乃于4月10日9时半通知联合王国驻北京代办处转告香港英国当局采取预防措施。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包乘之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式客机坠海事件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不久即获得确实情报，知悉蒋介石集团驻在香港的特务曾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装定时炸弹，使该机在航行途中爆炸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