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1878—1966）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

　　吴玉章自参加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起，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无役不从，且“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奋斗着”。（《中共中央祝吴玉章同志六十大寿的贺词》《新中华报》1940年1月24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之一，也是党的文字改革先驱之一。

　　吴玉章幼时读的是古书，备尝汉字难学之苦。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他先后留学日本和流亡法国。他学了日本“假名”文字和法文后，觉得半拼音文字比汉字好学，纯拼音文字又比半拼音文字好学，联系到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认为除了政治原因外，汉字难学难用也是因素之一，从此立志进行文字改革。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去苏联。在苏联，他与瞿秋白、林伯渠等，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有组织地进行文字改革的开始。

　　新文字产生后，吴玉章等利用新文字，在苏联远东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不久，新文字传入国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新文字的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玉章回国。他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和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中，利用新文字扫盲和提高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他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直接领导了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

　　吴玉章在数十年的文字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字改革理论。

　　一、文字必须改革

　　吴玉章说的文字改革，是指的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民族所使用的汉字的根本改革。他说，这是一个牵涉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复杂的问题。为此，他系统地辩证地研究了汉字，认为汉字在我国人民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有过伟大的贡献，它对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深广的影响。汉民族从有历史的时期起，就用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不但如此，中国近邻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也曾经用过或者还在部分地用汉字记录他们的语言。几千年来，我国丰富的文献典籍，是依靠汉字保存下来的。汉字直到现在仍然是汉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字。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汉字仍然将被广大人民群众当作一种书写阅读的工具而更广泛地使用。

　　另一方面，汉字是有严重缺点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一个字一个形体，看了形不能就读出音，读出音不能就写出形，看了形和读出音还未必就懂得它的意义，因此，必须一个一个地死记住，这就给学习和使用汉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汉字的笔画多数是繁杂的，单从2000个常用字来看，平均每个字有11.2笔，其中17笔以上的就有221个字。我国小学在六年中间，只能学习3000个左右的汉字，而且未必能巩固得了，更说不上完全了解。汉字比较常用的约有六七千个，一个学生不但在中学毕业不容易完全认识，就是在大学毕业以后也还有许多字不认识，还有许多字常常读错，写错。他曾说，我年已80多岁，读书不算不多，而且是大学校长，仍有许多字记不住，常常提笔忘字，不得不借助查字典。

　　由于以上情形，学习汉字比学习任何一种拼音文字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也因为这样，我国现行学制需要12年才能修完普通教育的学科，比许多国家的学制要延长两年。我们曾经试办过三年制的工农速成中学，也曾经想把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事实证明有很大的困难。虽然这不完全由于汉字的难学、难认和难记，但是汉字本身存在的缺点，确实成为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沉重负担。

　　从实用方面说，汉字使用在书写、印刷、电报、打字、检字、索引上面，都要比拼音文字耗费更多的劳动力。制造和使用汉字打字机、排铸机、电报打字机和其他各种运用文字的机器，都有很大的困难，而且总是成本高，效率低。

　　因此，如果不改革汉字，就会妨碍人民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不利的影响。所以，汉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吴玉章在文字改革实践的探索中，曾有过错误的观点。他在30年代初写的《中国旧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中，曾有这样的叙述：“文字是文化的工具，它和其他艺术、宗教、文学等等一样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物。”（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第2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他过去也曾把文字改革看得比较简单，认为很快就可以实行拼音文字。他对这两点错误观点，在1952年中国文学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中，作了这样的检讨：我过去“认为文字是社会上层建筑，并认为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前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以后，我才认识到过去的意见是错误的。”（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第89页）我过去“没有估计到民族特点和习惯，而把它抛开了。认为汉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这事实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中国人没有拼音的习惯，以前念书的人少，懂得反切和音韵学的人更少。汉字已有悠久的历史，在文化生活上有深厚的基础，其改革必须是渐进的，而不应粗暴地从事。”（同上）

　　吴玉章在文字改革的实践中，也很注意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如在延安开展新文字运动时，他发现在人们的思想和工作中存在一些错误，便在1941年12月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的报告《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中指出了如下几点：

　　（一）关门主义。他说，新文字运动一开始就带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因为拉丁化新文字是共产党人制订又是在苏联通过的，有些同志又提出了左的口号，自然造成了关门主义的倾向。而当权的国民党有一部分人认为新文字运动是“赤化”运动，看作洪水猛兽而深闭固拒，也关起门来不许它侵入其势力范围。平心而论，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客观原因是由于汉字难懂难学，要提高工农大众的文化，非从文字改革入手不可。从清末开始，许多志士仁人做过许多尝试，特别是1912年教育部制订的“注音字母”，虽然只是作为汉字的注音符号，但它对汉字改革是大大地进了一步。以后的国语罗马字，是根本改革汉字的开始。拉丁化新文字也不过是继承国语罗马字改革汉字而比较先进些，这对于我们并不值得十分惊奇。已经发生的误解和障碍，自然不是一方面单独造成的，但我们要作自我批评，首先责备自己，切实改正关门主义的错误。只有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完成伟大的文字改革事业。

　　（二）宗派主义。本来，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尽管主张有些不同，但在改革汉字为拼音文字，使中国文字国际化、科学化等根本问题上，是没有大不相同的。由于关门主义的障碍，发展了宗派主义，以致互相攻击，离开了科学的研讨而落到意气的争执。其实，主张国语统一和主张发展方言，不是绝对不相容的，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是为了联合而分开的矛盾的真理。至于四声问题，新文字并不是绝对不许有四声的，而国语罗马字在这方面有很多研究，我们要采取他们的成果而好好利用，使新文字有更好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打破宗派主义，不仅要与国语罗马字的人合作，凡是进行改革文字的人，都应引为同志而共同努力，打破一切狭隘的观念。

　　（三）主观主义。有两方面的主观主义：一方面认为新文字行不通，大众不欢迎，这种主观主义已被事实打破了。另一方面是认为新文字很容易，只要政府赞助，热心推行，很快就会成功，而没有顾到实际的困难，也不承认新文字还有缺点。这种自高自大和自满自足的情绪，一遇到挫折就灰心失望。应该承认，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且有表意的长处，人们有长久的习惯，不易改变。因此，推行新文字不能过急。也应该承认，新文字是长期文字改革运动的成果，是个好方案，但它还有许多缺点，要在实践推行中，在客观需要上，切实研究改进，而不要只凭主观愿望与实际情况背道而驰。

　　为了进一步消除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之间过去造成的隔阂，吴玉章在1950年2月为黎锦熙著《国语新文字论》中，作了这样的题词：“加深对于方案的研究，把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其他改革方案的优点都吸收过来，把它们的缺点都去掉，以便求得一个完善的方案。”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按照这一精神制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