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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二三事
发布时间: 2017-08-18    作者:谢宏    来源:国史网 2017-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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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力群老人百岁辞世,不仅为他坚持做完最后几件事赢得了时间,也赢得了“历史的沉淀”。如何评价这位世纪老人,涉及对于整个时代的解读。作为后生晚辈,我只能写下记忆中的几个片段,作为对他老人家的纪念。 

   

  初识邓力群,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审查、批斗期间,我和其他两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同事,负责“看管”和“收缴”他及其他两位副总编的检查,日夜陪伴,并参加他们的批斗会。这种零距离的接触,使我们感受到他的威严和刚毅,也知道他是一条“硬汉”。 

  1965年8月,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当时的总编辑是陈伯达,政治局候补委员;常务副总编兼秘书长是邓力群,人称“老邓”。我到《红旗》时他已经到桂林搞“四清”,范若愚继任常务副总编。另一位副总编是胡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胡、范”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力群首当其冲,陈伯达说他是刘少奇派到《红旗》夺权的,被视作“刘邓司令部”在《红旗》的代理人,重点揭批其修改并在《红旗》重新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事,“帮助刘少奇篡党夺权”。对于胡绳,重点是揭批其与“二月提纲”;对于范若愚,重点是揭批其与“二月兵变”。我依稀记得,邓力群被批判的其他问题还有:鼓吹“白专道路”,鼓励读书钻研,不能当“官”,也能当“员”(研究员);鼓吹中农有组织生产的经验,贫下中农反而缺乏;编辑部某女同志的丈夫被划为右派,邓力群不主张这位女同志因此事跟丈夫离婚;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批判,在今天看来,几乎“全拧”,即使在极“左”思潮泛滥时,也从反面给人们打开了思路。 

  在我的印象中,邓力群有两个“异样”的表现,一是被批斗时不肯低头,把头按下去,让他重新交代,仍然是“这个问题哩……”,像首长做报告。二是他实事求是地“交代了”陈伯达修改并力主重新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交代了”陈伯达要他来《红旗》,他不愿来,陈请刘少奇让他来,惹怒了陈伯达。后来,陈伯达几次来《红旗》,都问邓力群死了没有。 

  使我们感动的是,对于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看管”过他的年轻人,老邓并不计较。但凡他认为“说过错话,办过错事,觉悟较早,表现较好的年轻人”,后来都得到了他的关心和爱护。 

  二

  老邓在干校,身处逆境,苦读经典,著书立说,从容淡定。 

  1969年夏天,《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大部分编校人员都到石家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邓力群和胡绳到干校后继续接受批判,干最脏、最累的活儿,但政治上的压力开始逐渐减少,进而有了转机:一是他们已成“死老虎”,很少再进行批斗;二是《红旗》编辑部出现了一个反对陈伯达的“反革命小集团”,打击这个“小集团”成为主要目标;三是陈伯达、林彪相继倒台,政治压力大减;四是1973年初,周总理指示中央机关高级干部回北京检查身体,老干部恢复工作在望。邓力群自己总结在干校的“两大收获”,一是干重体力劳动,身体变好,几种疾病不治而愈;二是读书,每天三小时,五年半坚持不懈。据老邓回忆,他先后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和《二十四史》等中外名著320多本。 

  我在干校作了七年会计,去得最早,给大家号房子,包括给老邓号房子;回来得最晚,干校收摊要结账,但其间很少与老邓接触。有点关系的是关于“书”的几件事。一是向老邓借书。我和爱人都是中文系毕业的,知道老邓带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便去借阅,老邓慷慨允诺,一次一至两册,还后再借,延续数年。二是帮老邓出书。老邓在干校完成了《学习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我到新闻出版署工作后,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帮助出版了此书。书是小32开,在当时的情况下,老人家也还满意。后来线装书店又帮他出了线装本。三是几年后,我在他领导下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期间,老邓把在干校读过的加了个人批注的《鲁迅全集》借给我,希望我能完成有关鲁迅的研究成果。 

  三 

  老邓恢复工作后,中央渐次委以重任。“四人帮”倒台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老邓帮助干校“学员”安排工作。 

  1976年,我被分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但因文化部部长空缺,无人办理接收手续,后来请老邓帮忙,通过刚刚到任的国家出版局局长石西民,我转调到国家出版局工作。1980年初,老邓又将我调到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这期间,老邓又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邓小平复出时,邓力群被起用;“反击右倾翻案风”发起后,邓力群又被打入低谷。在“低谷”时期,邓力群再一次表现了他敢于担当的“硬汉子精神”,被传为美谈。对于“四人帮”攻击的所谓“大毒草”——《论总纲》,邓力群说,这篇文章的每个观点、每句话、每个提法,都由他个人负完全责任,其他人不负任何政治责任。邓小平后来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桥,一个邓力群。 

  在这期间,我和爱人也处境险恶。我爱人在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家串门时说过江青不好,被当时在座的一个外地青年记住。这个青年人在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中被拘留,供出了我爱人骂江青,但没记住我爱人的名字,只说是一个女记者。这是张春桥亲自抓的一个案子,张将王副司令员的夫人拘留在一个医院里,追查这个“女记者”归案。祸不单行,我因在我爱人所在单位——北京航空学院等待分配,该院宣传部某领导听说我反对“批邓”,便组织人到姚文元控制的《红旗》杂志社调查。恰在此时,“四人帮”落网,王副司令员最先得到消息,他女儿最先跑到我家报信,我们立即骑车赶到老邓家通报这个“天大新闻”。赶到邓家时,我们隔窗见室内有人,老邓在流泪,便知道他已知晓了,我们便骑车返回。后来谈起,老邓说知道我们去过他家。 

  党的事业的艰巨复杂,造就了一批几起几落而不改初衷的共产党人。人无完人,正像老邓自己所说,他有他的错误和局限,但他在被批斗时,不肯低头;在逆境中,坚信马列主义;在顺境中,对于诸多编辑学子,施以援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敢于担当,这些品质实为常人难及。 

  老人家在性格上的特点,也连着他的成就和局限。一次拜访时,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做人要“内方外圆”,恰中我性格要害。坐在一旁的罗立韵老人调侃说,你自己都不“内方外圆”,还要谢宏“内方外圆”,老邓淡然一笑。 

   

  老邓坚信共产主义,以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定“守门人”而知名,但我对于有关宣传很不满足。我去《人民日报》工作后,一次去探访他时说,我们的一些文章对于社会主义的宣传过于空泛,新话不多。老邓很是警觉,“噢?你自己写写看”,又说“不要着急”。 

  正好有一个机会,1997年我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在那里完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这篇长文。文章围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再定义”提出,现实社会主义不是经典理论所透视的未来的理想的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有承继关系,又有异有同。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两相对峙,相互借鉴和交流,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动力(2015年我在《党的文献》上发表《我观“理论断层”》,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 

  这次学习对我个人是一次理论梳理,以后几年比较顺手的在《人民日报》撰写署名任仲平的政论,多是得益于这次理论梳理。遗憾的是,我未能及时送交老邓,当面聆听老人家的教诲。聊以自慰的是,几年后,听人转述他对我的评价是,“谢宏这样的人,1965年大学毕业到《红旗》杂志社,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学习成绩不错,但工作上无从下手,经过研究室几年的锻炼,分到出版署后就出类拔萃了,后来到了《人民日报》当副总编。据我了解,在同时的几位副总编中,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这里我想说的是,对于老人家的评价,我“自感弗如”。他的评价大概主要是根据那七八篇署名任仲平的政论而得出的,那几篇文章的写作,多是得益于与老人家谈话后写成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得益于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多年的熏陶和训练。 

  大概五六年前吧,老邓的听力、视力都已下降,对这个世界的感知越来越少,但他希望几位师友(当年的中青年,现已成为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每人选择十几万字的东西给他,请秘书读给他听,每天读几段。我送给他的十几万字,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以及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长文《论民主自由和人权》、《评改革开放二十年》、《五十年探索,五十年辉煌》、《沧海横流,人间正道》、《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等。老人年迈,不便交流,我已无从探知老人家看过之后做何感想。我有一种感觉,即使在耄耋之年,老人家依然沉浸在他无限眷恋的世界里。 

  邓力群老人已经作古,经中共中央审定的《邓力群同志生平》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审视历史,臧否人物,这是一个范例。 

  [责任编辑:杨文利]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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