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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央纪委
发布时间: 2018-01-25    作者:陈东林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5-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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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

  陈云(1905.06.13-1995.04.10),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掀起了一场反腐败风暴。决心之大,动作之速,令中国和世界瞩目。中央纪委在这场风暴中,起到了作战指挥部和中央调度室的作用。

  其实,中央纪委的这种作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成立的第一天,就鲜明地得到展示。中央纪委的传统和作风,一直是党能够纠正错误、不断前进的可靠保障。这要从恢复重建后的中央纪委的第一任书记陈云说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张曙,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党的领袖人物,特别是对研究邓小平和陈云颇有建树。他参与了《邓小平年谱》《邓小平文集》《陈云画传》《陈云家风》等重要著作的编选工作,还为《陈云与党风廉政建设》等电视文献片撰稿,最近又担任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副秘书长。因此,他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具有政治准确性和权威性,是可以想见的。这里只想评介的,是他书的另一个特点,在保证政治严肃性前提下,收集了大量细节,具有生动的可读性。读懂陈云,也就读懂了中央纪委。

  喜欢读人物传记的读者都知道,把一个领袖人物写到恰如其分的政治和理论评价高度,是很难的。而同时写出这个人物的独特个性和风格,用生动的史实细节吸引读者,使之有很强的可读性,避免千人一面,就更难。因为,这需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把握,需要党史和文学合成又不能虚构杜撰的笔力,需要能够去伪存真、沙里淘金的材料积累和独到眼力。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历史转折关头勇挑重担”,描述了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重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后,面对“文革”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和思想混乱,面对需要快刀斩乱麻、又要凝聚人心,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在中央纪委起到的定海神针作用。作者介绍了陈云的党内老资格和他在党的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后,特别写到,正是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振聋发聩地提出要为 “六十一人集团”、彭德怀平反,肯定天安门事件,对康生的问题予以批评,揭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小组讨论的解放思想序幕,也使陈云成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众望所归”。陈云能够代表党和国家、人民提出这些呼吁,不是偶然的,是他关注群众和社会的体现。书中有一个细节,陈云在考虑组成中央纪委集体的格局时,提出要选一些同“四人帮”坚决斗争的群众进入中纪委。汪文风,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研室主任,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诗抄》集体作者“童怀周”的主要负责人。中组部派人去调查汪,负责接待的人还拿“文化大革命”选拔“造反派”的口吻,不以为然地说汪是个“老保”。《人民日报》公布中央纪委委员名单以后,学校负责人也怕是同名同姓搞错了,打电话去市委问。汪就这样坐着公共汽车去参加了京西宾馆的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胡耀邦和邓颖超还为他是叫“江文风”还是“汪文风”争执了起来。陈云的不拘一格选人才眼光,摆脱了历来纪检部门神秘的印象,贴近了群众和社会。

  第二章,是“大刀阔斧领导平反冤假错案”。这是全书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分,描述了陈云为刘少奇、瞿秋白、张闻天、潘汉年、萧劲光、马寅初、徐懋庸等个人和群体冤假错案的平反和重新评价。这些人,涉及面很宽,时间跨度很长。有三位曾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一位是隐蔽战线的重要负责人,一位是戎马征战的将军,两位是文人,包括党外人士。历史背景不同,蒙受冤屈程度不同,处理尺度不同。作者通过事例,让我们看到了陈云纠正冤假错案的拍案而起、“有错必纠”的决心,及处理问题水到渠成的高超艺术手段。书中写到,陈云上任之初,就表示:“我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翻几个大案!”1978年底,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从监狱中被释放,带着子女来陈云家对陈云表示感谢。他们没有敢提为刘少奇平反的问题。没想到,陈云一见面就提出:少奇同志这个案子是全党最大的冤假错案!给刘少奇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党史上已经有过结论,不是罪过,是功绩。他指着办公桌抽屉说,你们给我写了很多信,我都留着,这些年我的处境也不好,我也不管用,但你们的事我都关心着。陈云的话,让王光美和子女热泪盈眶。但具体如何翻案,陈云是有耐心细致的考虑。如果轻率地由中央立即下达文件为刘少奇平反,势必引起人们思想混乱。他说:不能操之过急,要一件一件澄清,搞扎实,证据齐全,经得起历史的考验。1979年2月,陈云先是按照中央纪委工作程序,把一封建议为刘少奇平反的来信交给中央常委传阅,然后果断批示由中央纪委、中组部复查。经过十个月调查浩繁的卷宗和证人,陈云自己也出面作证,七易其稿,才向中央提出复查报告。中央据此决定为刘少奇平反。

  第三章,是高瞻远瞩指导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当时,中央领导层存在三种看法,第一种是旧的习惯思维,把与林江集团的斗争,看成是两条路线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种看法虽然已经没有市场,但也有人主张审理只能到中共十大为止,不能再往前查,否则就有“砍旗”问题。第二种是当做纯粹的刑事犯罪来审判,主张该杀的杀,大面积地判刑,最初提出的林江集团主犯多达108人,包括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等犯严重错误的干部。陈云作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直接领导着两案审理工作,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书中写道:陈云1981年11月写下了一大段批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利用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根据这个原则,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陈云坚决反对将江青判处死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坚持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不同意”。最后,大多数同志冷静下来,接受了陈云的主张。这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今天,回过头来看,陈云的冷静,不仅仅是个人气质,而是站在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必然。

  书中的第四章,是“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这在当前是很有借鉴和启发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之初,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系列违法乱纪行为,特别是走私贩私活动,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和市场管理,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1981年起,中央发出了一系列文件,要求端正党风,打击走私活动。但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对此认识不清,甚至认为走私也是开放的一种形式。书中写到,陈云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82年,中央纪委将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方干部严重卷入走私贩私活动的简报报给陈云。陈云脸憋得通红,情绪很激动,谈话时甚至拍了桌子,他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要是这样搞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他批示说:“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的文件后,一些地方和部门也有人反映,如七机部党组报告说:“怕涉及有权有势的大干部又处理不了。”陈云立即批示:“该办的不要讲情面。”他还在一篇文章上批示:“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还在一些尖锐意见下面画了线。书中写到,陈云对于斗争的艰巨性有足够的估计,说: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让秘书转告子女,出门小心别人拿车撞、拿刀子捅他们。

  事实证明,反腐败斗争,关键在于最高领导人有没有决心,能不能自己做到廉政。从陈云领导的中央纪委,到现在的中央纪委,我们看到党的优良传统和钢铁意志得到了传承。

  书的最后两章,是介绍陈云领导中央纪委“狠抓执政党党风建设”,和陈云自己在中央纪委“率先垂范堪称党风楷模”,也有许多理论上的亮点和感人至深的情节。

  一本介绍领袖人物历史的书,能否被广大读者接受,首先是要真实。一些哗众取宠的文章著作,虽然一时被称为披露“内幕”而轰动走红,但时间过去,被证明许多并不符合事实,也就被遗弃。其次是要生动。我们常常看到不少的著作,真实没有问题,但是生动则稍逊一筹,呆板单调,套话连篇。原因在于掌握材料不够和刻画笔力未达。这是需要掌握档案资料和自己刻苦积累收集的。我想,张曙作为中央部门一个研究者,他具备了两个条件,经过自己的努力又充分凸显了这一优势。所以他的这部书,可以说是两方面都达到了要求。读懂陈云和他的中央纪委,对于我们读懂今天的中央纪委,有很大的帮助。

  (作者陈东林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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