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1947年4月初，以陈云、萧劲光、萧华等人为首的中共南满分局和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领导和指挥我军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和根据地军民，在北满主力部队三下江南的有力配合下，仅用四个月时间便粉碎了国民党十万大军的围攻，共歼敌4万多人，收复城市11座，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彻底胜利，达到了坚持南满根据地、巩固北满根据地的目的，扭转了我军在东北战场的被动局面。我军随后乘胜发动夏季攻势，实现了东北战场上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折，为解放战争中敌我双方三大战略决战的第一个决战——辽沈决战创造了前提条件。我们今天纪念这一胜利，不仅要缅怀老一代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革命前辈们的丰功伟绩，更应当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深入探讨其胜利的原因，从中汲取宝贵经验，获取有益启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制定了以控制东北为核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为此成立了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共中央东北局。1945年11月，中央任命陈云为中共北满分局书记和北满军区政委，半年后又在东北局由沈阳撤到哈尔 

　　滨与北满分局合并、中央对东北局负责人进行分工调整后，被任命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这时，蒋介石为在关内进行大规模内战，与我党签订了关外停战15天的协议，且为了向东北增兵，实际停战四个月。1946年10月，蒋介石在完成调兵遣将任务后，制定了在东北战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集中8个师10万兵力，分三路围攻我南满根据地。那时南满我军只有两个主力纵队和两个独立师，总共不足4万人，所以不得不放弃一些地盘。至11月下旬，根据地被压缩在5个小县的范围，人口不足40万，更严重的是，南北满的交通联系被切断。 

　　此前前往苏军控制的大连和朝鲜洽商我军后勤事宜的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萧劲光，这时绕道回到哈尔滨，在东北局会议上反映了南满敌情和那里领导之间意见分歧的情况，建议派一位东北局领导同志前去主持工作。陈云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前往，并在发言中指出：南满是东北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坚持住，可与北满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如果丢掉，对北满极为不利。于是，东北局作出决定并报经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南满分局，任命陈云为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萧劲光为分局副书记和辽东军区司令员，已在南满的萧华为分局副书记和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陈云自从1946年11月绕道朝鲜进入临江，直到1947年底返回哈尔滨，在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的大小会议上发表了许多讲话，给东北局领导拍发了许多电报、书写了许多信件，对坚持南满斗争的意义、可能性、办法作了大量论述。重温他的这些讲话、电报、信件，可以看出他对这一战役胜利原因的分析，也可以从中得到对于我们今天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有益启示。 

　　我军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形势异常险峻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取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从陈云的论述中看，我认为大体可以归纳出8条原因。 

　　一、党中央、东北局方针的正确 

　　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的前一天，陈云在一封信中谈到南满问题已基本解决时指出，要取得最后胜利，关键在于坚决执行好党中央和东北局关于各个击破敌人的对策，这就是“各战场协同作战”。[②]1983年8月，他在同我谈《辽沈决战》一书编写意见时也指出：辽沈决战的胜利（当然包括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局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③]这个方针中，首先是毛泽东于1945年12月28日发给东北局的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事实说明，如果没有这个指示，如果东北局不是按照这个指示部署力量、布置工作，而是仍按照此前与国民党争夺大城市和中长路的思路搞下去，我党就不可能在东北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建立起四大块根据地，也就不会有四保临江战役乃至整个东北战场的胜利。 

　　二、坚持南满决心的坚定 

　　在陈云到达临江之前，辽东军区领导人之间在是否坚持南满的问题上确有不同意见。经过了解情况、同干部谈话和深入思考，陈云认为坚持南满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他说：南满“为东北重要的侧翼战略阵地”，[④]“对北满是一个重要的牵制敌人的力量”，[⑤]“保住南满，有全东北全国的意义。”[⑥]改革开放后，萧劲光在回忆文章中也写道，陈云当时为了向大家说明坚持南满的道理，把东北的敌人比喻为一头牛，说“牛头牛身子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⑦]1984年1月11日，陈云在回忆辽东军区高级干部的七道江会议时，也对我讲过当年他作出坚持南满决策时的考虑。他说：如果南满主力撤到北满，过长白山、北满失守、今后再往回打的损失加在一起，会有一万多人；相反，如果坚持南满，部队可能损失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但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与北满的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不使其集中力量打北满。所以，“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⑧]正因为如此，他在向东北局汇报工作的信中说：他和萧劲光到临江基本是解决一个问题，“即思想上树立起坚定不移的意志去坚持南满（不是打游击的南满，而是完整长白山区的南满，因为只有这样，对北满敌人的牵制作用才大）。”[⑨] 

　　三、群众工作的深入 

　　陈云到临江的第5天，正赶上朱德总司令60大寿。他利用辽东军区直属队干部召开庆祝大会的机会公开露面并发表讲话。当讲当前要做的三件大事时，说的第二件就是依靠人民，争取群众拥护。他说：“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是，没有农民就要不得了，有了农民就要了不得！” 东北老百姓虽然不如关内老百姓对于我们党那么了解，但“东北人民有百分之七十缺少土地，我们进行土改，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群众就会拥护我们。” 尤其当他们亲眼看见蒋介石的罪行，就会明白“到底谁好谁坏”。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正打仗，来不及搞群众工作，这种认识是不对的。“现在的条件总比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好得多。我们依靠人民，第一条就是领导群众翻身，做群众工作。” 他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群众纪律，说“农民看我们，开始先看我们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尔后才看政策。如果我们的群众纪律不好，老百姓讨厌我们，我们就等于打了败仗。反之，我们纪律好，老百姓说好，就等于打了胜仗。”[⑩]对于如何做群众工作的问题，他指出，主要是“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他说：“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的积极性是建筑在切身利益基础上的，得利益越多积极性越高。”[11]针对当时敌占区地主阶级对此前土改时清算斗争进行的反攻倒算，他提出主力部队到敌后作战，也不能忘了做群众工作，首先要保护农民当年分地所得之粮，其次是解除国民党来后的一切日常压迫，再次是尽一切努力使明年农民种上分得的地。因为群众工作做得深入细致，我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人民的帮助，而且农民不断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我军。 

　　四、南满内外线及南北满相互配合的紧密 

　　当陈云到临江时，南满已被敌人进一步压缩成只剩4个小县、22万人口的狭长地带。近4万人的主力部队要在这么小的地方作战，显然很难施展得开。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领导经过研究并由陈云拍板，决定第四纵队全部和第三纵队一部插到敌人后方去“大闹天宫”，与留在根据地的第三纵队的另一部分及地方武装之间互相合作，伺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事实说明，这一决策为此后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另外，陈云认为，坚持南满是为了巩固北满及全东北的根据地，再困难也要坚持，甚至“不惜将三纵、四纵打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以争取较完整的长白山。”“如无此决心，则必然这样也不便打，那样也不便打，其结果必然部队拖垮，山头失守，贻害全局。”[12]同时，他又认为，要使南满坚持住，最有效的办法便是东西北满配合行动，尤其北满利用松花江冰冻期主动出击江南之敌。“如北满主力不来，敌先南后北，估计南满将被击破，北满不久必危险。”[13]为此，他在给东北局领导的信件、电报中，反复阐述这个道理。他指出，我被攻战场容易产生保存实力、向困难屈服的思想，但这个思想好暴露，也好克服；而在敌对我取守势的战场，容易产生苟安思想，且容易被忽视。缺乏配合意识，主观上是因为当面无敌进攻，不易体会被攻战场的困难和其成败对各战场的利害；客观上是由于过去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中，我各根据地、战略区之间缺少配合的条件，因此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现在，我各根据地和战略区有了相互配合的必要和可能。对此，东北局领导与陈云的意见高度一致，所以只要陈云发电请求北满出兵南下，北满主力部队便会迅速出动。从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三下江南”每次都是在陈云致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之后的两三天甚至一天之后发动的。正因为我军采取南拉北打、北打南拉的战法，致使敌人顾此失彼，不断被我各个击破，最终不得不宣告南攻北守计划破产。 

　　五、我军士气的高涨和实力的增强 

　　陈云在分析四保临江胜利原因时，特别讲到了与部队士气和实力的关系。他指出：“和平转入内战变动了敌我两军的士气。打破和平幻想，使我军上下决心死打，开展了群众性的立功运动（作用很大）。” 相反，在国民党官兵的“面前则前途黑暗，士气顿降”。[14]他还具体分析了影响国民党军队士气的几个原因。首先，“民心不归蒋介石，这将影响到蒋军的士气。”其次，“蒋军大多是抽壮丁抽来的，所以我们能够一连一营地缴他们的枪。俘虏兵放下武器，马上就能回过头来打国民党。蒋军打仗的结果是越打兵越少。抽丁越多，兵越不能打仗。”[15]再次，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矛盾也影响其士气。例如，我军在通沟战斗中歼灭滇军三个营，敌我双方伤亡为15:1。“这表明我军将士英勇善战，同时也证明滇军仇蒋厌战程度甚深。”[16]战争是士气的较量，也是实力的较量。军队士气再高，如果战争经验缺乏、战场组织失当、物资和武器相差悬殊，要取得胜利也是很困难的。陈云指出，四保临江战役之所以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军的战斗经验、指挥经验和炮的组织提高了。有炮无炮是大区别，有了炮是否组织得好又是一个区别。南满敌人普遍地怕我军大炮。” 所以，他不同意把我军胜利说成是“瞎猫捉到死老鼠”的看法，认为这“来源于不了解敌我战斗力的变化（敌降我升）”。[17] 

　　六、一切为了前线思想的贯彻 

　　陈云从四保临江战役一开始就指出，南满的“第一困难是长白山区人少，因此粮少，房少，伕子（民工——笔者注）少，运输力少，安置伤兵的地方少。就其当地条件来说，只能打游击战，但从全局来看，必须打运动战。”[18]这显然是一个矛盾。再一个矛盾就是，机关“还是平常那一套，架子大，干部多，体弱者和妇女不少。”[19]为此，他要求“后方需要解决兵、粮、经费和精简（兵少官多）四个问题。”[20]对于机关精简，他提出凡“敌来‘扫荡’时，不能钻两个月山和露宿山头的，都应撤退到最后方去做事。”[21]为了加强粮食管理，他提出制定每人每天定量标准：前方部队2斤2两，后方部队2斤，后方机关1斤9两。为了解决部队吃菜问题，他提出前方每人每天增加2两豆子，每个师和军区直属部队开设油坊一座，每个团设立净米所和粉房，每个营开设豆腐房。为了解决兵源补充问题，他提出争取伤兵70%归队，俘虏50%留连队，地方动员一千新兵，抽机关及警卫人员下连队，部队减少伤亡，让我在大连的党组织征召部队等办法。他还以身作则，带头贯彻这些措施。1985年一天，他在同我谈到为了革命成功曾有千千万万烈士牺牲时说：“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有一个警卫班。四保临江时，部队伤亡大，我那个警卫班除了留下3个人外，其他人都被抽调到前线。”[22] 

　　七、党的建设的加强 

　　党的建设是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陈云在延安时期担任了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具体负责全党的组织建设，对此有深切体会、成熟经验和系统见解。当时集中在临江的干部，大多是从几个被敌占省份撤退下来的，而且来东北之前也分属不同根据地，加上“战”与“和”形势不断变幻，相互间有不同意见并不奇怪。陈云刚到临江，一来军情紧急，二来情况不熟，所以没有急于解决党内分歧问题。但当二保临江胜利、形势稍有缓和后，他便在南满分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用原则态度对待党内分歧。他说：“我们是处在比较困难的环境中，克服困难要依靠群众、军队和党内的团结力量，但主要是党内的团结力量。强调这条才能发动群众，消灭敌人。任何时候党内都有争论，对此同志们要有原则态度。”哪些是原则态度？他说：“（1）老实的态度，是则是，非则非。（2）负责的态度，争论事小，原则事大；历史上的事小，现在的工作事大。”他把党内能否团结、能否按原则办事，提高到能否完成中央和东北局任务的高度，指出：“我们搞的好坏，是老百姓翻身的关键。偶一不慎，夹杂私人意气，就会影响全中国、全东北人民的翻身，无脸面对生者，白白牺牲了无数先烈的生命，无脸面对死者！在这样的关头，要求共产党员严肃地遵循原则。只有高度觉悟到对东北人民、对全中国人民所负的责任，凡事才能采取原则态度。有了原则态度，则一切问题不会解决不了的”。[23]此后，他又在南满分局工作会议、直属机关纪念“七一”大会、分局干部会等多个场合，讲了如何运用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克服南满党内组织生活不健全、少数干部思想不健康的问题，并就此开展了党内思想斗争。这些工作为夺取四保临江战役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思想保证。 

　　八、南满所处地理环境的优越 

　　陈云在作出坚持南满的决定时，举出若干有利于坚持的因素，其中一条是“地理环境对我们是有利的”。[24]什么叫地理环境优越？他在1983年8月就编写《辽沈决战》一书问题同我作的谈话中，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勤补给和伤病员的运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25]1984年9月，他在同萧华谈该书编辑中的问题时又说：“那时，东北北有苏联，东有朝鲜，西有蒙古，我们就像坐在沙发里，缺什么可以向苏联要，南满的伤兵、弹药可以通过朝鲜转运。”[26]事实上，四保临江战役期间，包括陈云、萧劲光在内的我党和军队领导人来往于南北满，基本都是借道朝鲜；南满根据地的伤病员、弹药仓库、后勤基地，很多也是安置在朝鲜。另外，我们还通过朝鲜党和政府领导人，向苏联驻军要了不少日本关东军留在那里的武器。所以，临江、长白等县紧邻朝鲜的地理位置，的确是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的原因之一。 

　　今天，战争的硝烟早已离我们远去，“三座大山”早已被我们推翻，新中国建立至今也已68年。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面前有“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要完成这些任务，环境、条件与革命前辈所处的年代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从艰巨性、复杂性的角度看，一定意义上并不亚于那个年代。所以，我们仍然有必要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中汲取营养。仅从陈云对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的原因分析看，我认为起码可以得到以下5点启示。 

　　第一，只有认清历史发展规律才能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 

　　古今中外的革命历史都说明，每当革命形势处于危机时，就会有人动摇，甚至逃避、叛变。敌人重点围攻南满根据地时，也出现过这种现象。那时，一些干部对坚持下去缺乏信心，想放弃南满；一些当地新干部和民兵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逃的逃，叛的叛。针对这个情况，陈云一到临江，就在大会小会上反复讲历史发展规律，用以坚定大家对革命的信心信念。他说：“革命历史变化有一个规律，就是越到后来越快。” 共产主义的学说只有一百年，“而在这一百年中，前七十年做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就是法国巴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可是以后失败了。后三十年却完成了一件大事，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力量更飞快地发展扩大着，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业。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便能战胜困难，快点爬过山顶，转入反攻，争取胜利。”[27]他比较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区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到处发动人民自卫战争，这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相比，就有很大不同。他还具体讲到中国革命20年的历史经验，说其中“只有四个大字，就是‘越打越大’。”“井冈山初期，我们只有一二千人，到中央苏区时，全区人口才不过二百五十万人。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只有陕北一些县，到现在我们进行自卫反击战争，光战场就分东北、华北、华中好几个了······越打越大，就是我们人民军队发展的规律。”[28]他指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后30年，“出来许多人民民主国家。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谁也阻止不住。”中国“四亿五千万人的翻身，就在我们这一辈人的手里，这是历史已经注定了的。”[29]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再次陷入低潮。这时又有人发生动摇，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散布什么“共产主义遥遥无期”、“要使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等言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30]他说：“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31]而要“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32] 

　　毋庸讳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至今仍未摆脱低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不仅在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且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已稳居世界第二位；除中国外，还有100多个国家中的130多个工人阶级政党拥有1800多万党员；发达国家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新兴经济体国家迅速崛起，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而资本主义世界频发经济危机，至今复苏艰难，且内部矛盾加剧。所有这些都表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现在还处于低潮，但像当年中国革命那样，一定会再次由低潮走向高潮。 

　　第二，只有进行反复、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使形势向好的方面转变。 

　　大敌当前，是畏首畏尾，心存侥幸，还是抛弃幻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敢于斗争，这不仅是对人的意志的考验，也关系敌我双方的你死我活。陈云在四保临江期间的讲话，很多都是鼓舞大家要抱定歼灭敌人进攻的决心和信心，要准备打烂坛坛罐罐、付出必要牺牲，并且要进行“反复、长期、艰苦的斗争”。[33]他说，只要这样，“敌人的进攻是能够粉碎的，敌我力量是能够改变的，形势是能够改善的，南满是能够坚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减少牺牲，保存自己，壮大自己。”[34]对于为什么要在对敌斗争中不惜任何代价，敢打恶仗、硬仗、大仗的问题，他讲了三点理由：首先，在连续战斗中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有损失，“但以局部损失去换取全体胜利，正是保证每个局部取得恢复与发展的必要条件。”[35]其次，敌人围攻南满，一些原本解放的地区变成了敌占区，被清算过的地主、旧政权人员对农民反攻倒算，因此当这些地区重新解放后，农民由于担心国民党再回来而不敢拿地主的粮、分地主的地。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多“消灭敌人，这样群众才敢起来斗争。”[36]他还强调，在发动和支持农民反对地主压迫的斗争中“要用政府布告，充分使用政权的力量。”[37]再次，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实质是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但是，“单独靠学生的游行示威、喊口号，国民党是不会垮台的，而必须靠人民军队打胜仗。越是我们打胜仗，大后方的革命情绪就越高涨。”[38]他强调：“我们要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在大敌当前，表现英勇无畏；以积极、负责、努力和坚决、勇敢、顽强的精神，来狠狠地消灭敌人，这便是我们革命军人最高尚品质的表现。”[39] 

　　现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我国存在的矛盾大多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是，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例如，以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攻击对象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便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在这一思潮下，歪曲革命历史的有之，污蔑革命领袖的有之，抹黑英烈人物的有之，否定革命成果的有之，美化地主阶级、侵略势力、汉奸卖国贼的有之。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话，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这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他强调：苏联之所以解体，苏共之所以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这是前车之鉴啊！”[40]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党媒、党校，对于错误思潮要针锋相对，敢于发声，敢于亮剑；反复强调对于革命领袖的评价不能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要正确看待，对于一切为中华民族和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英雄要崇尚、捍卫、学习、关爱。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他着重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41]不久前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他又特别引用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的名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和1948年新年献词中的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42]在那篇新年献词中，毛泽东还用古希腊寓言关于农夫和蛇的故事告诫我们，绝不能怜惜“受伤”的敌人。 

　　但另一方面，斗争又要克服急躁情绪，不能奢望短时间就彻底打败敌人，幻想“毕其功于一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我们必须有很强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43]总之，对于敌人，无论拿枪的还是不拿枪的，既不能示弱、回避斗争，又要有斗争的韧性，准备进行“反复、长期、艰苦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中间群众，才能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使形势由不利向着有利方面转变。这是四保临江战役和所有历史给予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第三，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干革命离不开发动和依靠群众，这个道理几乎谁都懂。但怎样才能做到发动和依靠群众呢？是先发动、依靠群众，还是先按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老老实实、真心实意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谋取实际利益，然后再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呢？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和做法就不大一样了。陈云根据我们党的宗旨，早在延安时期就反复指出：“我们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44]“我们不仅要帮助群众解决大的问题，也要帮助群众解决小的问题。”“我们帮助了群众，群众就会积极、热情地帮助党和政府的工作。”“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45]“如果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而要开展群众运动，要群众热烈起来与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这是不可能的事。”[46]这些观点既是陈云的一贯主张，也是他的切身体会。 

　　东北长期被日本和伪满洲国统治，群众对共产党不了解，在抗战胜利之初一般视国民党为正统，这与关内情况有很大不同。面对这个实际，陈云认为我们党要在东北站住脚必须先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要做到这些，同样要先给群众以应得的利益。他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在东北仅仅减息和清算还不能满足大多数农民的要求，必须先剿灭土匪，再把开拓地、满拓地、汉奸地分给农民，并由政府帮助调剂农具、耕牛。与此相反，国民党一方面勾结土匪祸害老百姓，另一方面抓丁、抢粮、给地主撑腰、搞反攻倒算。两相比较，使东北人民终于看清了国共两党究竟谁好谁坏，对我党的拥护和支持更加由衷和热烈了。南满一些地区从搞土改到被国民党军占领，仅有半年时间，农民得到的甜头还不大，出现一些“反水”现象，于是干部中流传“东北人随风倒”的看法。陈云明确指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有害的。他指示深入敌后的部队，要一边作战、消灭敌人，一边帮助地方政府搞土改，为农民撑腰，“让广大受压迫的农民真正翻身，真正满足百分之九十的基本农民的土地要求”。[47]他说：“我们在东北所以能打胜仗，就在于我们发动了群众，大批农民参军。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工农群众服务。有了老百姓就能打胜仗，反之就要打败仗。”[48] 

　　我们现在已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和高科技时代，群众利益诉求的丰富性、多样性、变动性都比那时不知增强了多少倍。但是，我们要想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仍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要想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仍然要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先为群众谋利益，为群众排忧解难。习近平同志当选党中央总书记后发表的首次讲演就明确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9]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50]他还针对当前出现的新问题，提出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切实关心和扶持各类困难群众，聚焦重大疾病防控、食品药品安全、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大幅增加公共科技供给，让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放心的食品药品。”[51]这些说明，形势、环境虽然变了，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先予后取”的群众工作思路也不能变。只要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用为群众谋利益取得群众拥护、支持的优良传统，党的执政地位就会不断巩固，人民群众就会在我们党带领下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最终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四，只有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才可能保持党的团结统一。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群众工作、财经工作要靠党的领导，军事工作也要靠党的领导。如果党内争论不休，不能做到团结统一，仗同样是打不好的。因此，尽管当时敌情、军情都很紧急，陈云仍利用战争间隙，召开党的会议，解决党内思想问题。南满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且有先来后到之分，东北形势又复杂多变、忽战忽和，因此难免有分歧。但陈云认为，无原则纠纷是不正常的，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党内组织生活不健全。他表示,这些“必须以严肃的原则性去对付之。”[52]他具体讲了三条意见。 

　　一是要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陈云说：“这是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针对相互不服、私下议论，他提出“‘大广播’比‘小广播’好，正面讲比背后讲好。”[53]在分局直属机关纪念“七一”大会和分局干部会上，他针对少数干部怕艰苦、闹地位、搞腐化的问题指出，“过去我们是照顾政策，现在要来个揭穿政策。”[54]他直截了当地说：“要享福的人，你走错了路。” 他批评有的在关内是区、村干部，到东北成了县级干部的人，“脑子里不想自己行不行，将来是不是让位于比自己能干的干部，却闹起地位来。”他说：这些人“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自己服务，为当区长、为金镏子奋斗。”“应该好好想一想，到底为人民服务了多少，为自己服务了多少。一个人只有经常反省，才会进步。”[55]对于有人担心这样正面、坦率地揭穿错误，被批评的人会不会闹翻，会不会躺倒不干。他回答得很干脆：要睡就睡，要走就走，不要怕；闹翻比不戳穿好，对邪气要“晒太阳”。“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会跌觔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要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56]陈云不仅这样要求别人，也这样要求自己。例如，四保临江时期，南满土改工作发生“左”的偏向，他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向中央写出检讨报告。20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编辑他的文选，他特意让我转告编辑组，一定要把这份报告编进去，并说：他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57] 

　　二是党内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陈云指出：“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58]另一方面，不能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 [59] 

　　三是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陈云说：“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60]他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的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61] 

　　我们党现在所处的环境与革命战争年代比，有着天壤之别，正在经受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考验。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到，我们党在政治生活、民主集中制、纪律方面存在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他说：“计划经济时期，社会资源配置靠各级组织完成，组织的作用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都十分明显，个人对组织的依靠感和归属感很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管理模式，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对党内生活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引发了种种问题，组织观念薄弱、组织涣散就是其中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62]“这些年，一些地方和部门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的是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以至于一些人不知党内政治生活为何物，是非判断十分模糊。”[63]“现在，党内生活不正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64] 

　　对于这些问题如何应对呢？是搞一团和气、得过且过，还是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撕破脸皮、公开揭露？习总书记说得好：“我们所追求的团结，是建立在党性原则基础上，同志们掏心见胆、并肩奋斗的真团结；而不是那种表面一团和气、实际上相互较劲设防的假团结。”[65]他指出：“我一直在想，我们党有什么法宝可以保证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我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是其中很重要的法宝。这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66]“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67]“一些同志就说不得、碰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不要说革命战争时期，就是往前推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初也不是这样，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班子里都是直来直去、开门见山，什么事情都摆在明面上，对你有意见都是亮堂堂的。”[68]可见，党所处的环境变了，但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遵守纪律的原则并没有变也不能变。陈云在四保临江期间抓党的建设的经验，对我们仍然富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五，只有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才可能作出合乎实际的决策。 

　　陈云过去常讲，在延安的时候，他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他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并要他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他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并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他谈这个问题，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后来，他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毛主席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了解到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部。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从全面的实际出发呢？他经过反复思考，总结出了十五个字的心得体会，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这十五个字至今未能从延安时期的文献记载中找到，倒是最先在南满分局的会议记录上发现了后面六个字。陈云当时说，交换，就是对同一个问题，要和其他同志交换看法，这样就会减少片面性；比较，就是要把不同决策方案的利弊得失加以比较，从中选择利大弊小的方案；反复，就是制定了决策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以便在出台之前发现缺点，及时改正。他指出，从他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69]他在四保临江的实践，可以说就是对上述六个字的最好注释。 

　　陈云过去从没指挥过打仗，领导四保临江战役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与军事指挥。正如他到临江后所说：“我感到有困难的，决非在人事，这我完全可以对付，困难在于军事，我毫无经验。”[70]那么，为什么他能在军事问题逼到眼前时迅速作出决策，而且事后总能被实践证明这些决策是正确的呢？只要看看他那一时期的论述就会发现，他提出的有关军事上的意见，都是运用了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比如，前面提到他作出坚持南满的决策，就是运用的这个方法。他建议北满出兵南下，运用的同样是这个方法。他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电说：北满主力南下后，敌人也可能南守北攻，但我南满兵力可以阻敌北进。万一没阻住使哈尔滨失守，总比敌先南后北，最终哈尔滨仍没保住的情况要好。因为我南北阵地都在，全东北仍可保持长期斗争。北满主力南下后，南满仍被敌击破的危险也存在，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我以南下主力及三、四纵队利用山地消灭敌人而保住南满，迟敌北进，甚至保住北满。“再退一步想，在拼死力争之后，南满仍被击破，那时除必要留在南满敌后的部队外，一部主力可以转到东满、北满，不致全部陷死于南满敌后。”[71]结论是：“各满配合行动后，可能会遭到北满若干地方失陷及敌迅速增兵东北的后果，但较之被敌各个击破仍然有利。”[72]这些显然都是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结果。可见，只要思想方法对头，过去没有做过的工作照样可以做好；反之，有再多的经验，工作照样做不好，还会犯错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号召全党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陈云在延安时期同毛泽东反复探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话题，并提炼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个带有鲜明特点的“十五字诀”。他说：“对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践行了一生。”[73]同是那篇讲话中，习总书记在历数陈云同志一生功绩时还特别提到：“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同志参加领导东北解放。”他指出：“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今天纪念四保临江战役胜利70周年，就要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更好地学习陈云的精神，更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不懈奋斗。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 

　　[*]这是作者2017年4月15日在陈云纪念馆举办的“纪念四保临江战役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作的主题报告。 

　　[②]《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③]《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 

　　[④]《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 

　　[⑤]《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⑥]《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页。 

　　[⑦]萧劲光：《四保临江的战斗岁月》，《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页。 

　　[⑧]《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96页。 

　　[⑨]《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 

　　[⑩]《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58、559、560页。 

　　[11]《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24页。 

　　[12]《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 

　　[13]《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14]《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94页。 

　　[15]《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2页。 

　　[16]《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88页。 

　　[17]《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94、595页。 

　　[18]《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页。 

　　[19]《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20]《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78页。 

　　[21]《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22]《论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23]《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81页。 

　　[24]《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78页。 

　　[2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26]《陈云年谱（下）》（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13页。 

　　[27]《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60页。 

　　[28]《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57页。 

　　[29]《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3页。 

　　[3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 

　　[3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32] 2016年7月2日《人民日报》。 

　　[33]《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67页。 

　　[34]《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7页。 

　　[35]《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页。 

　　[36]《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80页。 

　　[37]《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79页。 

　　[38]《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1页。 

　　[39]《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4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41] 2014年8月21日《人民日报》。 

　　[42] 2016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4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44]《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45]《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46]《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47]《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01页。 

　　[48]《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4页。 

　　[4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50]《求是》2013年第1期，第6页。 

　　[51] 2016年6月1日《人民日报》。 

　　[52]《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53]《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54]《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页。 

　　[55]《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页。 

　　[56]《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 

　　[57]《论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58]《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59]《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 

　　[60]《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 

　　[61]《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 

　　[6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65页。 

　　[6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 

　　[6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52页。 

　　[65]《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66]《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82-83页。 

　　[6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页。 

　　[68]《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138页。 

　　[69]《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 

　　[70]《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71]《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333页。 

　　[72]《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72页。 

　　[73] 2015年6月1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