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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成就、经验和意义——纪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周年
发布时间: 2018-06-20    作者:汪海波    来源: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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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展了四十年, 对改革的成就、经验和意义进行总结, 对于发展改革理论, 推进改革不断深化, 在国际上传播中国方案, 充分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 都十分重要。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 

  中国在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就基本上建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与之相应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经过二十多年, 这种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纠正了此前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 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自此中国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征程, 至今已有四十年。 

  依据改革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征, 可将改革进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一是市场取向改革的起步阶段 (1978—1984年) , 二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 (1985—1992年) , 三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制度初步建立阶段 (1993—2000年) , 四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制度完善阶段 (2001—2011年) , 五是以市场取向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2012—2020年) [1](1)。 

  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并不是要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而是要把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 也是衡量改革成就的根本标尺。 

  第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共同存在从来都是发达的商品经济 (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 即市场经济, 下同) 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亦复如此。因此,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中国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包括八个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现代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开放型经济和市场中介组织[2]。正如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一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因此,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改革成就的一个基本方面。 

  中国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 原来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改造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 原来的个体经济也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 私有经济所剩无几。经过之后的二十年时间, 私有经济就被扫荡无遗, 濒临绝迹! 

  但1978年以来, 经过改革, 从零起步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数据显示, 2016年非公有制经济 (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下同)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3]。其余下的占比, 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这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已大幅下降, 非公有制经济的占比大幅上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就建立并发展起来。 

  以上是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的, 下面再以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工业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做进一步说明。表1所列的数字清楚表明:伴随改革在各个阶段的进展, 社会主义国有工业在工业增加值总量中的占比趋于大幅下降, 而非公有制经济工业的占比趋于大幅上升。前者由1978年的77.6%下降到2016年的24.7%, 后者由0%上升到57.1%[1]。 

  表1 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工业增加值总量中的占比 (2) 

 

  上述国内生产总值构成和工业增加值构成, 确凿无疑地证明:改革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 

  第二,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层生产单位已经和正在改造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 

  社会基层生产单位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历来都是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另一个基本条件。这一点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例外。但在改革以前, 无论是国有经济, 还是集体经济, 其基层生产单位都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 前者是政府附属物, 一切生产经济活动均听命于政府行政指令, 后者是准政府的附属物, 大体上也是如此。这是一种适应计划经济要求的基层生产单位的形式, 但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全不适应。因此, 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主体, 就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 将这种作为政府附属物的基层生产单位改造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否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建立。 

  改革以来,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单位已经或正在改造成为市场主体。就国有经济来说, 其基层生产单位的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公司化改造, 余下部分也正在加紧进行。据统计, 到2016年底, 全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面已经达到了90%以上;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 其各级子公司改制面已经超过92%。按照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实施方案》要求, 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在2017年全部完成公司制改造[4-5]。但对国有经济来说, 仅仅实现基层生产单位的公司化改造, 最多只完成了改革任务的一半, 其另一半就是要从对国有企业监管层面实现由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的转变。这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必经途径, 也是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前提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 这方面的改革也已启动。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是实现以管资本为主的一个重要方面。2014年国资委从诚通集团、中国国新集团两家中央企业启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2017年, 又有国投、中粮、神华、宝武、五矿、招商局、中复、保利8家中央企业进行这方面的试点。在37个省级国资委中, 已有21个组建了52家国有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企业已经取得良好效果。10家试点中央企业2016年实现利润总额2 450亿元, 比上年增加765亿元, 同比增长45%, 远远超过中央企业的平均水平[6]。今后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工作, 有望加速进行。 

  就农村集体经济来说,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 就将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改造成为以农户家庭承包制为基础, 并与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据统计, 到1983年末, 全国实行联产承包制的生产队已经占到生产队总数的92.3%[7]。这种以“二权”分置 (1) 为特征的农村经济改革, 使得承包土地的农户拥有独立的经营自主权, 从而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后来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 (特别是发展规模经营) 的需要, 从2003年开始, 就确认了承包土地的农户对承包地的流转权。于是又开启了以“三权”分置 (2) 为特征的农村经济改革。有数据显示, 到2016年底, 在全国拥有承包地的2.03亿农户中, 已有近7 000万农户部分或全部流转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农村流转的土地已达到4.7亿亩, 超过了承包地总数的35%。实践表明:以“三权”分置为特征的农村经济改革, 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强化了承包土地的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 

  上述情况表明:在论及中国经济改革成就时, 如果只讲上述第一点, 而不讲第二点, 那是很不全面的。实际上, 第一点只是表明改革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基本成就, 而第二点则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层生产单位由原来作为计划经济的实现形式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的转变。这也是改革成就的一个基本方面。无论是缺少第一点, 还是缺少第二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不可能建立。 

  至于非公有制经济, 其本身就是市场主体, 不存类似在公有制经济中生产单位改造为市场主体的问题。 

  第三, 价格已经并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调节者。 

  从一般意义上说, 市场经济的本质含意就是市场成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者。当然, 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 中国实行的并不是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而是现代的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市场经济, 并且是有较多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8]。但在这方面有一个度, 即必须使市场成为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超过了这个度, 就又回到了计划经济。 

  市场作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者, 主要是通过作为其核心机制的价格实现的。因此, 价格的市场化就成为衡量中国市场取向改革成就的又一个基本标志。 

  改革以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从总体上说, 产品和要素价格都是由国家指令计划决定的。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 

  但改革以来, 不仅已经逐步形成了由产品 (包括服务) 市场和要素市场等构成的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 而且其价格决定也在不同程度上, 并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这一点在产品价格决定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表2的数据表明:伴随改革在各个阶段的进展, 产品价格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市场调节。在1978—2007年, 政府指令定价在农副产品销售总额、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的占比分别由92.7%下降到1.1%, 由97.0%下降到2.6%, 由100.0%下降到5.4%[1]。 

  表2 政府指令定价产品在各类产品销售总额中的占比 (1) 

 

  诚然, 在改革进程中, 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的进展是有先有后的。总的说来, 在产品价格市场化方面, 生产资料价格市场化, 滞后于消费品价格市场化;在产品和要素价格市场化方面, 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滞后于产品价格市场化;在要素价格市场化方面, 资本价格市场化滞后于劳动力价格市场化;在资本价格的市场化方面, 汇率的市场化又滞后于利率的市场化。 

  但总体上看, 当前中国不仅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市场化, 而且要素价格也在不同程度上, 并正在走向基本实现市场化。不仅劳动力价格早已实现了市场化, 利率也在近几年基本实现了市场化, 汇率市场化也加快了实现的步伐。 

  上述反映中国改革成就的三个基本方面, 虽然没有包括改革的全部成就, 但从这里仍然可以做出结论:中国经济改革经过前述五个阶段的发展, 不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 而且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这里还需要着重指出:上述事实还凸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改革方面取得的更为巨大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过一个很好的概括。他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 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 着力增强改革体系性、整体性、协同性, 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 推出一千五百多项改革举措,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9]。习近平总书记这里说的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显然,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述, 准确地反映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展, 尤其是准确反映了作为改革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 

  当然, 中国面临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 还处于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要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还要做艰苦的工作。但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二○二○年, 在主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0], 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中国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有益经验。 

  就社会主义各个国家经济体制发展的历史看, 计划经济体制在历史上都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否定这一点是不符合史实的。但社会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伴随经济的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不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实也早已充分显露出来。但在这方面的改革之所以裹足不前, 迟迟不能启动, 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 并一直得到社会主义各国奉行的理论, 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 商品经济也就随之消亡, 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经济。这样, 商品经济就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二者是根本不能相容的。所以, 要进行旨在根本否定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 首先就要在理论上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商品经济 (即市场经济) 不能相容的理论, 提出二者可以兼容的理论。这个关乎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理论问题, 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者邓小平解决的 (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但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 还有赖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创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同市场经济兼容的实现形式。这个问题正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解决的。 

  就当前的实际情况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同市场经济兼容的形式。如前所述, 其基本点有二:一是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同时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将原来的国有经济改造成为商品经济的最主要载体, 从而成为可以同商品经济兼容的经济形式。现在经过改革国有经济已经成为这种经济形式, 并正在趋于完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原来作为国有经济的基层生产单位的国有企业 (1)改造成为公司制企业, 并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 同时在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方面实行由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的转变。对原来的集体所有制也创造了可以同商品经济兼容的形式。就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农业集体经济来说, 先是实行了以“两权分置” (即土地归集体所有, 但承包土地的农户拥有土地的承包权) 为特征的改革, 使得承包土地的农户初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21世纪以来, 又开始并正在实行以“三权分置” (即土地归集体所有, 农户的承包权又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 在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 其经营权是可以流转的) 为特征的改革。这就使得农户成为更完善的市场主体, 更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式。至于非公有制经济, 天然就是同市场经济适应的, 它们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是促进公有制经济改革的重要因素。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同时, 又在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样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从整体上成为可以同市场经济兼容的经济形式。当然,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其兼容的范围和程度还会随着改革的进展而进一步扩大和提高。从这方面来说, 并从比较完整的意义讲, 中国创立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 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经验。 

  就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史看, 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商品经济兼容的经验, 是中国的独一无二的创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主要是由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探索并创造了一系列符合改革客观规律要求的途径。其中重要的有: 

  第一, 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基本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推进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这样, 就既坚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又发展了市场经济;既避免了苏东国家由经济改革导致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邪路, 又避免了1958年和1970年两次行政性分权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强化的老路[7]。 

  第二, 依据作为唯物论基本原则的实事求是, 坚持解放思想, 一切从实际出发。既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的理论, 也不拘泥于社会主义各国长期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的实际, 而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 确定必须进行市场取向改革。而且在整个改革进程中坚持改革举措都要经过试点, 依据试点经验的总结, 确定改革的进程。 

  第三, 依据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最根本原理, 坚持以生产力作为判断改革是非的根本标准。在这方面邓小平有过一个经典表述。他说:“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这个金标准曾经是启动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动力, 是鉴别改革是非的根本尺度, 是批判和克服一切阻碍改革的错误思想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现在和今后仍有这样的作用。 

  第四, 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的根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 坚持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人民, 改革推进紧紧依靠人民, 改革成果由人民分享。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农村掀起的以“二权”分置为特征的改革, 曾经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 在推动整个经济改革方面起过领头羊的作用。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改革从农村开始, 农村见了成效, 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这个领头羊就是农民群众创造的。“改革开放中许多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11-12]而且, 改革以后, 中国人民的福祉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未有的大幅提高, 人民有了深深的获得感。 

  第五, 提出了经济改革是动力、经济发展是目的、社会稳定是前提的原则, 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显然, 这些原则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则的贯彻执行, 尽管改革以来也发生过多次经济过热, 个别年份局部地区还发生过不稳定情况, 但总的说来还是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和社会的总体稳定, 从而为改革的顺利发展创造了基本的经济、政治条件。 

  第六, 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 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提出并坚持贯彻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战略方针。在任何社会条件下, 其经济基础都需要有与其相应的民主和法制来维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正是对这个战略方针的贯彻, 一方面充分调动了亿万群众的改革积极性, 强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展, 另一方面又保证了改革的有序进行。 

  第七, 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 提出并坚持贯彻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这样, 一方面,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另一方面, 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经济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更重要的是保证了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八, 依据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矛盾法则, 坚持在改革进程中同否定改革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 维护计划经济的思潮与主张改革的思潮进行了反复的较量, 邓小平在90年代初的重要讲话对此做了结论。此后, 这个斗争趋于平息, 但并没有结束。当前的主要错误倾向是以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成就为特征的历史虚无主义。但也值得注意:有一种观点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过程中, 又为改革前“左”的错误 (包括计划经济的实践) 进行辩护。 

  第九, 矛盾论指出, 客观世界任何矛盾统一体所包括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其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起决定作用的。作为矛盾统一体的改革, 其所包含的各个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也存在这种关系。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是运用了这个原理, 有效发挥了改革所包括的各个部分相互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实施了突破重点、带动全面的方法。其最明显的例证, 就是首先通过着力发展天然具有市场经济性质的非公有制经济, 来促进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国有经济) 的改革, 首先通过着力发展对外开放, 使天然具有市场经济性质的外资经济, 来促进国内改革。 

  第十, 依据辩证法关于量变和质变的原理以及改革本身的固有特点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改革本身是极其复杂的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自上而下有领导地进行的。这样, 改革领导者由于受到认识规律的制约, 不可能一次就完整地把握改革的客观规律, 只能通过改革实践的逐步推进和改革经验的逐步积累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其一。其二, 改革包括各个领域, 每个领域还包括各个方面。这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改革, 其要求具备的条件和难易程度都是有差别的。仅此二端, 就足以充分证明:改革不可能采取突变的方式, 而只能采取渐进的办法。比如, 农业集体经济的改革就是由“二权”分置的改革发展到“三权”分置的改革。国有经济的改革就是由扩大企业自主权发展到承包经营制, 再发展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监管也由主要管企业发展到主要管资本。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具有众多优点。比如有助于避免在改革中犯大的错误, 出了错误也易于改正。 

  第十一, 在改革进程中, 尽可能兼顾了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 从而为改革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经济关系首先是经济利益关系。从某种相同意义上说, 这一点对基本经济制度和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都是适用的。这样, 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 为了顺利推进改革, 在采取改革措施时就必须兼顾各社会群体的合法利益, 尽可能减少改革阻力, 以利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十二, 依据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民主集中制原则, 采取顶层设计和典型实验相结合的方法。按照唯物论认识论, 人类认识真理必须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典型实验是取得作为感性知识的经验的好方法, 而顶层设计又是把经验上升到理性知识的捷径。民主集中制要求在民主基础上集中, 在集中指导下民主。因此, 典型实验和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方法, 是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概括起来说, 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的创造性运用。 

  需要着重指出, 上述各项经验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体现得尤为突出。这是2012年以来, 中国经济改革能够迈出更大步伐, 取得更大成就的一个根本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结改革以来的基本经验, 精辟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9]据此, 可将上述各项改革经验从根本上概括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当然, 按照矛盾普遍性的原理, 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既有作为改革实践主要方面的经验,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教训, 这里仅从理论的研究和宣传的视角做些分析。 

  改革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滞后于改革实践的需要, 是其中的一个突出方面。这一点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国有经济改革方面。其主要之点有二:一是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由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国有经济的弊病, 不仅在于把国有企业变成了政府附属物, 而且在于国有经济分布面过广, 国有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有经济不仅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 (这是必要的) , 而且遍布竞争性领域 (这是不必要的) 。在国有企业组织结构方面, 大中企业占比过小, 小企业占比过大。这就必然造成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较低, 竞争力不强。因此, 实行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组织结构的战略改组, 就成为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的必要前提。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国有企业的改革, 但直到90年代下半期才明确提出了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的方针。二是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国有经济的监管层面。在这方面实现由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 既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必经途径, 也是国有企业实现公司化的必要前提。而且上海等地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初步创造了实现由管企业到管资本的形式[7]。但由于多种原因 (其中包括理论上未进行及时有效的总结) , 以至这个转变直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才开始提出。 

  改革理论研究和宣传滞后于改革实践的需要, 在集体经济改革方面也反映出来。如前所述,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完成了以“二权”分置为特征的改革。其后发展规模经济是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在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 实现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就成为发展规模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但由于上述同样原因, 直到2003年才明确提出: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有这些都延缓了改革的进程。 

  但上述理论研究和宣传滞后于改革实践需要的状况,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也有根本改变, 其突出表现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文件, 其数量之多、频率之高、涉及面之广、切入实际之深、问题导向之明和指导力之强都是改革以来从未有过的。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理论研究以及智库建设的作用紧密相联的。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还专门就智库建设作了重要指示, 党中央就此作了总体部署[13]。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一) 改革使中国经济发展跃上了新的历史阶段 

  1.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适度、稳定、持续增长 

  这里说的适度就是现实经济增长率适应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要求。因为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决定现实经济增长率的本质, 前者是由后者决定的现象形态[2]。所谓稳定就是经济周期运行实现了微波周期。所谓持续有二层含意:从浅层次意义上说, 就是经济都是逐年增长的, 没有负增长年份;从深层次意义上说, 就是经济增速实现了在微波周期的波动幅度内的长期增长。 

  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贫穷落后状态相比,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 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改革后经济发展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当前以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经济发展成就为特征的历史虚无主义, 是完全站不住的。 

  需要指出的是, 以上述适度、稳定、持续标准来衡量,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在这三方面都没有做到。就适度来说, 乍一看来, 这期间年均增速为6.1%, 并不算低。但问题在于:这期间发生的三次超强波周期和两次强波周期的波峰年的经济增速都远远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 以致波谷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这样, 平均算来, 增速并不高。这期间发生的五次强波周期和超强波周期突出地反映了经济增长极不稳定。这期间连浅层次意义上的持续增长都没有做到。1953—1978年, 曾经出现了6年经济负增长, 即1960—1962年每年分别负增长0.3%、27.3%和5.6%;1967、1968、1976这三年每年分别负增长5.7%、4.1%和1.6%[14]。 

  改革以来在这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实现了经济的适度、稳定、持续增长。就适度来说, 尽管1979—2011年经济年均增速达到了9.9%[15], 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16]。而且发生了五次中波周期, 也没实现稳定增长。但2012—2016年经济年均增速仅为7.3%[14], 实现了向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回归。作为波峰年的2012年经济增速为7.9%, 作为波谷年的2016年为6.7%, 其落差仅为1.2个百分点, 这表明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且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14项基本方略来看, 思想和方略的贯彻实施, 必将使得经济稳定增长态势能够延续下去。这样, 改革以来就不仅在浅层次意义上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而且能够在深层次意义上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2.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优化 

  经济结构包括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等方面。经济结构优化包括两方面:一是由结构不协调状态逐步趋向协调;二是结构由低级走向高级的发展。但限于篇幅, 这里只论述其中不仅具有工业化意义而且具有现代化意义的第一、第二和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变化。 

  在1953—1978年期间, 由于长期片面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致使这期间工业年均增速分别为第一产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5.5倍、1.6倍和2.1倍。这样长达26年的巨大增速差距, 导致工业 (主要是重工业) 与第一产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失衡, 以致在1952—1978年期间, 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17.6%猛增到44.1%, 第一产业的占比由51.0%大幅下降到27.7%, 建筑业的占比只由3.2%微增到3.8%, 第三产业的占比极不正常地由28.2%下降到24.6%[14]。这些数据表明:改革前产业结构失衡情况已经达到了无以为继的严重地步! 

  改革以后,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 从根本上摈弃了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使得改革前经济严重失衡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在1979—2016年, 第一产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年均增速分别由1952—1978年的2.1%大幅上升到4.4%, 由7.2%显著上升到10.4%, 由5.4%大幅上升到10.5%;而工业由11.5%下降到10.9%[14]。 

  但这些数据不只表明经济比例大体趋于协调, 同时还表明了经济结构的升级;其升级又不只表明了工业化的发展, 而且表明了现代化的发展。这突出表现在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的上升。世界现代经济史表明: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上升到绝对意义的主要地位 (即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超过50%) , 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标志[17]。而2016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51.6%[15]。这是中国经济结构由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3.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转型 

  这里说的经济转型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经济增长主要由工业增长拉动向由第一、第二和三产业协调增长拉动转变;主要由投资拉动向主要由消费拉动转变;主要由物质资源投入拉动向主要由科技创新拉动转变;由环境破坏型向环境保护型转变;由经济速度型向经济效益型转变。 

  第一, 经济增长实现了主要由工业拉动向第一、第二和三产业协调增长拉动转变。 

  如前所述, 改革前由于长期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 致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增长拉动。改革后, 逐步改变了这种不平衡增长的状况, 使得经济增长走上了依靠第一、第二和三产业协调增长拉动的道路。适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要求, 第一产业增加值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大体上正常地由1978年的9.8%下降到2016年的4.4%, 第二产业由61.8%下降到37.4% (其中工业由62.2%下降到30.9%) , 第三产业由28.4%上升到58.2%[15]。 

  第二, 经济增长实现了主要由投资拉动向主要由消费拉动的转变。 

  改革前由于长期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增长,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来拉动。改革后, 逐步改变了这种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增长道路, 使得经济增长实现了主要由消费增长来拉动。1978年,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7.0%, 而消费的贡献率只有38.3%。但到2016年,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64.6%, 资本的贡献率下降到42.2%[15]。 

  这里还需着重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史上, 第一次实现了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速超过了经济年均增速, 真切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福祉的目的, 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第三, 经济增长实现了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拉动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拉动的转变。 

  1952—1978年, 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3.71倍和15.94倍, 而作为主要一次能源的原煤和钢材分别增长了92.64倍和19.83倍, 这表明原煤的增长倍数比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倍数分别高出24.97倍和5.81倍;钢材的增长倍数分别高出5.34倍和1.24倍[18]。这些数据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期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物质资源投入增加拉动的。但在改革以后, 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1980—2016年, 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量和煤炭消费量已分别由13.14 (吨标准煤/万元) 下降到0.47 (吨标准煤/万元) 和由13.30 (吨/万元) 下降到0.46 (吨/万元) , 分别下降了26.95倍和27.91倍[18]。 

  与能源物耗大幅下降相对应, 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19]。科技进步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中国科技进步在世界上也由跟随、并跑为主迈上以领跑、并跑为主的新阶段。 

  第四, 经济增长逐步实现由环境破坏型向环境保护型转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长期片面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而且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投入拉动经济增长, 就必然会造成对环境的严重破坏。 

  改革以来这种状况逐步有所改变。主要是由于确立和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加大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更为明显。这样, 环境质量稳步改善。比如城市空气状况趋于好转。2016年, 在监测的338个城市中, 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24.9%, 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20]。但是, 中国环境恶化的状况并没根本好转, 治理环境和保护生态还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第五, 经济发展逐步实现了由速度型向效益型的转变。 

  改革以前, 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是经济战略的中心。这突出表现在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与此相联的“大跃进”战略上。这一点也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直接相关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为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战略提供了体制基础。这是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中心的经济战略得以长期实行的根本原因。经验表明:正是这种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增长, 必然导致国民经济基本比例的严重失衡, 导致多次发生强波周期和超强波周期, 导致经济效益低下。社会劳动生产率是经济效益最重要指标, 而且具有较强的可比性。1953—1978年,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6.1%[14], 并不算低, 但经济效益很低。这期间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只是2.3%, 二者增速之比 (以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1) 竟然高达2.7∶1。从上述的经济增速在经济战略中的地位及其对经济比例和经济效益的作用看, 可以认为改革前的经济发展具有速度型的特征。 

  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依据对改革前经验的总结, 重申了1981年党中央提出的“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21]此后,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战略又得到了不断发展, 并在经济工作中逐步得到了实施。这一点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更为突出。这样, 改革以后, 就逐步改变了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为中心的经济战略, 代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战略。这就使得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和经济周期强烈波动的状态逐步得到改变, 经济效益逐步得到提高。1979—2011年,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达9.9%, 高出1953—1978年3.8个百分点。同时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也高达7.8%, 高出1953—1978年5.5个百分点。2012—2016年二者增速仍然分别高达7.3%和7.0%[18]。这些成就固然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战略的贯彻实施, 显然是一个最重要因素。 

  前述情况表明:经济增长以工业增长拉动为主, 以投资拉动为主, 以物质资源投入拉动为主以及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无一不是实施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为中心的战略造成的后果。而经济增长由第一、第二和三产业协调拉动为主以消费拉动为主, 以科技创新拉动为主, 以及环境得到保护又都是与实施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战略直接相联系的。因此, 在上述五种经济转型中, 经济发展的速度型向效益型的转变, 是最根本的经济转型。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中否定的只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为中心的经济战略以及由此造成的速度型经济, 而并不否定速度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 适应潜在经济增长率要求的速度, 是经济比例协调、经济效益提高、人民生活改善提高、生态环境改善和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还需要说明, 中国经济转型还没有完成, 但已经迈出了决定性步伐, 而且其前景是可以看好的。 

  4.改革推动中国工业化步入了后期阶段, 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 

  建国以来, 中国工业化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步伐。2016年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的后半段。这样,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伟大目标, 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国工业化是在现代化条件下进行的。因此, 在工业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同时, 又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这样, 中国工业化的完成阶段, 是同现代化初步实现阶段结合在一起的。这方面的综合指标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0—2016年, 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由50.9%上升到56.2%[19]。但需说明, 不能把这个56.2%全部看成是经济现代化的指标。实际上, 这个56.2%虽然是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但却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是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二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且前者占了大部分, 后者是小部分。只有这样的分析, 才能同中国当前工业化占主要地位、现代化居于第二位的经济构成相吻合;否则, 不仅不符合中国现阶段经济的具体情况, 而且在逻辑上都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5.改革使中国迈上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并向经济强国挺进 

  第一, 中国经济总量指标, 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已经跃升到国际前列。在这方面, 自2010年以来, 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二位, 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计算, 2016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由2012年的8.6万亿美元上升到11.2万亿美元, 占世界总量的14.9%[22]。 

  第二, 中国经济增速快, 充分显示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活力。2013—2016年, 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2%, 明显高于世界同期2.5%的平均水平, 也高于发展中经济体4.0%的平均水平[1]。 

  第三, 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 中国居全球首位。根据世界银行测算, 2013—2016年,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 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2017年,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34.6%, 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23]。 

  第四, 中国创新力迅速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 2016年, 中国的创新指数居全球第25位, 比2012年提高9位, 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首位[24]。 

  第五, 中国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据《201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 中国竞争力排名由2012年的第25位跃升至2016年第18位[25]。 

  以上“五力” (即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活力、对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力、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 表明:中国已确定无疑地迈上了世界经济大国地位, 并正在向经济强国挺进。 

  上述分析说明: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跃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在这方面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 正是2012年以来, 在改革推动下中国经济增速才真正第一次实现了适度、稳定、持续增长, 第一次实现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产业结构优化, 第一次实现了全面经济转型, 第一次使人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速超过了经济年均增速等。这一切都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并使中国登上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当然, 这一切又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实现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我国发展取得成就的基础上, 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6] 

  当然, 同时还要看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众多难题, 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 还需要做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这个任务又是一定可以圆满完成的。 

  6.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方面具体分析, 已见前述。这里再从抽象理论层次作简要说明。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 还只是论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人类认识规律的制约, 当时还不可能提出经济体制范畴。只是随着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现代的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转变, 作为社会生产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 (即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 的经济体制范畴才产生出来。 

  历史表明:经济体制决定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但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 从抽象理论层次上说, 中国经济改革就是要根本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计划经济体制, 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市场经济体制, 因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 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叠加的促进作用。 

  历史表明: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社会生产作用的变化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原始社会只有原始的技术和科学的萌芽。它们对原始社会的生产也起过重要作用, 但还算不上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作用。只是到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 (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 科学才有了产生和发展的条件。这时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到了以工业为主的社会, 科学技术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到了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 科学技术还成为第一生产力[16]。 

  改革以来, 就国内来说, 既拥有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科学技术, 又拥有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 前者占主要地位。就经济发达国家来说, 既有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 更拥有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 后者占主要地位。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引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这两方面。这意味着改革以来, 中国拥有这两种科学技术资源。这是其一。其二, 改革以来, 中国工业化正处于向中后期迈进的阶段, 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这种社会生产实践既有对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需要, 又有对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需要, 并为这两种科学技术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生产场所。这样, 改革以来, 就形成了这两种科学技术对中国社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叠加, 从而成为这期间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根本动力。 

  第三,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层建筑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特别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毛泽东说过, “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 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谁不承认这一点, 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 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 在一定条件之下, 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这也是必须承认的。”[27]就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 1978年以来, 经济改革的新成就, 以及由改革推动的经济发展的新成就,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的。史实证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富有特点的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以及创立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就起到了如毛泽东所说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以及理论对生产实践的决定作用。从这方面说, 这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中国改革后发展经济的伟大成就被国际上普遍誉为世界奇迹!其实, 这个奇迹的最基本谜底, 就是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独有的、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有的基本国情和基本政治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指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9] 

  (二) 改革把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作用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如前所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跃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同时又是把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作用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第一, 从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看, 经济大国崛起总是伴有大国之间的战争。战争的根源在于战争参与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但是, 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是改革推动的, 将会在世界现代史上首次开辟大国和平崛起的新时代。 

  第二, 中国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一直奉行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这样, 中国成为贸易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 就意味着给有关国家人民在平等互利条件下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和产品供给, 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第三,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战略, 已在国际上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而且写进了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决议。这充分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引领者。 

  第四, 当前世界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已经开始发生由“向西看” (即向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寻求强国富民的道路) 到“向东看” (即向东方中国寻求强国富民的道路) 的转变。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中国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从而实现了由贫穷落后国家到经济大国, 并走向强国的转变。这条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揭示了发展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智慧, 提供了中国方案。”[26] 

  第五, 如果说,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的一个标志, 那么, 社会主义中国在21世纪初的崛起, 就在世界东方点燃了一盏明灯, 照亮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新的高潮的起点。 

  所有这些都表明:改革推动的中国经济崛起, 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福祉, 而且为世界人民带来了最大福音;中国已经成为建立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引领者;中国已经逐步步入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这样, 改革就把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作用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 改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划时代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类历史上首创了马克思主义, 揭示了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做出的极其伟大的贡献!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认识规律的制约, 留下了两个并不符合后来实践发展的预言。一是他们依据当时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分析, 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 必须同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后来列宁依据对帝国主义特征的分析, 特别是他提出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 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首先在作为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是可能的。正是在列宁主义指导下,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二战胜利以后, 也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 更多的国家相继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所以, 列宁主义及其在实践中的胜利, 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划时代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的主要特征就是把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 开辟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时代。 

  二是认为伴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 商品生产就会消亡, 代之而起的是计划经济的建立。这个预言尽管不符合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 但在一个长时期内并没得到否定。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 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勇气, 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第二个预言, 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就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扫除了最大的政治思想障碍, 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而开辟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新时代。这样, 邓小平理论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首创者, 是继毛泽东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 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党的十二大至十八大取得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又把它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在论到认识与实践关系的时候, 曾经深刻地全面地指出:“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 在前面说的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 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 应用理论于实践, 看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 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 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27]同样的道理, 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被称为真理, 也不但在于他们科学地构成这些理论的时候, 而且在于为尔后改革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而改革的成就正是证明了他们提出的改革理论的正确性。这就是本文提出的改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划时代伟大胜利的真谛[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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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杨烨.8万亿央企资产改制年底完成[N].经济参考报, 2017-07-27 (1) . 

  [6]杨烨.国资运营公司试点年内将获实质进展[N].经济参考报, 2017-04-2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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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新华社.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 中国首次跻身世界创新前25强[EB/OL]. (2016-08-16) [2017-11-01]http://www.gov.cn/xinwen/2016-08/16/content_5099848.htm. 

  [25]陈建.《201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发布[N].经济日报, 2017-06-05 (10) . 

  [26]新华社.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J].紫光阁, 2017 (8) :12-13. 

  [2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8]王海波.再论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走向——兼及对《从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发现新的思路》商榷意见[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7 (1) :3-11. 

  注释 

  1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要延续到2020年。 

  2 1.工业经济总量, 1978-2000年是指的工业总产值, 2011-2015年是指的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2.非公有制工业, 1978-2000年不包括外资工业, 2001-2016年包括外资工业。3.以上两点表明:1978-2000年的统计数字与2011-2016年的统计数字有不可比因素, 但从总的方面说来, 各年数字大体反映了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趋势。 

  3 “二权”分置是指土地所有权归集体, 经营权归承包土地的农户。 

  4 “三权”分置是指土地所有权归集体, 但把承包权分割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在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 其经营权是可以流转的。 

  5 在产品销售总额中, 政府指令定价占比的余额就是市场调节价和政府指导价的占比。 

  6 这种生产单位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企业, 这里只是在借用意义上用了企业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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