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处史实的考订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月30日，报告全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报告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人数表述为51人。这一人数与1955年6月学部成立时国务院公布的61人不符。改革开放以后，各种重要文献均收录了报告的全文或部分内容，对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人数的记述也都是51人。可见，报告记述不准确的问题并未引起文献选编者及党史、国史研究者的注意。为此，本文拟根据有关材料做初步辨析。　

　　一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四个学部，以加强对各研究所的学术领导。在此之前，中国科学院为筹建学部专门成立了四个筹委会。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委会主任为郭沫若，副主任为潘梓年、张稼夫。［1］各筹委会成立后开展了推选学部委员的工作。中国科学院提出推选学部委员一般要符合三个条件：学术成就、对学科的推动作用和忠于人民事业［2］，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还强调了要“以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王少丁、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4）》，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办公室1996年编印，第29页。）这一条。　

　　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名单的确定与自然科学学部不同。中国科学院党组先提出初步名单，再与中宣部科学处研究，然后向有关专家个别征求意见后才确定。［3］经多次的协商讨论，中国科学院最终确定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为61人。对此，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总结道：“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讨论和磋商，推选出了四个学部的学部委员二三三人，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其中“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六一人，基本上包括了我国各主要科学部门有代表性的科学家”。［4］　

　　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以及确定学部委员名单的工作。1954年1月28日，政务院召开了由周恩来主持的第204次政务会议。会上，郭沫若做《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成立社会科学部等四个学部的设想。（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中国科学院资料汇编（1949~1954）》，1955年编印，第11页。）周恩来当时就表态说：“科学院是不能当作纯粹的行政部门看待的，同意报告上的意见。”［5］这次会议批准了郭沫若的报告。9月15~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后，政务院改为国务院，中国科学院不再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而成为国务院领导的学术研究机构。［6］由此，中国科学院的学术研究职能得到了加强。1955年5月2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7］5月3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十次全体会议，在讨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所做《中国科学院关于筹组学部经过和召开学部成立大会的报告》时，周恩来指出：科学院最好是实行院士制，但我们不要急于一下子搞成，而是由学部制走向院士制。不是把所有的科学家都委任为学部委员，而是要加以选择。同时，希望科学家防止和克服宗派观念与门户之见。［7］这次会议批准了吴有训的报告以及学部委员名单。6月1~10日，中国科学院召开学部成立大会。6月3日，周恩来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6月4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以及233位学部委员的名单，其中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名单如下：　

　　丁声树、千家驹、于光远、尹达、王力、王亚南、王学文、向达、艾思奇、何其芳、吴玉章、吴晗、吕叔湘、吕振羽、李亚农、李达、李俨、杜国庠、沈志远、狄超白、周扬、季羡林、金岳霖、侯外庐、胡乔木、胡绳、范文澜、茅盾、夏鼐、马寅初、马叙伦、张如心、张稼夫、许涤新、郭大力、郭沫若、陈伯达、陈垣、陈寅恪、陈望道、陈翰笙、陶孟和、汤用彤、冯友兰、冯至、冯定、黄松龄、杨树达、杨献珍、刘大年、潘梓年、翦伯赞、邓拓、郑振铎、黎锦熙、钱俊瑞、骆耕漠、鲍尔汉、薛暮桥、魏建功、罗常培。［8］　

　　二　

　　195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成立了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7］（p.521）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情况参见熊华源的《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情况介绍》，《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会议的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报告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起草完成的。现将大体过程叙述如下：　

　　1955年11月2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近两月内，中共中央将准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一个报告。知识分子问题，已向地方党委的同志做了布置，现在也要求各办、各部、各委、各直属机构都指定专人来研究这个问题。并在下周由我召集这些同志漫谈。”［7］（p.522）11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报告提纲。［9］12月17日、19日，周恩来约胡乔木谈报告的起草问题。［7］（p.528）1956年1月上旬，胡乔木写出了报告的初稿。（《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8页。在《胡乔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并没有披露胡乔木参与起草报告的更多细节，其夫人谷羽在《五十余年共风雨——怀念乔木》一文中谈及了这段历史。她说：“中央专门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负责准备工作。乔木受总理委托，起草总理在会上的报告。那大约是在1955年下半年”。“大约忙了两个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这时总理经常让乔木到他那里去，商讨起草报告中的各种问题。过了1956年元旦，报告的草稿出来了。总理又多次召集乔木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十人小组’的同志，反复讨论。”（《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388、389页））1956年1月6日、9日、10日，周恩来召集十人领导小组开会讨论修改报告初稿。1月12日、13日，周恩来修改报告稿，并增写一些重要内容。［7］（pp.537~539）据《周恩来传》披露，“对报告稿的修改，一直持续到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的当天凌晨”［10］。　

　　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情况。［11］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全文刊发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报告的第四部分，周恩来针对科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忽视理论研究的倾向指出：“目前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比在自然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按照我们国家的需要说来，更加薄弱得不相称。例如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是172个人，目前实际上能用大部分时间进行科学工作的有半数以上；在社会科学方面是51个人，目前实际上能用大部分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却只有几个人！”［12］很显然，报告中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数与1955年6月3日国务院命令中的人数不一致。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官方媒体公布以后，对于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人数的记述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51人。这里面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以《人民日报》、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3］、《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6年1月~ 6月）》［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5］、《山西政报》［16］等为代表；还有一种是用中文数字表示，以《光明日报》等为代表。　

　　其二是61人。由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印的《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中收录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将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人数表述为61人。（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1957年编印，第16页。）　

　　这说明《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正式公布以后，主流报纸杂志、报告单行本以及各种材料汇编绝大多数都使用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文本，将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的人数记叙为51人，只有中国科学院在收录报告时发现了学部委员人数不准确的问题，遂将其进行了更正。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重要文献都收录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通过比对各种文献，笔者发现这一时期出版的文献基本上都沿袭了20世纪50年代的文本错误，均将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人数记述为51人。例如，《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年）》［17］、《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18］、《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19］等。　

　　周恩来的选集、文选、著作选读和综合性文献选编也是如此。例如，《周恩来选集》［20］、《周恩来教育文选》［2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22］、《周恩来文化文选》［5］（p.833）、《周恩来经济文选》［23］、《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选读》［24］，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5］、《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26］、《中共党史参考资料》［27］等。　

　　除此以外，还有部分研究性著作在引用报告时亦采用了《周恩来选集》中的材料。如肖东波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研究（1949~1956）》［28］、赵德强等的《周恩来教育思想研究》［29］等。　

　　三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自1956年1月30日发表至今已60年。60年来，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篇报告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篇光辉的历史文献。然而，稍有不足的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人数记叙不准确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纠正。　

　　在笔者看来，造成20世纪50年代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人数记述不准确的原因，无非两种：一是报告正式发表时出现误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正式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具体人数都排成了51人。一般情况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重大文件文献时都会提供正式的文本，即使出现误排情况，也不可能两家报纸同时误排。从这个角度来说，报告误排的可能性很小。二是报告本身不准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是在周恩来领导下起草完成的，同时参与报告初稿起草工作的胡乔木既是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又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按理说报告中不应该出现人数记述不准确的问题，但如果考虑到1955年年底至1956年初的实际情况，那时中国正掀起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要处理的大事、要事非常多，在起草报告时对一些细小的问题没有注意到，因而出现人数记叙不准确的问题完全有可能。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文献的选编者完全收录50年代公开发表过的报告文本，结果延续了报告不准确的问题。比如，1980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周恩来选集》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收入选集的著作，凡是周恩来同志在世时公开发表过或有手稿的，都保持原貌，只做了少量的字句和史实的订正”［30］。《周恩来选集》收录《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明确标注“这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刊载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20］（p.158）。再比如，《周恩来文化文选》的编者同样指出：“收入本书的著作，凡是公开发表过或有手稿的，都保持原貌，只做了个别文字和史实的校订”［5］（p.1）。尽管选编者都强调做了个别文字和史实的校订，但遗憾的是都未发现这一人数不准确的问题。　

　　或许还有人会辩解说，报告中提及的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并未包括哲学方面，因此“社会科学方面只有51个人”不是不准确。其实在1955年之前，哲学是完全纳入社会科学范畴的，1955年以后，哲学和社会科学才一起并称。［31］况且，报告中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称，显然指的是自然科学以外的学科，哲学自然包括其中。特别有说服力的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组织和领导机关的中国科学院，在编辑《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时直接将学部委员的人数表述为“61人”，这一更改毫无疑问是有充分根据的。　

　　综上，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的人数应为61人，而非51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对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人数记述不准确的问题应纠正过来。　

　　［ 参 引 文 献 ］　

　　［1］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2］《中国科学院》上，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3］郭金海：《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选聘与增聘》，《世纪》2013年第1期。　

　　［4］《郭沫若院长的开幕词》，《光明日报》1955年6月2日。　

　　［5］《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7页。　

　　［6］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第2卷（1953~1955）》，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人民日报》1955年6月4日。　

　　［9］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六十年珍贵档案》上，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540页。　

　　［10］《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0页。　

　　［11］《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毛泽东同志号召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　

　　［12］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　

　　［13］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6年1月~6月）》，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47页。　

　　［15］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6年第8期。　

　　［16］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山西政报》1956年第3期。　

　　［17］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页。　

　　［18］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60页。　

　　［19］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　

　　［2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22］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页。　

　　［23］《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24］《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　

　　［2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26］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27］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6页。　

　　［28］肖东波：《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研究（1949~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页。　

　　［29］赵德强、韦禾、高宝立：《周恩来教育思想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页。　

　　［3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出版说明第1页。　

　　［31］宣炳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中国语境》，《粤海风》2007年第5期。　

　　［责任编辑：杨文利］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