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场以“政治革命”发轫而冲击各个领域的风暴,但其动因，决不仅限于政治方面。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固然是起源于他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做出的错误判断，而得出这种错误判断的原因，则在于他此前经济领域探索理想社会的努力遭到了挫折。摒弃那些带有偏见的“权力斗争”浅薄理论，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五十年代末期发生于经济领域的“大跃进”运动。

　　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开始考虑寻找一条摆脱苏联模式、发展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缺乏，当时党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并不是很清晰的。毛泽东和党内主要领导人很自然地按照曾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战争年代经验来设想社会主义的蓝图。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构想。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生活集体化，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认为，这就是现时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则是用改变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通过战争年代惯用的群众运动，掀起“大跃进”高潮，激发群众的热情达到物质生产的飞速发展。“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虽然纠正了一些具体措施中的错误，但对他追求的理想社会仍然没有放弃，他真诚地坚持认为，自己设计的这一目标和手段是完全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

　　“文革”发动前夕的1966年5月，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重新提出了这种带有明显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构想，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成为“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大学校，“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在经济上实行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如他所指出的“以上所说，已不是什么新鲜经验、创造发明”，这确实是他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设想的继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新提出的，是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是他在“大跃进”失败后几年中逐渐得出的错误结论。

　  　从六十年代初期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通过经济调整，逐步纠正了“大跃进”时期的一些错误，同时社会基层主要是农村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一些群众自发抵制、纠正“左”倾错误的做法，如包产到户等。这些都与内心仍在坚持自己理想的毛泽东开始发生分歧。毛泽东越来越认为，党内、国内出现的这些分歧意见和作法，是他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主要阻力，其根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高速发展，反而有“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此后，他的注意力开始由五十年代末期的大力提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共产主义觉悟而急剧转向强调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的阶级斗争。他试图用政治大革命的方式，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实现生产关系的强行变革，从而促进经济建设的大革命，尽早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除了扫除所谓经济大革命上的障碍的动机，毛泽东“文革”前夕和“文革”中步入的另一个误区，是他在经济建设中把人的精神作用拔高到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从而脱离了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实际状况。由此引申，毛泽东在社会基本矛盾方面，比较注重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即人的精神直接作用到的范围。1963年他曾指出：在历史的发展上和现实的生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视技术变革的作用，但是，如果贬低人的因素的作用，夸大技术因素的作用，是错误的。（1963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国前期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党正是按照这一理论，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取得了不断的胜利。然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比创建社会主义国家更为复杂、更为长期的一个过程。易言之，人类改造自然的任务比改造社会的任务要艰巨得多。因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有限的，不能不取决于后者的根本变化。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在于他一方面在宏观指导上承认这一原理，另一方面又在具体政策上往往过分地强调人的精神、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此外，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国情和六十年代外部环境的封锁，也决定了当时经济建设中必须较多地依靠人的奋发精神。如1964年制订“三五计划”时，农业和国防建设投资发生矛盾，毛泽东便改变了原来的“农、轻、重”次序安排，提出：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在“文革”中，他更是多次谈到这样的话：“物质是必要的，但并不需要那么很足。”（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642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综上所述，如果姑且不讨论政治方面的原因，提高人的思想革命化，以此促进生产；抓阶级斗争，扫除经济大革命的障碍，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方面的思考。这是他心目中的一把双刃剑。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文革”中着意提倡包括上述两个内容的“要斗私批修”口号，也不是偶然的。

　　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发展到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两者的相互作用和恶性循环,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逐步走向了极端的误区。他认为，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而且“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于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树立起的崇高威望和党内民主生活的越来越不正常，毛泽东的这一指导思想为党内、国内大多数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逐渐形成了用阶级斗争促生产建设、促一切工作的浓厚氛围。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随之转向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大跃进”的“经济大革命”热潮，终于转化为“文革”的“政治大革命”风暴。

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思想主线

 　　“文革”中，毛泽东试图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根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两者的关系似乎很明确和协调。但是，“革命”和“生产”始终产生尖锐对立的矛盾，像一个怪圈，困扰着从“文革”前夕到“文革”末期的经济领域，引发了一系列被称之为“路线斗争”的重大事件。政治与业务的矛盾，精神与物质的矛盾，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矛盾，“文革”与经济建设的矛盾，“批林批孔”、“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矛盾，“安定团结”与“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都可以用“革命”与“生产”的矛盾予以囊括。其中，除了“儒家抓生产，法家抓革命”这样荒诞不经的“四人帮”谬论外，几乎所有的两方面口号，都是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作为不同重点曾经提倡过的。直到去世，他也未能把两者协调起来，更不要说使“革命”大大促进生产。他始终处在不能解脱的两方面矛盾之中。

　　一方面，毛泽东在进行“文革”之时，反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注意到不使政治动乱冲垮经济建设。在经济领域出现极为混乱的状况时，他总要采取各种强制措施将其保持相对的稳定。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一再指示不要把“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全面推向经济领域。

　　“文革”之初的1966年8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10月，毛泽东在印发全党全国的陈伯达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批示：“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夺权”风暴，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讲话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

　　“一月夺权”带来全国混乱之后，毛泽东又做出了维护生产的具体部署，主要就是派军队进驻生产单位。二月，他指出要实行“三支两军”。其中除了“支左”外，“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都是为了保护生产和工作继续进行。三月，他又两次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根据这些指示，人民解放军迅速接管和进驻了全国的生产建设要害部门，使动乱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又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矿企业实现大联合的通知，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解散了跨行业、跨系统的群众组织，使经济领域的动乱走向缓和。

　　1968年7月，毛泽东批准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月底，毛泽东决定向仍旧混乱的大中学校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群众全面造反时代结束。1969年，全国工农业改变了前两年的下降趋势。

　　全国经济形势稍趋稳定后，毛泽东开始考虑把生产搞上去。他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国人太多了，经济发展不相称。”“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1969年至1971年，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跃进”高潮。毛泽东对此表现得比1958年“大跃进”时要冷静，他说：“管理经济很不容易，早先我们不会搞，经过几个周折才学会了一点”。（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648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经济领域落实一系列政策，批判极左思潮，使国民经济有了持续的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批准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使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了一个新局面。

　　1973年，毛泽东起用了邓小平，委以重任。1974年10月，他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抓住这一有力支持，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开展了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整顿，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好的形势。

　　虽然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的否定，先是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后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他并不允许像“文革”初期那样冲击经济领域。经他批准，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后期解决；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1976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处理“革命”与“生产”关系时，始终坚持一个偏执的原则：必须把“革命”放在首位，用“革命”促“生产”，不允许为生产而抓生产。由于他所说的“革命”，在当时主要是指“文革”，因此，所谓“革命”与“生产”的矛盾，代表了“文革”期间多数情况下的冲突。

　　早在1966年1月，就开始了“突出政治”是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还是生产业务的争论。《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各发表数篇社论，发生了论战。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表态说：政治要统帅业务，但是政治挂帅的结果，一定要落脚到生产上。毛泽东则在南行途中讲话说：我们不少同志，长期重业务、轻政治，谈起生产来津津有味，而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兴趣不大。随后，《人民日报》的社论被批判为“反对突出政治”的“二元论”。“文革”开始后，在起草“十六条”时，原写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毛泽东将其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态度。

　　“文革”全面发动后，“文革”与生产的第一次大冲突是11月的全国工交计划座谈会。国务院和各部委负责人主张工矿企业不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工人八小时以外“闹革命”，不搞群众组织和串联。中央文革小组则坚持要工矿企业也开展“造反”。在此之前，11月10日王洪文等人制造了上海安亭卧轨事件，毛泽东明确赞成了张春桥先斩后奏的支持“工总司”造反的行为。他在11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拿出宪法，念了其中关于“结社自由”的一段，说上海“工总司”符合宪法。之后，工交座谈会上主张限制“文革”范围的意见遭到了批判。林彪说：“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从此，“文革”的动乱扩大到整个工业交通企业，农村的运动也突破了原有的规定，由“四清”转入造反夺权。

　　在1967年2月的“二月抗争”中，国务院副总理与老帅们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斗争焦点之一，就是要不要稳定生产。叶剑英斥责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毛泽东听取了张春桥等人的汇报后，又一次支持了中央文革小组。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围绕九大报告的主旨，又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否定了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稿子，而支持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鼓吹“继续革命理论”稿子。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纠正了经济领域的部分极左错误，促进了经济建设。但不久，毛泽东又认为这是只抓小事，不抓大事的“倒退”。1973年5月毛泽东指出：各级领导同志不能只注意生产，不注意路线，生产当然要抓，但要注意路线问题。上层建筑搞不好，人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生产就搞不好。（谭宗级：《周恩来与中共十大》，《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　期）7月，他又批评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这一批评也写进了中共十大报告。此后，周恩来被迫检查说：“抓大事还不会抓，没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

　　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取得成效后，毛泽东在毛远新的汇报下，错误地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批判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度好转的经济形势又急转直下。

　　经过对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思想的两个方面的概述和分析后，我们就可以理解“文革”期间经济形势的特点：一方面，经济建设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毛泽东的根本失误在于，“文革”根本不是一场革命，因而也不可能促进生产，只能破坏生产。当然，在受“文革”冲击较少的某些领域，如军事生产和援外建设单位，“抓革命”也包括加强人的思想革命化教育，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等，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作用。如成昆铁路、坦赞铁路的修建，面临着世界罕见的艰难自然条件，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持，要想完成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仍然应该发扬这种革命精神，但其与“文革”期间所提倡的“革命”特定含义是不同的。

 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思想和谨慎态度

 　　早在“大跃进”中，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经济思想就在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方面得到了强烈反映，“文革”时期他的这一思想则突出表现在“文革”初期的“五七指示”和“文革”后期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上。对此已有较多的文章予以评论，本文内不再进行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文革”期间，毛泽东虽然对这一思想、理论怀有极大的兴趣，但除了强调不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兴办各种“五七干校”之外，在改变所有制、职工工资制度方面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

　　1966年底，江青等人煽动少数合同工、临时工起来造反，逼迫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等发布通告，改变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得解雇，补发工资。她还口述了三条指示（据有著作分析，此举可能是江青揣测毛泽东的实行供给制意图而发的。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56页）。但很快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通令，宣布取缔合同工、临时工的非法组织，取消原通告和文件。显然，这一直接否定江青行动的强硬做法，反映了毛泽东的反复考虑。同样，处理其它职工待遇经济制度上也采取了“运动后期处理”的原则，实际基本没有改变。

　　1969年4月，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工厂所有制没有解决，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了，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是管工人阶级。我看所有制还没有解决，至少是大部分，不讲全部的话。这里，姑且不论毛泽东对工厂政治状况的判断是极为错误的，在概念上，他已将工厂领导人的思想、管理方法与所有制，即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因素错误地混为一谈。因此，他实际上强调“斗、批、改”，也只是想改变工厂中人与人的关系，并未触动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

　　在农村，虽然毛泽东大力提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走上了平均主义的歧路，鼓吹“政治工分”，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但在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问题和分配政策上，毛泽东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1975年5月22日，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名干事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国家按同一价格收购粮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建议“均贫富”，按穷队、富队以不同价格收购。毛泽东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并没有予以赞同。经过国务院派人调查研究，否定了这一建议。

　　1975年8月14日，主管农业的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建议经济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解决“贫富不均”。这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曾经极力实行的，只是在两年调整时才不得不退回。这时，又是毛泽东猛烈抨击“资产阶级法权”之际，他指出：“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显然，陈永贵的建议是符合毛泽东理想目标的。但是，他仍然没有明确表态，只批示：“在政治局讨论一次。”（席宣：《“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9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因大多数人反对，“穷过渡”的做法没有推行。

　　由上可见，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待经济基础的变动问题是比较谨慎的。他虽然在“文革”之初就满怀憧憬地提出了“五七指示”中的亦工、亦农、亦兵、亦学的“大学校”式理想社会，但并没有急于推行。“文革”中的“五七干校”，多数实际是机关干部下放劳动的场所，并不具有基层生产单位的普遍意义。他虽然在“文革”末期十分激奋地抨击了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的所谓“资产阶级”性质，甚至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但毛泽东同时也看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长期性，较清醒地指出：还要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毛泽东1975年6月21日与波尔布特的谈话）他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的打算。所以，当姚文元、张春桥按照他的指示发表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擅自提出了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反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等具体措施时，立即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和制止。因此，与毛泽东“文革”期间在政治领域的频频进攻及“大跃进”时期在经济领域的纵横捭阖相比较，他在“文革”期间对经济基础的触动是较少的。其中，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三个要素：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他主要是试图改变最后一个，而对前两者的触动基本是在口头语言的范围。这也许是他在实践中接受了“大跃进”失败教训的缘故。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合理的部分

 　　“文革”时期尽管是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的时期，但在他的经济思想中，仍然存在着一部分合理的成分和内核。试以下述两方面为例。

　　一、下放部分经济管理权，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

　　毛泽东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这一思想。但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一度下放地方的经济权力不得不又收归中央。“文革”前夕，中央在企业管理方面把财权、物权、计划权统得过死的现象十分严重。毛泽东一直试图予以改变。1966年3月12日，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准予留成，“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197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3月20日，他在杭州会议上又说：“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秦始皇中央集权，停滞了，长期不发展。我们也许走了错误道路”，“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4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因为发动“文革”，毛泽东的这一设想没有进行部署。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泽东把“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作为内容之一，借此机会，开展了一场将部分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地方财政权、物资调配权由中央下放地方的经济体制大变动。毛泽东亲自批准将全国最大的企业鞍钢下放鞍山市。此后，两年之中，全国大部分工矿企业的管理权都下放到地方。通过下放，调动了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全国掀起了一个经济“跃进”高潮，取得了一定成果。毛泽东肯定了这次下放运动。1970年12月他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已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现在听了”。（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但是，这次下放是在“文革”混乱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大批有经验的经济管理干部还没有恢复领导权，下放又在战备的要求下过快、过大，出现了企业下放后无人管，地方自以为是、盲目扩大基建、追求高速度的种种问题。毛泽东虽然警惕到急于求成的倾向，指出：钢铁工业“现在许多人觉悟了，今后有可能上去，但是不要太急了，急了会吃亏的。现在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毛泽东经济年谱》648、649页）但也未能有效制止。1973年以后，经济体制大变动在调整中被迫停止。

　　尽管毛泽东的这一实践在“文革”期间失败了，但他强调的中央放权、调动两个积极性的经济思想是符合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的。八十年代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这一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学习西方先进经济管理经验的思想。

　　六十年代，中国处在外国敌对势力的封锁包围之中，对外经济交往十分有限。毛泽东曾经考虑改变这种局面。1964年1月，他曾说：我考虑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毛泽东1964年1月7日听取工交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第212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1970年，他还提出：“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洋专家，也要依靠工人阶级。”（汪东兴：《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持续紧张及“文革”形势的混乱，这个设想一直未能实施。

　  　七十年代初期，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封锁。中国国内在林彪事件以后，开始批判和纠正部分“文革”“左”倾错误。这些都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1972年2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抓住这个契机，准备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借这次谈话批判了“文革”中对外贸易领域闭关自守的错误做法。他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毛泽东外交文选》595页）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1973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又说：“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363页）

　　1972年至1973年，毛泽东先后批准了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人提出的引进西方成套化纤、化肥设备和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即“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

　　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及其后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抓住有利时机，在七十年代前期，掀起了自1954年156项工程后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二次对外经济引进高潮。这次高潮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发生于极左思潮泛滥、对外经济工作遭受严重破坏的“文革”时期，因而具有在实践上纠正闭关自守错误、整顿恢复国家正常经济秩序的拨乱反正作用；而且是我国第一次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进行大规模经济交流活动，对于我国确立新的对外经济战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