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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
发布时间: 2016-05-06    作者:吴宏亮 孟涛    来源:《史学月刊》2013年10期 2013-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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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帜介入战争,并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面对美国入侵的威胁,新中国政权做出了出兵朝鲜的重大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随后,全中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这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和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妄图将新中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国内百废待兴,急需医治战争的创伤和迅速恢复经济和国家建设,同时还要清除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力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国际和国内的严峻形势,为什么毛泽东决定援助朝鲜与世界上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进行战争?影响毛泽东做出这一艰难决定的因素是什么?有没有避免中美直接冲突的可能性?战争结束近六十年,这些问题一直是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这些问题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20世纪50年代,在以苏、美分别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背景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联合在全球进行扩张“阴谋”的亚洲表现。而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北京和平壤都不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因此,朝鲜半岛的冲突就被视为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自由世界”的生死较量。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军事参与是具有侵略性和非正义性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艾伦·怀廷发表了他的影响了一代学者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跨过鸭绿江: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决定》。在利用大量的西方情报资料和中国报纸杂志信息的基础上,怀廷教授提出,共产党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参与进攻南朝鲜军事计划的制定。他相信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北京曾试图通过政治和外交的手段来解决这一冲突。只是因为这一政治尝试在1950年8月由于各种原因归于失败,北京才决定在9月初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他还强调,美军仁川登陆后,北京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发出警告,试图阻止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向北进攻。而中国最终参战是由于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忽视中国政府的警告而继续北进造成的。因此,怀廷断定中国参与战争是基于共产党中国认为美国造成了对其国家安全威胁的基础之上的。由于缺少中国的档案资料,怀廷的研究仅仅是停留在对北京政府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决策的环境的分析,而没有对这一决策的过程进行细致的研究。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关朝鲜战争中中美冲突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由于美国试图早日走出越南战争的泥潭,中美关系走向缓和,同时一些新的档案文献也陆续解密。许多学者赞同中国的参战是对其领土受到威胁的直接反应的观点。他们坚信,如果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以南,就不会诱发中国军队的参与。这一观点也被广大的中国学者所采用。比如,沈宗洪、孟照辉等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郝雨凡和翟志海的著作《关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历史再考察》等论著中,对此观点都有精彩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大批苏联时期的绝密档案资料陆续公布于世,学者们开始利用新的证据重新审视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决策过程,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比如凯瑟琳·威瑟斯比的《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1945~1950年):俄国档案中的新证据》和《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亚历山大·曼绍洛夫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国档案的新证据》(1996年)。中国学者的论著有杨奎松的文章《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1994年)以及沈志华的论文《中国被迫出兵朝鲜:决策过程及原因》等。中外学者从俄国解密档案资料中得出了新的观点,改变了以往常常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中国出兵原因的传统方法,而是从中苏关系的角度来考察。

   不过,毛泽东在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军事上又没有充分准备和必胜把握的不利条件下,坚决主张派兵赴朝鲜作战,并不是出于莫斯科的要求和压力,而是有自己更深层次的政治、军事考虑。因此,毛泽东出兵朝鲜决策的原因远不止是考虑到中朝边境的安全,保护中国东北重工业基地,免除敌对势力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从而被迫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而是受中朝、中苏、中美关系,以及毛泽东本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意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 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中朝关系对毛泽东决策的影响

   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过程的研究常从中美关系以及中苏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而中朝关系对中国出兵决策的影响却鲜有学者深入探讨。笔者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中朝关系以及毛泽东与金日成的微妙关系也是影响毛泽东出兵决策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首先,从历史上来讲,中国曾长期保持着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由于地域上的相邻,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长期有着广泛的文化与经济交流,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特别是到了近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觊觎,朝鲜常常被用作侵略中国的基地和跳板。因此,朝鲜的命运与中国息息相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朝鲜共产主义者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朝鲜共产主义者就开始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一些朝鲜革命志士还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金日成本人也曾一度是中共党员,上世纪30年代还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对日作战。30年代末40年代初,又有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帮助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中国内战开始以后,朝鲜作为中共军队的战略大后方,为中共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军提供了巨大帮助。早在1945年9月国共内战之前,鉴于东北地区北与苏联接壤,东与朝鲜相邻的地位优势和战略重要性,国共双方都想首先夺取这个地方。然而至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队几乎控制了东北所有的重要战略城市,切断了中共军队的补给线。面对这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利用朝鲜作为战略后方和补给地,并在朝鲜的帮助下打通了北满与南满的交通线。1946年7月,在国民党进攻的巨大压力下,中共在南满的军队撤至丹东和通化最后两个中共控制的城市,成千上万的伤员与军属进入朝鲜境内寻求庇护与治疗,也有一些战斗部队撤入朝鲜进行休整。同时,朝鲜军队还帮助中共军队将超过20万吨的战略物资转移至朝鲜境内。可以说,没有朝鲜的帮助,中共在南满的军队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摧毁。有资料显示,在1946年至1948年间,北朝鲜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无偿提供了超过2000个车皮的日军留下的军用物资。朝鲜在援助物资同时,还有许多朝鲜“志愿者”加入中共军队抗击国民党军。由于得到了北朝鲜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内战中中共在东北的战略位置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为战胜东北的国民党军和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不会忘记朝鲜人民给予中国革命的“兄弟般”的支持。事实上,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还是利用朝鲜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作为出兵的重要理由。

   由于中朝两军的深厚友谊,事实上金日成还是从援助中国内战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1949年4月底,当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已成定局的时候,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Kim Il)秘密访问中国。金一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讨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中的朝鲜族师转交朝鲜政府的问题。毛泽东同意了朝鲜政府的请求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族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作战,中国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1949年7月至8月,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第164师和第166师两个朝鲜族师,分别在师长李德山和方虎山的带领下,跨过鸭绿江返回朝鲜,并组建成了朝鲜人民军第5、第6师。这两个师,后来在朝鲜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一时期,还有一些朝鲜族士兵陆续返回朝鲜。到1949年年底,从中国返回北朝鲜的士兵估计在3万至4万之间。1950年1月,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出访苏联期间,金日成派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部长金光侠(Kim Kwang-hyop)来中国商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剩余朝鲜族士兵携带装备返回朝鲜事宜。中国方面很快同意了朝鲜的请求。从1950年2月开始,另外23 000名朝鲜族士兵,主要是来自解放军156师和前四野的部队,陆续回到了朝鲜。后来,这批朝鲜族士兵合并为朝鲜人民军第7师,部署在“三八线”附近,成为朝鲜战争前期的主力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三个朝鲜族师返回朝鲜,大大增强了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⑤。从1949年年底到1950年年中,大约5~7万名朝鲜族士兵返回朝鲜,这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没有忘记中国内战中朝鲜人民给予的巨大帮助,希望能给予朝鲜人民更大回报。除了基于中朝两国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的深厚友谊的考虑之外,毛泽东更多是担心北朝鲜会受到美国支持下的南朝鲜的进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的“兄弟”政权给予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中国内战的结束,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与此同时,朝鲜族士兵也有回国的意愿。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士兵回国,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赞成和支持金日成的军事统一计划,正如美国学者怀廷教授在其著作《跨过鸭绿江: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决定》中指出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士兵回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是很自然的现象。

其次,中朝之间的关系也不像想象中的一直很亲密,两国之间以及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由于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考虑,还是存在隔阂和分歧的。从1949年年初到1950年年初,金日成一直努力说服莫斯科同意其武装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而此时金日成却不想让中国过多地干预朝鲜的军事进攻计划,更没有事先征求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意见。只是后来迫于斯大林的要求,才决定于5月12日秘密访问北京,其目的是向中国“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但是,金日成又向斯大林表示,朝鲜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尽管此时斯大林对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开了绿灯,但是金日成在访问北京期间,却没有向毛泽东透露任何有关军事进攻计划的细节,更不用说进攻开始的具体时间了。早在1949年4月,毛泽东在与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就明确提出,现在北方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而且,中苏档案文献资料还显示出,金日成在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曾指出,鉴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南朝鲜距离日本很近,一旦战争爆发不能排除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毛还就此问题征询金日成的意见。金日成很自信地回答道,美国不会派军队干预,或者至少他们没有时间去准备军事干预,因为北朝鲜有能力在两到三周内结束战斗。当毛问起是否需要中国的军事支援和建议在中朝边境部署三个军的兵力时,金日成回答却是,用朝鲜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南部的游击队配合就可以解决问题,中国军队的参与是不必要的。

   总之,金日成访问北京,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希望他得到中国领导人关于其进攻计划的同意和支持。尽管毛泽东有所保留,没有公开地支持金日成的军事统一计划,但是考虑到北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迫切愿望,鉴于莫斯科的意见,他也不好提出反对意见。但从毛泽东本人来讲,他是不欢迎这个时候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战争危机和紧张局势的。表面上看,金日成拒绝中国的军事援助是因为有苏联的支持和对自己军事力量的充分自信。但在事实上,金日成在如此关键时刻做出这样决定是有深层次政治考虑的。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诸多因素,中国长期以来对朝鲜各个方面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二战以后,虽然在苏联的支持下北朝鲜建立了政权,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朝鲜提供了现成的模式和经验,事实上,朝鲜也采取了与中国相同的革命道路。金日成既依靠中国,同时又警惕中国对朝鲜的过多干预。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在党内的权利受到了以朴宪永(Pak Hon-yong)为代表的“南方派”和以朴日禹(Pak Il-yu)、金雄(Kim Ung)和武亭(Mu Chong)为代表的“中国派”的挑战。而且,北朝鲜军队中的大量干部和士兵都是从中国回去的,有的还曾在延安接受过革命思想的洗礼。在这种背景之下,金日成不可能将自己完全与中国紧紧地捆在一起,给予中国政府以充分的信任。再加上历史上朝鲜长期在中国“天朝上国”的阴影下生存和金日成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还是拒绝了中国领导人的“好意”。

   而此时毛泽东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地,“袖手旁观”会受到朝鲜人民和莫斯科的指责,陷于不义之地。而且刚刚结成的中苏同盟关系就会遭到破坏。更主要的是中国还要依靠苏联的支持来恢复经济和完成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参与战争,就会与世界上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直接对抗,使新中国经受巨大的考验和经济损失。经过反复的讨论和权衡利弊后,毛泽东最终还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四个月后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不希望在中、朝、苏三国关系上看到朝鲜的天平偏向苏联一方,同时尽可能地保持对朝鲜的影响,以减少金日成对自己的猜忌以及斯大林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对其本人的不信任。

    

   二 中苏同盟的结成对毛泽东决策的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得到了苏俄的帮助和指导。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更加重视与苏联的关系。尽管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出现过波折,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恩怨,但由于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中共长期以来将自己依附于苏联领导的“国际进步力量”的革命政策,特别是在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