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北京市党政军及各界群众发起了一场以要求禁止原子武器为内容的大规模的和平签名运动。遗憾的是，国内尚未见到对此次运动深入研究的文章。本文基于旧报刊和档案等史料，主要考察在北京市开展的第一次签名运动，并分析每个阶段的经过、特点，展示其对中国和平事业的贡献，初步探讨这段被遗忘了的历史。

　　一、北京市和平签名运动的由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遭到了很大的削弱；超级大国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企图建立由其主宰的世界政治、军事新秩序。1945年10月，杜鲁门总统在国会演讲中公然声称美国负有“领导世界”的重大责任，充分暴露了美国的霸权主义野心。1947年7月，美国正式启动了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以此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渗透和扩张。1949年4月，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共同建立了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标志着资本主义阵营在军事上实现了战略同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合各国反苏势力，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发动对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而原子弹和核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又使人类蒙上核战争的阴影，战争危险不断增加，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和平前景令人担忧。

　　与之相对应，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的呼声日益高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进步团体纷纷组织起来，高举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大旗，全世界和平民主运动开始以汹涌澎湃之势向前发展。1949年4月，包括中国在内的爱好和平的72个国家和10个国际团体的代表2000多人出席了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以下简称世界和大），会议产生了常设委员会，这是国际和平民主力量在全世界规模内组织起来的为和平而斗争的领导机构。其任务是：坚决反对并制止一切侵略行为，反对并击破战争宣传；协调一切和平力量之间的活动，帮助他们发展联系，交换情报，推动工作。1950年 3月，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宣言》，明确指出：“我们要求无条件地禁止使用原子武器作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武器，并且建立严格的国际管制，以确保这个决议的执行。”［1］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委会号召全世界人民不分种族和国籍，不分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不分社会地位，在和平宣言上签名。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和平宣言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拥护，一个规模宏大的和平签名运动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

　　反战和平运动的高涨有其历史、现实原因以及个人因素。历史原因是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各国人民强烈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现实原因是核武器巨大的破坏力严重威胁着人类文明，此外，一些局部战争的存在也对地区和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个人因素是由于众多文化名人的推动以及世界各国民众维护世界和平意识的增强。

　　新中国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行列，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1949年10月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以下简称中国和大）成立。会议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这个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是坚决拥护世界和平，坚决反对侵略战争的。”［2］1950年3月，中国和大委员萧三到瑞典出席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应邀在哥德堡城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再次表达了中国人民追求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他说：“中国人民要医治长期的残酷战争使我们国家蒙受的创伤，恢复遭到破坏的经济。和平是我们所必需的。”［3］《斯德哥尔摩宣言》公布后不久，中国和大委员会接受了该宣言，并于4月28日对全国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发出通告，号召积极参加和平签名运动。

　　从以上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舞台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变化，而一些西方国家在冷战思维的支配下漠视历史教训，继续遵循其侵略方针，妄图阻碍国际合作，破坏联合国，加速进行军备竞赛，严重地威胁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的独立的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必须开展广泛的人民和平运动和建立拥护和平的战线，揭露和挫败帝国主义国家的核讹诈和战争政策。北京市和平签名运动就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二、北京市和平签名运动的经过

　　（一）发起阶段

　　从1950年5月中旬到6月朝鲜战争爆发是北京市和平签名运动的发起阶段。

　　1950年4月20日，中国和大在北京举行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一周年纪念大会，通电拥护世界和大宣言和决议，并号召展开签名运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在保卫和平运动的发言中，萧三强调指出和平签名运动对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要人民群众都自觉地积极地来参加保卫和平的运动。”［4］28日，中国和大发出通告，号召全国人民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展开广泛的要求禁止原子战争的和平签名运动，并决定在各中心城市成立和大分会领导各项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随后，济南、杭州、天津以及长春等地率先展开了和平签名运动，其他地方的和平签名运动也逐步展开，最终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和平签名运动。

　　北京市和平签名运动是在中国和大和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领导与督促下逐步展开的。5月10日，中国和大副秘书长丁瓒致信统战部副部长徐冰，针对北京市“因精简关系”而“没有成立和平分会”的情况，他要求统战部指示北京市委协助禁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并期望北京市在这场运动中“尤应起带头作用”。13日，徐冰给北京市统战部副部长崔月犁、市委书记彭真及组织部部长刘仁写信，希望北京市委积极响应世界和大委员会的号召，“在各学校各工厂各机关中推动一大规模的签字运动”。［5］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指示》文件精神，中国和平签名运动的领导“在已设和大分会地方由分会负责，应设而未设者迅速设立，无分会地方即由工农青妇团体与中苏友协负责”。［6］12日，北京市委又发出书面通知，决定“以市中苏友协为主，吸收各群众团体参加推动与组织这一工作”。［7］从此，北京市人民保卫和平签名运动工作由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以下简称北京市中苏友协）统一负责。

　　中国和大委员会在北京市中苏友协的协助下，于5月14日在中山公园隆重举行了保卫世界和平宣言签名运动大会，到会的有各工厂、学校、机关、部队等代表7000人，这次大会对北京市的签名动员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和大主席郭沫若在大会上发表讲演时指出：世界已经分成了两个壁垒鲜明的阵营，一边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另一边是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阵营。帝国主义者尽管疯狂备战，但我们不要为它们所骇倒。原子弹、氢弹并不可怕，只有人民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力量。［8］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人民的警告》一文，详细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盛况。至此，北京市和平签名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为推动和平签名运动工作，北京市中苏友协先后召开了三次联席会议。5月17日，北京市中苏友协召集了各单位的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展开签名工作，目标是100万人。不久，又召开了第二次联席会议，强调了和平签名运动的宣传重点，指出签名就是组织世界人民力量来反对战争，禁止使用原子弹。会议还指出宣传与签名同样重要，防止单纯追求数字和生硬的动员居民签名的做法，应采用各种方式加强宣传工作。［9］随后，北京市加强了对群众的引导以及对和平签名运动的宣传。6月16日，北京市中苏友协召开第三次联席会议，对和平签名运动作了初步的总结。

　　北京市有组织的群众都被动员起来，并做好了深入广泛开展和平签名运动的准备工作，但在这一阶段早期，北京市由于精简机构而没有设立和大分会，而北京市中苏友协刚刚开展和平签名的领导工作，因此“系统比较混乱”。［10］鉴于此种情况，北京市决定成立和大分会，并联合各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及政府机关、部队组织宣传，发动签名，使90%以上有组织的群众都签了名。另外，签名运动由城市开始深入京郊农村。

　　北京市各单位对于签名工作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广泛宣传。在有组织的群众中运用了讲演、文件学习、壁报、大字报、电影、广播、展览等方式。在无组织的群众中使用宣传队、宣传车、家庭访问及与文娱相结合的方式，在农村利用朝会等机会进行宣传。在宣传实践中，主要根据《人民日报》5月15日登载的《展开和平签名运动》的社论，其次是郭沫若在14日、15日对世界和平签名的讲稿。［11］宣传的重点是揭穿帝国主义破坏世界和平的阴谋；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可以阻止战争危机；结合中国革命胜利与世界和平的关系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在宣传中北京市提出要防止的偏向是：“（1）不要过分强调原子武器的威力，使群众恐慌起来。（2）不要只单纯强调战争危机存在。总起来讲要防止宣传简单化的偏向。”［10］

　　北京市委宣传部在总结这个阶段的和平签名运动时，认为工作中存在两个比较严重的缺点：一是未能及时发布报道配合运动，同时有些地方忽略了宣传工作，如有的郊区由于宣传工作不够，部分农民误以为签名就是要当兵、纳税交粮；二是缺乏集中的领导和深入检查，没能掌握全面情况，造成工作的不平衡，同时，个别干部在宣传工作中存在简单化或片面化的现象未能及时纠正。如十七区村干部向群众宣传时说：“你们愿和平还是愿打仗，不愿打仗就到街公所登记。”群众感到签名是个负担。［7］鉴于这些情况，北京市的和平签名运动逐步加强了宣传教育，廓清了群众中存在的一些不正确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