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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齐燕铭
【作者】 朱雨滋
【书名】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0卷
【字数】 35956
                                    关闭窗口

    齐燕铭,蒙古族。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至1965年,历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中共中央城工部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兼秘书厅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专家局局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等职,在统一战线工作、政权工作和文化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周恩来一位很得力的助手。“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1978年,在担任全国政协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期间,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和活跃政协工作,为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贡献。
    一、求学·任教·创办进步刊物
    齐燕铭,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11月3日出生于北京市。原姓齐礼特,名齐振勋,笔名齐震、师俭、若士、齐鲁、田在东、姜倩、叶之余等。祖籍内蒙古喀刺沁旗,在清代属于蒙古八旗中的镶蓝旗。约在明末清初,迁入关内。从入关的始祖到齐燕铭已历九世。曾祖父文廉曾任清代浙江宁绍台三府的道台;祖父齐礼特·格勒呼额,是清朝三甲进士、翰林;父亲齐之彪,字景班,又名潜斋,清朝优贡,1928年前任北洋政府交通部佥事兼电政司科长,1929年以后任北平电报局秘书;母亲金溶(韵秋),满族,家庭妇女。
    齐燕铭出生时,家庭经济情况较好,又因他是长子,得到家人特别的钟爱。从1911年到1919年,他在家里接受祖母和父亲的教育,读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课本。1919年至1923年,他在北平市立一中上学。第一年功课还过得去,从第二起,逐渐注意课外的东西,对功课竟不大理会了。1921年专心刻图章,写篆字,作旧诗,一心想做“名士”。1922年转向新文学的研究,喜欢看《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刊登的沈雁冰、郭沫若、谢冰心等人的作品。他喜欢京剧,常听名震京都的余叔岩、杨小楼和筱翠花的演唱,是个小戏迷。1924年他考入中国大学。先在预科学了两年,后转入本科国学系。在国学系主任吴承仕教授的影响下,格外用功,喜欢读二十四史,对《史记》、《汉书》颇有兴趣;还喜欢学习音韵学和文字学,幻想做朴学大师章太炎的继承者。他还仰慕戴震,敬佩王充,爱读《论衡》,写过一些读《论衡》的札记。
    1930年6月,齐燕铭大学毕业,和同班同学冯慧德结婚。以后,在北平第一女中、大同中学教书;1931年到保定六中任教;1932年回到北平,先在大同中学、北平三中任教,后到中法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东北大学教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和文字学等课程。曾努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文学史。
    随着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齐燕铭在教书的同时,也阅读了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如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李初犁、冯乃超等编著的《中国文艺讲座》,以及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等。这时,他常和吴承仕等在一起议论国事。从1933年夏天起,他们每星期总要有两三个晚上在一起谈到夜里一两点。
    马克思主义指导吴承仕、齐燕铭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开始注意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治史、治学,并商定出版一个刊物,发表治史治学的论著和心得,定名为《文史》(两月刊)。该刊于1934年4月问世。在第二期发表了齐燕铭(署名齐震)《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商榷》一文,该期“编辑后记”介绍说:“作者齐震君,是个国学有相当素养的前进青年……。我们希望有人把握着新观点,对于国史社会问题,多作深入的研究,而得着比较近理的假定,这是我们共同的路线。齐君此文,正是从这路线出发的。”((1))
    《文史》由于内容进步,逐渐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受过两次警告。出到第四期,即被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的一纸手令扼杀了。
    《文史》被勒令停刊的翌年(1935年)10月,以中国大学国学系几位进步教师为核心,由吴承仕出资,又出版了一个中型的文史哲杂文综合性刊物,定名《盍旦》。“盍旦”一词出自《礼记·坊记》,是“夜鸣求旦之鸟”。《盍旦》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发表短篇政论性杂文,针砭时弊,评论国是,负责实际编辑工作是齐燕铭和管彤(张致祥)。撰稿人有吴承仕、曹靖华、孙席珍、齐燕铭、余修等人。刊物中的一些文章触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痛处,一年即被迫停刊,但它对当时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编辑《盍旦》初期,齐燕铭等每周至少聚会一次,分析时事,检查工作,布置任务(主要是刊物和教学),自我检讨。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齐燕铭和吴承仕、管彤、孙席正式向陈伯达提出要求建立中共党的组织。陈伯达认为吴承仕等思想比较进步,经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批准后,把吴承仕等吸收入党,成立了一个党的特别小组,主要任务是开展文教方面的工作。组长张致祥,成员有吴承仕、齐燕铭、曹靖华、孙席珍,由陈伯达负责直接与中共北方局联系。于是,齐燕铭等成为中共特别党员,直接和陈伯达发生关系,能够阅读《红旗》等党内文件。

    《盍旦》停刊后,齐燕铭又与黄松龄、张友渔合作,办了一个中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综合性刊物《时代文化》。1936年11月,在《时代文化》创刊号上,他署名燕铭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社会经济史纲》、《念鲁迅先生》,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作了简略的回顾,深刻缅怀鲁迅先生的不幸病逝。
    11月22日,齐燕铭和孙席珍、曹靖华、张致祥等89人在《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宣言》上签名,要求“作家们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争取作家的切身利益的保障,言论出版的自由((2))”,呼吁民主,要求抗日。
    卢沟桥事变后,齐燕铭等于1937年8月陆续离开北平中国大学,奔赴天津,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二、在鲁西北和冀南
    1937年8月,齐燕铭从北平到达天津,本拟留津办报,因出刊有困难,决定赴上海参加全国救国会工作。又因到南京后发生了“八一三”战事,无法赴沪,改去济南。那时,前后流亡到济南的教师和学生约两千余人。教授中有张友渔、黄松龄、于毅夫、安翰华等。张是秘密党员,他通过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指挥韩复榘部下的一个开明人士刘熙众向韩活动,得韩同意将平津同学收容起来,办了一个第三集团军政训工作人员训练班。9月,“政训班”开办,黄松龄任教务长。
    10月上旬,齐燕铬到了济南,政训班第一期已经开办,齐去作了一次报告。第二期招生后,齐燕免和赵伊坪任教务员。11月初,黄松龄去武汉,齐继任教务长。11月中旬,从第二期学生中调出240人去聊城专区。11月下旬,济南形势紧张,部分学生退学,到12月下旬,班中只剩下二百余人。1938年1月,政训班宣布解散。下旬,韩复榘伏法,齐燕铭将学生送往徐州后,即赴鲁西北。
    在政训班工作时,齐燕铭曾向赵伊坪(后在鲁西北工作,聊城事变后,于1939年牺牲)谈过党的组织关系问题。赵伊坪允许齐燕铭以党员身份,作联络局工作,但仅与赵单线联系。那时,赵伊坪虽然发展了齐燕铭等入党,但没有找到上级批准。所以齐燕铭将政训学生送往徐州后,就随同赵伊坪到开封,找到了中共豫鲁联络局副书记刘贯一,才把组织关系明确了,确认从1938年2月起作为中共预备党员。5月,冀鲁豫区党委批准他为正式党员。
    1938年3月,齐燕铭到鲁西北任范筑先将军的秘书,主要任务是推动范坚持抗战,将鲁西北的旧政权改变为适应抗战的新政权。范本是旧军人,曾是浙江督军卢永祥的部下,后投到冯玉祥部西北军第十三军,1936年11月调鲁西北任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生活俭朴,居官清廉,具有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齐燕铭初到聊城时,范的抗战情绪甚高,所部政治倾向尚好,但新参加的人员同范的旧部也存在一些对立情绪。齐燕铭与张郁光(共产党员)从中进行工作,极力调解。对旧部人员采取说服教育争取的办法,推动范采取民主方式,成立“军政联席会议”,在会上通过新的政策,教育落后分子;又通过各级军政人员时事讨论会的形式,提高一般人员的政治水平。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后,齐燕铭等给范筑先分段讲解。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不但进一步争取教育了范筑先,团结了内部,而且办了两个教育机关:一个是政治干部学校,由范筑先任校长,张郁光任副校长,齐燕铭任教务长,前后毕业千余人;一个是军事教育团。还出版了一份四开铅印的《抗战日报》,齐燕铭任主编;办了一个印刷厂,一个“抗日文化供应社”,出版了各种小册子20余种。9月,收到《论持久战》后,大量翻印,供不应求,有力地宣传了共产党关于持久抗战的思想,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8年夏,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6月和9月,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部长的徐向前,曾两次会见范筑先,对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会见之后,范于10月4日至6日在聊城召开第六区军政联席会议,通过了《第六区抗战行动纲领》,号召全区民众共同执行。
    正当范筑先和共产党人积极实施六区军政联席会议制定的各项政策的时候,1938年11月14日,日军第一一四师团秋山旅团千叶联队发起进攻聊城。范筑先率部与敌血战竟日,终因寡不敌众,聊城于15日失陷,范筑先和共产党张郁光、姚第鸿以及700余名守城将士壮烈殉国。对于这悲壮的历史一幕,齐燕铭始终不能忘怀。1977年2月,他借聊城光狱楼重修之机,满怀深情地赋诗撰文,以志纪念。((3))1938年10月10日,齐燕铭在冀鲁青年记者团编辑、文化供应社出版的《战地文化》第三期上,发表《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批驳了对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几种怀疑论点。文章明确指出:“希望国内一切力量团结一致去进行神圣的反日战争,中国的抗战还要在更艰苦的途径中与敌人作长期的搏斗……,希望各党各派的同胞们要认清当前危险,来坚持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4))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以民族大业为重、精诚团结、共同抗战的拳拳之心。
    1939年1月,齐燕铭调任冀南行政主任分署参议,同时加入冀南抗战文化协会。“文协”是冀南的群众组织,由几个青年发起,推举艾秀峰为领导人。党组织派齐燕铭去负组织责任,并推动艾秀峰做好工作。
    3月,日寇加紧扫荡,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加强平汉路西的工作,决定在太行山设立办事处。齐燕铭被任命为太行办事处主任,并于3月16日上山。他除检查专署与各县政权工作外,主要任务是与鹿钟麟、石友三、侯如墉、张荫梧等经常进行联络。是年,冀南大水成灾,遂由各界组织冀南救灾委员会,推举齐燕铭等6人组成呼吁团,齐燕铭为团长,到重庆呼吁救灾。呼吁团到重庆时,齐燕铭曾经得到邹韬奋的“热情的帮助”,((5))但因此时正是蒋介石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期间,亲日派布置了全国反共阴谋活动,呼吁团工作不能按计划开展,收获不大。但此行使齐燕铭等人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本来面目。1940年7月6日,齐燕铭与失散几年的夫人冯慧德在重庆见面。不久,即陪冯慧德等一起到西安,并把她交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自己一人到前方。后因时局有变,组织上决定让他留在延安工作。
    三、延安岁月
    1940年11月到1945年12月,齐燕铭先后在延安中央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任教员、研究员、文教科长。他的主要任务是编写《中国文学史》,还到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学史。
    1941年3月8日,齐燕铭和陕甘宁边区文化界著名人士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范文澜、周扬、丁玲等联名电慰身在重庆愤不欲生的戏剧家洪深,“唯望早日康复,继续为新文化事业而奋斗”((6))。1941年5月29日,他写了《怀屈原》一文,5月31日,在延安新诗会与文化俱乐部为纪念屈原召开的座谈会上,他讲述了爱国诗人屈原的生平及创作。1942年6月28日,他又写了《论屈原思想——对郭沫若先生“屈原思想”的若干补充》一文,对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崇备至,并以古讽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妥协的卑劣行径。
    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署名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暗示在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当时延安几位著名的“秀才”纷纷撰文批判《中国之命运》一书。齐燕铭也写了《驳蒋介石的文化观》一文。
    1943年冬,齐燕铭参加了京剧《逼上梁山》的编导工作,这一剧目演出后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评剧《逼上梁山》初稿,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的杨绍萱于1943年九十月间,根据《水浒传》中有关林冲的故事编写的。齐燕铭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长,他和中央党校一部分京剧爱好者组成的业余文艺团体——大众艺术研究社的同志,看了这个剧本,认为故事情节动人,基础不错,后经过加工修改,由齐燕铭导演进行演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逼上梁山》受到延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到处上演,有时个别演员因病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登台演出,缺什么角色,齐燕铭便代替什么角色,随时化装上场。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这《逼上梁山》以后,连夜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一封信,请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转交编导者。全文如下。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信被篡改后于1967年5月2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这封信被说成是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中所说“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被删掉。198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此信的全文。后被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齐燕铭等人对《逼上梁山》曲目的改革,使得一些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加贴近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周扬也因此把齐燕铭称之为京剧革命“勇敢的先驱”,文化战线“尊敬的老战友”((7))。
    在参加《逼上梁山》的编导演出获得成功之后,1944年,齐燕铭写了《论评剧表演形式的推陈出新》一文,对此次戏剧的成功改革,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当年,为响应毛泽东“多编多演,蔚成风气”的号召,齐燕铭还参与了京剧《三打祝家庄》的创作。
    齐燕铭在担任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期间,为了帮助到延安的大批工农干部学习文化,还认真进行了其它方面的文化教育工作。他曾先后和黄火青、刘芝明、姚仲明、杨文海、彭真、江帆、胡乔木等同志商谈过训练文化教员、编写教材等事项((8))。
    1944年11月22日,延安各界在陕甘宁边区的政府大礼堂为在上海病逝的中国文化界先进战士邹韬奋先生举行追悼大会,齐燕铭写了一幅挽词,在挽词中赞誉邹韬奋“为大众生活,为大众战斗”,“是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勇敢、勤苦、坚韧的象征。”
    1944年11月30日,齐燕铭被评为中共中央党校“全校甲等模范工作者”。12月,经中直群英代表大会评定为中直甲等模范工作者。1945年1月13日,他又被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评为文艺界甲等奖获得者。
    四、在重庆、南京
    1945年10月,重庆谈判后,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周恩来报告说:国民党准备在月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有利于它的条件的停战,成立请客式的联合政府,保持旧国大。中共代表团的任务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准备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会议通过了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名单。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成员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已在重庆)等赴重庆。齐燕铭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同机到达。当晚,周恩来在重庆中山三路263号代表团驻地召集代表成员、秘书长和南方局、八办、新华日报的主要负责人开会。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政协代表团的名单和任务,以及恢复地方局(目前称重庆局)的决定,并部署开展对国民党主和派、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的工作,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活动。周恩来还宣布,齐燕铭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主管对外联络、宣传等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周恩来安排代表团的日常活动,随周恩来参加各种会议和谈判,同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政协会议秘书长雷震保持接触,开展对外联络宣传等。
    1946年1月10日,世人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期间,周恩来指定齐燕铭、何思敬、陈家康、李澄之4人成立一个小组,研究大会议题之一的宪法草案问题。领受任务后,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讨论到夜间两三点钟,大家各抒已见,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最后形成了《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经代表团讨论后,交大会通过。
    在重庆的日日夜夜,齐燕铭十分繁忙。每天,他都要陪同中共代表团成员会见重庆各界人士,宣传我党关于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组织记者招待会,散发材料,安排演讲。与此同时,他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四处活动,八方联络;打不完的电话,开不完的会议,见不完的客人,答不完的提问,常常是深夜才睡,黎明即起。有时候刚刚和衣躺下,周恩来就电话召见,汇报前一天的工作,安排后一天的计划。齐燕铭第一次深刻地体验到做秘书长工作的含义,也真实感受到周恩来的工作辛劳和勤奋。
    在重庆,齐燕铭广泛、深入、全面地同周恩来进行工作交往,此后,他与周恩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自己一生能遇上这样的好领导、好老师、好朋友而感到由衷庆幸。以至后来每当谈起这段经历,他都禁不住感慨万分。
    1946年4月,国民党“还都”南京。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代表邓颖超及齐燕铭、南方局的廖承志、章汉夫、宋平等和电台机要人员共10余人,乘坐马歇尔的专机到达南京,住进梅园新村。在一次代表团成员和主要负责同志的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对外代表党中央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进行谈判,对内即是中共中央南京局,统一领导谈判斗争、统战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由周恩来负总责。领导成员有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秘书长齐燕铭,副秘书长童小鹏、何成湘。
    为防止国民党方面经过青年党在民盟及第三方面人士中起破坏作用,周恩来决定派陆定一、李维汉和董必武、邓颖超先后去上海,在各界开展活动。5月24日,齐燕铭、玉炳南也到达上海,与在沪的政协各代表进行政治协商。28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陆定一、齐燕铭访晤民盟代表张君劢、梁漱溟、黄炎培、沈钧儒和章伯钧。6月8日,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拜访黄炎培,就东北停战及土改问题进行交谈。对于中共代表在上海期间的这段工作和活动,李维汉回忆说:1946年8月21日,我同董必武、齐燕铭到了上海。董老是去参加黄河堵口复堤会议。我和燕铭主要是向各党派人士征求对宪法草案和对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意见。……我在上海的活动是同齐燕铭、许涤新一起进行的,主要是对第三方面人士作些调查、访问和交换意见,了解他们的看法和动向。我和燕铭原计划完成做完以上调查分析工作,便返回南京,后恩来为抗议国民党拖延和破坏谈判到了上海,我们便留了下来,一直到10月21日才返回南京。((9))
    10月,中共代表团判断和谈即将破裂,在南京、上海的日子不多了,决定分批撤退人员。10月16日,“按南京局坚持、疏散、隐蔽计划,京沪工作人员齐燕铭、范长江、石西民、龙飞虎等30余人,”“首批撤退,由南京飞抵延安。”((10))
    与重庆期间相比,齐燕铭等人在南京、上海的工作,虽然性质都差不多,但心情却不大一样。在重庆期间,大家每天的工作都很紧张、繁忙,但对国共合作、共同建国充满了希望,除了少数国民党顽固派外,人人都向往全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工作起来也格外带劲。到了南京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日趋暴露,与他们再打交道,大家内心里都充满憎恶和鄙视,但为了人民的前途和国家的大局,又不得不与他们巧妙周旋,做团结和斗争两方面的工作。在此期间,工作的辛苦尚且不说,毅力和恒心也经受了锻炼。
    五、中共中央城工部、统战部及和谈代表团秘书长
    1946年10月16日,齐燕铭从南京回到延安,不久,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李维汉进行工作。此后不久,胡宗南进攻延安,城工部即随中央机关一起转移到山西临县王家沟。
    1947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城工部的工作方针及各地城工部工作办法的规定》,明确规定,城工部的任务为:“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部内分党务、统战、农村、文教、顽军五组。部长由周恩来兼,副部长由罗迈(李维汉)担任。现城工部在中央后方,暂住晋西北。”((11))
    中共中央城工部成立之后,迅速承担了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成为当时的第二战场。
    第二条战线的基础,是周恩来等在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的长期工作中打下的。齐燕铭过去与这些工作有过长期的接触,因此担任城工部秘书长后,工作开展起来可谓驾轻就熟。在周恩来、李维汉的领导下,城工部所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在蒋管区业已暴露的中共党员、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大批撤退到解放区。留在城内撤不走的,则领导他们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千方百计地保护一切公共设施,里应外合地配合解放军完整地解放和接管城市,为国家和人民保存元气。
    除参加上述工作外,齐燕铭从1947年5月起,还先后参加了山西吕梁区城工会议、全国土地会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干部大会等会,并于1948年1月12日至2月19日,在山东寿张县关门口村参加了土改工作。
    1948年3月3日至13日,齐燕铭在西柏坡参加了中央召开的讨论划阶级问题与城市问题的会议,会后按照李维汉的指示,于3月27日至5月中旬到石家庄调查贯彻中央划阶级与工商业政策等问题。这时,第六次全国劳动工人代表大会准备在东北召开,城市工作部负责起草《劳动法》和《工会组织法》。这项工作在刘少奇领导下,由李维汉、齐燕铭、王翰、陈用文组成一个起草小组具体进行。他们先到石家庄铁路大厂和纺织厂作了调查,然后写出初稿,由刘少奇修改定稿,经中共中央通过后,发给东北局,提请6月中旬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劳动工人代表大会审议。
    194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工部改名为中央统战部,首要任务是协助党中央围绕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各项问题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进行协商及各项具体准备工作。齐燕铭负责民主人士的政治联络和协商工作。此外,还兼任第一室主任,负责城市政策研究和统战工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为政协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同时又促使新政协筹备工作加紧进行。2月1日,周恩来在夜深人静的西柏坡,会见连夜从李家庄赶来接受任务的齐燕铭、周子健,要其立即出发,赶往北平筹备召开新政协,并会同金城、申伯纯将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符定一、韩兆鄂、雷洁琼、沈兹九、何惧等送去北平。随后,齐燕铭、周子健率领部分工作人员很快离开李家庄,前往北平。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吴晗、雷洁琼、楚图南等15人也随同前往。
    在华北局和北平市军管会的协助下,齐燕铭、周子健、申伯纯和金城等一行于2月3日参加北平入城式后,进入中南海。在齐燕铭的具体组织安排下,先接管中南海的房屋,在丰泽园成立了中南海办事处,由周子健任处长。该处对内为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其任务是警戒中南海,进行扫雷,审查留用人员,清理国民党特别刑事法庭的刑具及被没收的马列主义书籍,修缮房屋,打扫卫生等,为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统战部迁入北平做准备工作。并决定将准备给中央领导同志居住和活动的颐年堂,准备政协筹备会办公开会的勤政殿和开大会用的怀仁堂,作为清理修缮的重点。与此同时,申伯纯率领交际处人员接管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德国饭店以及翠明庄,准备安排出席新政协的代表居住。此外,还接收了远东饭店等几家大、中饭店,为即将集中北平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来自香港等地的投奔新中国的各界代表人物、知名知识分子提供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条件。
    在此期间,齐燕铭还协助李维汉向中央报告各党派民主人士的动态,协助民主党派搞好组织建设,对他们提出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则及时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反映、汇报。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乘火车到达北平,先在颐和园休息,下午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阅兵式。齐燕铭负责组织当时在北平的高级民主人士去机场欢迎。从机场回来以后,齐燕铭得到电话通知去益寿堂,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原来毛泽东当晚要同高级民主人士谈话,举行一次便宴,要齐燕铭拟定名单。齐燕铭根据自己对民主人士的了解,很快拟出一个先期到达北平的人员名单,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审阅同意。毛泽东要齐燕铭立即通知有关人员,派车将出席便宴的上层民主人士送来。毛泽东问齐燕铭:城内由谁负责?齐答是申伯纯同志。毛泽东便要齐燕铭立即用电话通知申伯纯,并要申伯纯向齐燕铭复述一遍通知内容,以免出差错。后来,齐燕铭在回忆时写道:“这一件事使我感到主席对待事情如此细致,对于干部交代如此具体,真是我们做工作的榜样。”((12))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一开始住在香山。那时候,周恩来经常在香山、中南海两头跑,非常辛苦。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后,周恩来除了见毛泽东或到中央开会,就不再往香山跑了。为了方便周恩来的工作,李维汉、齐燕铭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东侧的菊香书屋布置了临时办公室。那里的北屋有正房共五间,周恩来不愿全用,只要了东头的两间,西头两间给林伯渠住,留下中间一间作会客室和餐厅。从此,齐燕铭的工作重心也随着周恩来转到了国共和谈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上。
    1948年秋至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精锐部队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蒋介石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于1949年1月1日,发表了一个“元旦公告”,提出愿与中共和平谈判的建议。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蒋介石在内外矛盾和中共八项条件的强大压力下,于1月21日下午正式宣布下野,他实际上是以浙江奉化溪口为大本营,继续操纵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玩弄其假和谈、真备战的手法。22日,李宗仁以代理总统职务发表文告,表示愿以中共提出的八条为基础进行谈判。23日,他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27日和28日,叶剑英在北平西郊连续接见黄启汉、刘仲华,并把同他们谈话的情况报告那时还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2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叶剑英电,要黄启汉、刘仲华告诉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条件的诚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万万走不通的”。经过双方接触以后,3月19日,周恩来派齐燕铭到北平六国饭店“会见黄启汉,表示中共不久将宣布举行国共和谈日期和中共参加谈判代表名单,请黄先对李宗仁打个招呼”。((13))第二天,黄启汉通过长途电话把这个消息报告李宗仁。李宗仁在电话中告诉黄: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人选内定为张治中等5人,张是首席代表。当天,黄启汉把代表名单抄送齐燕铭转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没有表示异议。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中共方面代表为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周恩来为首席代表;谈判以1月14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八项条件为基础。29日,国民党政府又加派刘斐为代表,屈武等为顾问。4月1日,中共中央加派聂荣臻为代表,并又批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以齐燕铭为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
    此后,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齐燕铭协助周恩来,负责具体日程安排,并随周恩来参加个别商谈和正式会谈话动,帮助进行文件修改等工作。
    4月1日下午2时,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中共方面派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到机场迎接。当晚六时,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设宴招待张治中一行。
    4月2日12日,双方代表先进行了个别商谈。从齐燕铭用毛笔加写标题的“四月二日谈话纪要”看,这一天,叶剑英、林彪会见了刘斐,林伯渠会见了张治中、邵力子。4月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接见张治中,就谈判中有关事宜,长谈了4个小时。毛泽东谈到,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和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的困难,也表示谅解。并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毛泽东还邀请张治中吃午饭,张得知毛、周昨宵一夜未眠,便辞谢而归。9月,毛泽东接见邵力子、章士钊;10日,接见黄绍竑、刘斐;11日,接见李蒸、卢郁文。
    4月13日早晨,周恩来向南京政府代表团提交了由他起草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这个草案发给齐燕铭的一份编号为217号,后来根据会议情况,作了一些修改,他一直保存在身边。
    当晚九时,正式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从齐燕铭审阅修改的4月13日会议记录看,这次会议一开始,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概括的说明。他在回顾了战争发展的历史过程后指出:“这次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他说:中共对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周恩来讲完后,由南京方面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他最后表示愿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提出修正案。
    4月14日晚,南京代表团提出一个修正案,由张治中交给周恩来。
    4月15日,双方代表又分别交谈。晚7时,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代表团。9时,国共和谈代表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谈。
    周恩来在作了说明以后提出: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当然是中共代表团最后的定案,现在提交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我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接受这个协定。昨天文白先生已说过,要把我们提出的最后稿子带回南京,说服南京当局。但愿能如此,不然我们解放军就会向前推进。我们今天正式的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去南京的先生转告李德邻先生(即李宗仁)和何敬之先生(即当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何应钦),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20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周恩来讲完后,张治中只是简单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感想,并声明明天即派人到南京请示,再行答复。
    黄绍竑、屈武带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到南京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夏威等商议。白崇禧一看完《协定》,立即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说完就站起来往外走了。李宗仁则默不作声。随后,由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蒋看后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谈判破裂后都毅然决定留在北平。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齐燕铭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完成了大量的日常事务工作。
    六、筹备和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
    1949年6月11日,周恩来和民主人士、各界代表人物经过反复协商后,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修改并通过了筹备会组织条例和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16日晚上,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等5人为副主任;批准李维汉为秘书长,齐燕铭等9人为副秘书长。
    7月10日,中共中央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齐燕铭为21位干事之一,协助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负责党派工作。
    8月26日至27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在周恩来主持下,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讨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草案)。8月2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发出“未艳”代电,确认中共参加政协代表名单,齐燕铭为候补代表。
    1949年9月以后,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纲领的名称随着政协名称的变动,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9月3日至13日,毛泽东至少对四次草案稿进行了细心修改,改动总计有二百余处。他在改过9月11日稿后又指示:“乔木: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六时左右送交勤政殿齐燕铭同志,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一千份。”((14))
    9月4日,齐燕铭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主办的政协代表茶话会上补充介绍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的情况。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出席开幕式的有参加会议的代表634人,来宾300人。齐燕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候补代表参加了开幕式。
    30日晚上九点,全体代表在欢乐中回到北京饭店寓所用餐。餐厅里热闹非常,毛泽东等人坐在第一桌。就座后,代表们纷纷离座走来,向他和几位副主席敬酒。毛泽东这天晚上也破例有敬必饮,开怀举杯,席间气氛热烈,直到齐燕铭宣布餐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还要留下开会,代表们才停止了敬酒。此刻,“夜已阑,兴未尽,在幸福的情思中人们渐渐离去。”((15))
    齐燕铭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并出席了这次盛会。对于齐燕铭筹备和参加新政协会议期间的工作情况,当年与他同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孙起孟1995年5月15日感慨地回忆说:“几位副秘书长中,燕铭同志是李维汉秘书长的主要助手,上下、左右、内外的事情,几乎无一不与,同志们也都乐于和他商量、请教。我们天天见面,办事食宿都在一起。……他勤奋惊人,睡觉是化整为零,很少睡个整觉,因此毛泽东、周总理主要是夜晚工作,他则除夜里工作,白天照样勤奋工作,有时坐在那里抽空合一会儿眼,一听说有什么事,他马上十分清醒地处理问题,从不误事。说他是不知疲倦地工作,毫无愧色。共产党作统战工作,需要好的作风,统战工作作风是党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燕铭同志堪称表率。他是很有原则的人,那时,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都要接触到,要做好统战工作,很不容易。他既有严肃的原则性,也有极大的灵活性。他在团结人方面,很值得学习,五湖四海,他是做到了。”((16))
    曾任齐燕铭的秘书张可凡也回忆说:“政协前后工作极忙,昼夜不分,齐燕铭从中南海迎春堂搬进勤政殿的一个小房间里,不久周恩来也搬进勤政殿的一个大房间里,两处相距50来米。这段期间,齐燕铭主要协助周恩来工作。”((17))“当时,统战部筹备新政协的首要任务是大搞‘名单学’,所谓‘名单学’就是人事筹划安排。既然召开新政协,就要首先确定由哪些党派、团体参加。因为不可能实行直接选举,只有通过协商。……我党对政协委员人选极为慎重,既要一一调查了解清楚,又要向有关单位反复征求意见,而且这一切都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这时的齐燕铭作为周副主席和罗迈的最得力助手,其工作之紧张、繁重就可想而知了。正当中南海的人们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桩不幸的意外事故发生了。一天晚上,由于天黑路灯不明,罗迈从主席处回来时,一脚踩进下水井,当即骨折,被送往医院抢救。当时人物名单尚未理出头绪,因此他寝食不安,影响病情。后与医生商定:由齐燕铭、于刚等人在病床前一一说明人物安排情况,才使他情绪安定下来,由此可知‘名单学’之重大。罗迈同志住院,
    没有参加新政协,燕铭的任务更加繁重。那时我虽是他的秘书,但几乎见不到他人,都是电话联系,因为他每晚都要跟着周副主席参加中央有关的会议,直至凌晨,待中央同志去休息了,他又‘承上启下’的布置新的一天工作。他几乎没有睡眠时间。……新政协的‘名单学’未了,又延伸到中央人民政府各部人选安排上,特别是党外民主人士的安排,中央统战部必须拿出方案。”((18))
    七、出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齐燕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此后,周恩来便把精力集中到筹建政务院及其所属机构以及建立各种制度这个急迫的工作上来。10月20日,周恩来和林伯渠、齐燕铭商议了政务院所属四个委员会(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监察)成立的有关事宜。很快这些委员会先后于21日和22日成立。((19))
    10月21日,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政务院第一次扩大政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论述了政务院的组织形式,人事安排、干部来源、合作共事,以及当前必须抓紧做的工作等。当晚,周恩来在主持第一次政务会议时宣布的五项决定中有,在政务院李维汉秘书长病假期间,由齐燕铭副秘书长代理其职。31日,周恩来报请毛泽东批准。
    政务院所属各机关从11月1日起开始办公。齐燕铭从10月26日,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事务汇报会议。建立了政务院秘书处与各单位的联系制度,商定了各机关房屋、汽车购买分配等问题。制定了各部门经费领支的暂行规定,以及新任部长、副部长和办公厅主任到京时招待食宿及联系事宜。
    从11月12日至1950年10月14日,他主持召开了30次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厅务会议,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组织条例(草案),中央人民政府印信制发条例,办公厅各处、局、室编制及干部配备,中南海新华门等4个大门的传达及接见群众工作问题,办公厅主任、副主任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委员及所属部门间联系分工问题,各地工作报告的阅处问题,有关法院、检查署的人事任免问题,有关检查工作、会议制度、值班制度、总务行政制度,关于保健事项,关于与民主党派人士联系问题等。这些问题相继解决后,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常工作得以有序开展。
    从10月28日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齐燕铭协助周总理和有关副总理,提请政务院会议着重讨论通过了有关政权建设的一系列组织原则和工作制度,如《政务院组织通则》,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大行政区人民委员会组织通则》,省、市、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政务院关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
    1951年1月16日,遵照李维汉的嘱咐,齐燕铭给周总理写了报告,对召开全国省级以上政府秘书长会议的内容、出席会议范围与进行步骤,提出了建议。2月13日,周总理批示:“同意召开,请李秘书长负责指导。”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1951月4月21日至5月8日,政务院和全国政协分别召开了全国秘书长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政务院关于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几项具体规定》、《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公文处理办法》等文件。其中齐燕铭参与较多的是《关于各级政府机关秘书长和不设秘书长的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任务和秘书工作机构的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于1951年7月26日由政务院公布试行。((20))
    1951年6月26日,毛泽东在符定一致他询问成立文史馆问题的来信上批示:“请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救济,不使挨饿。”齐燕铭接到批示后,立即着手办理。一个多月后的7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即正式宣告成立。符定一任馆长,叶恭绰、柳亚子、章士钊任副馆长,齐白石、陈云浩、潘龄皋、陈半丁、肃龙友等26人为馆员。
    1951年12月1日凌晨,周恩来给齐燕铭写来便函指示:“主席今(十二月一日下午六时)请下列诸人在颐年堂吃饭,有事相商,务望到会,并发请帖,外加电话通知: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陈叔通、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馆菜两桌,已告尚昆准备。”齐燕铭收到便条后,在“有事相商,务望到会”八字旁批:“此点于电话中说明。”然后又批:“请帖须到琉璃厂荣宝斋买大方的(非最讲究,而是朴素的),请贴要写得整齐,最好要印厂排一铅版(早七点半钟送稿去),一面嘱人到荣宝斋买空白贴(一面排一面买),印好发出(一面印一面写封面),此贴必须午前送到才好。”写完批示之后,他又亲自代拟了一张请贴:“谨订了十二月一日下午六时洁樽候教毛泽东席设:中南海颐年堂”。并在旁边注明了印刷字体。
    1951年12月15日,齐燕铭奉周恩来之命,向毛泽东书面请示:“过去两年的元旦,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均到勤政殿举行集体庆祝,并会餐看晚会。一九五二年元旦,为了节约,是否完全停止举行,抑只举行一次简单的会餐,以示庆祝?经报告总理,命向主席请示,即请裁示,以便遵办。”
    当日,毛泽东批示:“仍应举行一次团拜,人数不宜太少,要看一次戏。待与周总理商量再决定。”
    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批示,1952年1月1日下午6时 30分,以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了新年团拜聚餐活动。毛主席致祝词,号召全国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清洗干净。
    1952年11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向毛主席、周总理书面报告:“关于解决高级民主人士困难问题,遵照主席的指示,由罗迈同志亲自主持开了多次会,拟出了章程和名单,复经我们详细审定,兹呈上请审批。此后,拟由齐燕铭、辛志超、余心清、金城(中央统战部)四人组织一个小组,专管此事。如同意,即照此实行。”13日,周总理批示:“拟予同意,请邓(小平)、李(维汉)办理。”毛主席圈阅同意。
    1952年土地改革中,一些农民向龙云将军提出要求退赔,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但又十分棘手的问题,既要保护贫下中农的利益,又不能有损与同盟者的团结。单纯的退让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齐燕铭多次找双方谈话,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他采取了算细帐的办法,对每一笔数字,他都亲自核对,坚持实事求是,剔除计算中不合理的部分,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在整个事件的调查过程中,他始终做到了既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又贯彻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说服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这样一个原则。经过将近一年的耐心工作,在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终于妥善地处理了这件土改中的大案子,使要求退赔的农民和当事者龙云将军都感到满意。
    1953年5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会议确定,在公文方面,由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孙志远提出一个完整的公文制度。此后,经过齐燕铭、孙志远与秘书厅有关同志进行过多次研究、设计,首先将印信改为圆形,并将国徽列入,取消了历史上长期使用的方印和长条戳,重新制订了“关于国家机关印章的规定”。随后,又经过研究,将公文格式改为横排,并取消了历史上长期使用的表格式的公文用纸,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使用,逐渐形成了较完整的政府公文制度。
    为了加强政务院机关建设,仅从1953年5月25日至10月23日,齐燕铭就主持召开了13次工作汇报会,检查工作、交换情况,解决共性问题。其中有些事项,看来似乎不大,比如文书交换站制度,一直沿用到现在,它对于节省人力物力,提高工作效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周恩来对于齐燕铭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交办的各项工作,都非常细致、具体,甚至包括印发文件中的校对等项事宜也经常叮嘱,从不放过。1949年12月2日政务院第九次政务会议通过的《政务院及其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经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以后,周总理在标题下的“政务院第九次政务会议通过”后面加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并在文件上批示:“燕铭:三个通则,请即重印,派人校正,勿再掉错。印好后分别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秘书长;另以一份送新华社发表。”((21))有时,对一个提法不准确的会议通知,周恩来也批请齐燕铭注意。1949年10月24日,政务院秘书厅在会议通知中将“政务会议”写成“政务院委员会会议”,周恩来收到后,立即在会议通知上给齐燕铭批示:“政务会议非政务院委员会会议,应称政务院第×次政务会议。此后,会议名称即走向规范化。”对于其他一些具体的事务性问题,周恩来一经发现后,也及时提请齐燕铭予以注意。当时,为了制作中央人民政府机关的牌子,齐燕铭曾让秘书到琉璃厂买来一管大笔,亲笔试写了大牌子。周恩来提醒他要对各单位牌子的规格予以统一。不久,政务院即专门为此事发出通知,规定了中央各部、各省市人民政府所挂牌子的规格。
    对周恩来严格的工作作风和要求,齐燕铭的感受十分深刻,出现问题总是主动检讨。1950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预算,在统计表决人数时,有一人未举手,齐燕铭当时没有看清,即报全体通过。会后,经人提醒才发现这一问题。他立即书面报告周总理、毛主席,并请求处分。周总理于8月7日即转报毛主席,提出了补救办法。当时毛主席也作了批示,使问题得到解决。又如1952年3月15日,齐燕铭为东北森林火灾事件未能及时处理所作的检讨,更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他对自己的要求格外严格。尽管此案拖延处理的责任并不完全在他,但他却毫无怨言地承担责任,受到了周总理的好评。
    建国初期,齐燕铭虽然对政府机关一些事情的处理是生疏的,但办错了以后作过检讨,再遇到问题,还是敢于向上级提出建议,表明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不少建议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同意和采纳。为此周恩来还曾专门写信予以鼓励。
    1950年11月15日,齐燕铭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办事机构撤销,“所有政府委员会开会及招待宴会典礼等项工作完全由政务院负责办理(过去因政府办公厅人少遇事也是要政务院协助)。这样人力可大大精简,工作也不至误事。尤其最近办公厅拟迁出中南海搬到政务院一起办公,为了住房的节省,这一改变尤有必要。”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同意,并付诸实行。
    周恩来还曾给齐燕铭写信,对他敢于提出建议,予以表扬和鼓励:
    “燕铭同志:来信所提各项,启发甚多,证明你并未为事务技术所纠缠,望以后多多提议,想到即说,是有助于工作的开展不浅。所提事,容与各常委面商,见面时当有以会报。专复,即致敬礼。 周恩来 八·六”
    周恩来这封用毛笔书写的回信,齐燕铭一直珍藏着,借以鼓励和鞭策自己。
    八、代理国务院秘书长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政务院改称国务院,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齐燕铭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10月31日,在周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齐燕铭又被任命为总理办公室主任。他根据周恩来关于工作效率要高的指示,对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组长、秘书的业务工作都进行了明确分工,要求他们各管一个或几个方面,分别直接与总理联系,接受指示,汇报工作。主任、副主任除有自己的分工外,还要负责全室行政上的调度、协调、组织和相互之间的通气等。
    从1954年10月到1956年底,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41次,常务会议54次,还举行过多种形式的小型会议。这些会议绝大部分是由齐燕铭具体组织安排的。他在审核会议程序时,极为仔细认真,每次都要反复斟酌,对议程草案及有关文件认为不够成熟的,总是要在会前和有关单位商改,对比较成熟的才报请总理审批。每次召开会议之前,他都提前到达,了解准备情况,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会议过程,他全神贯注,注意对文件有什么修改意见,或领导上有什么交办事项;会议之后,在审批会议纪要或决议事项,修改会议通过的文件或批复稿时,他总是严肃认真,有时还要找会议工作人员核对情况,对工作人员提出的建议和修改意见,他总是虚心采纳,予以鼓励。
    1956年1月25日,为了明确文件的处理程序,齐燕铭曾给国务院几位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各同志写过一封信;
    “根据总理指示,今后总理办公室收到国务院各单位直接送批的文件,除有关外交、军事、华侨和一部分外贸方面的文件直接送总理批示外(总理不在京时送陈毅副总理批),其余的都按以下程序处理:一、关于财经方面(包括外贸和涉外事项)的文件,送陈云副总理阅批;二、关于文教、政法、民族、体育、科学院和有关国际活动等方面的文件,送陈毅副总理审批;陈毅副总理因公外出时,有关这方面的文件,送习仲勋秘书长阅批;三、国务院各直属机构(由国务院各部、委指导的直属机构除外》的文件送习仲勋秘书长阅批。
    上述文件经陈云、陈毅副总理和习仲勋秘书长阅批后,认为需要送总理批示的,再送总理批示。
    凡非直接送总理办公室而按照国务院办理公文程式送国务院秘书厅办理的文件,仍送习秘书长阅批;如习秘书长认为需要送总理批示的,亦请按照上述分工分别送总理、副总理指示。”
    1956年5月11日,在周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上,讨论成立专家局问题,齐燕铭到会作了说明:“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总理作了报告,提出成立专家局,管理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报告以后,属于专家安排、使用、工作条件、待遇等方面的,经检查有很多问题,国务院也收到一些案件和来信。现在局尚未成立起来,人也未调来,现在的工作由秘书厅来作。现在提出成立局的议案,把局的任务确定一下,就是负责统一检查、督促政府各部门贯彻执行国家对于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政策、法令,并负责解决一些不便于由一个部门单独处理的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关于批准国务院设立专家局的议案》。5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批准设立专家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1956年10月,齐燕铭兼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此后,他很快拟订了《国务院专家局组织简则》和《国务院专家局1956年下半年工作计划要点》,报请国务院审批。1956年10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批准了《简则》和《计划要点》。
    1957年5月30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务院专家局关于1957年争取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提出争取的重点是那些国内迫切需要而有用的人才,并以在美国的为主。首先应争取那些学术水平较高的有地位的科学家、学者或者有代表性的人物回国。
    1957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转专家局《关于提请各单位在整改阶段注意进一步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报告》。《报告》建议在图书、资料、仪器、试剂以及提供助手和保证每周5/6的业务时间等方面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并提出,对于有特殊专长的高级专家,如目前用非所长必须调整而在本系统(各部)、本地区(各省市)之内又调整不了的,可以提交国务院专家局协助调整;各单位如缺少某种高级专门人才亦向专家局提出,以便从其他单位商调,或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和回国的科学工作者中选择。
    1960年初,国家经济情况十分困难,市场供应相当紧张。为了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齐燕铭于7月11日参加了习仲勋召开的会议,并约集有关同志研究后,7月30日,齐燕铭又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的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于8月1日向在京各部门批转了这一报告,11月9日又将此报告摘要转发各地,并批示: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
    进入1961年,改善科学家、艺术家和著名教授的副食品补助供应问题,仍是当务之急。10月2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这个问题再一次进行讨论后做出决定:“关于改善在京的科学家、艺术家和著名教授的副食品补助供应问题,由齐燕铭同志负责,成立办公机构,开列名单,制定办法,由国家拨出专款,专门解决。”齐燕铭根据中央的决定,很快付诸实施。((22))1963年7月,随着供应情况的显著改善,这项特需供应的办法才逐步取消。
    1958年9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筹备国庆十周年的筹备会议,决定北京兴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国庆工程,并确定由齐燕铭具体负责。齐燕铭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立即和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等同志一起,紧张地投人工作。从1958年9月至1959年9月,据不完全记载,他和万里等召集有关部门开会达90多次,其中有周总理参加的即达10多次。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燕铭同志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时间,认真地学习、钻研和请示,紧密依靠群众,虚心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终于比较深透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比较圆满地帮助解决了从设计、施工到内部设备等方面的难题。((23))
    万里回忆说:“人大会堂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指示下建成的,没有周总理的领导指示,不可能完成,我有再大的本事也不行。齐燕铭对人大会堂建设的贡献,除了总理之外,他是第一。比如人大会堂的内部装修,单靠北京市的力量,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我和燕铭同志商量,要把省市的力量调动起来,如果一个省市包一个厅,如果福建省包福建厅,上海市包上海厅,人力财力都有了,而且有特色。报告了总理,总理同意。齐燕铭当时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就找各省市来开会,一个省一个市商量落实。很快,各个省市负责的厅都搞起来,这是最高明的一着,这一着,齐燕铭是立了大功的。中央有关部委也很支持。比如人大会堂需要什么机械施工,外贸部就设法进口;人大会堂需要大理石,没有国务院的命令,也不可能;人大会堂需要全国最好的施工力量,我当过城市建设部长,对全国的施工力量比较了解,报告国务院,调来不少人;为了保证国庆工程的钢材质量,专门设立了钢材质量检查组,不合格的就退回去,大概退回去的有几百吨。这些,没有国务院的支持也不行。
    人民大会堂刚刚建成的时候,大概是1959年9月,听说毛主席要来大会堂,我和燕铭同志就在这个118室一直等到夜里一点钟,主席来了。那天,毛主席高兴得不得了,看到人民大会堂的大舞台时,在舞台上,毛主席风趣地问:我想在这里吸支烟行不行?我们当然说行。人民大会堂的名字就是毛主席那天夜里定的。开始我们说是不是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大会堂或者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楼,主席问:工人叫什么?我们答:工人叫大会堂。毛主席说:那就在大会堂前面加‘人民’两个字,叫‘人民大会堂’。可惜那天没有准备纸笔,要不,当时主席会答应为人民大会堂题名的。更可惜的是,那天没有通知新华社,没有留下照片,也没有发表消息。”万里接着说:“请关山月、傅抱石为人大会堂画画,是燕铭同志当的参谋。……齐燕铭对建设人民大会堂的贡献很大,这是历史性的贡献。”((24))
    齐燕铭很重视人民群众信访工作,他经常审批办理人民群众给总理和国务院的重要来信,对涉及人民疾苦的来信来访尤为关心。1959年春季,群众反映山东省部分县、市缺粮、食堂停伙的问题。齐燕铭于4月22日专题向周总理写了报告,详细分析了地方缺粮、经群众反映后省委仍未解决问题的原因,强调指出:从山东馆陶事件中反映出下边干部弄虚作假的情况不少,有的还很严重。但值得研究的是县、地以至省委的工作方法和作风问题,特别是他们给下边干部的影响问题。周总理阅后在齐燕铭的信上批示:“震林同志,你要到山东去。现将一个月前齐燕铭给我的信和一些材料送你一阅。”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齐燕铭列席了这次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康生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得到毛泽东同意,曾经支持过这部小说的习仲勋等人被说成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会议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25))
    习仲勋被审查以后,齐燕铭被任命为国务院代秘书长,几乎每天都到国务院办公。此时,他仍然兼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很多事又不能过问。由于过度疲劳,身体不支,于1962年12月13日住入北京医院,此后,便一边住院休养,一边处理日常工作,相当吃力。
    1963年3月30日,周总理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齐燕铭同志有病,又管文化部,决定免除他代秘书长,不久又被免去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
    九、在文化部
    1960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齐燕铭为文化部党组成员;2月16日,周总理任命他为文化部副部长。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又任命他为文化部党组书记。当时,由于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年事已高,社会活动较多,实际上是齐燕铭主持文化部的工作。
    齐燕铭一到文化部,即充分发挥过去曾在文学艺术界广交朋友的优势,广泛团结党内外的文化工作者,努力执行党的文艺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显著的成绩。从1960年8月至1962年12月,据不完全记载,他曾先后和文化界的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欧阳予倩、盖叫天、曹禺、尚小云、俞振飞、言慧珠、袁世海、红线女、袁雪芬等40多位知名度很高的人士进行过交谈,从各侧面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商磋文化工作中的问题,求教改进的办法。他的秘书朱雨滋曾经深有感触地说:“燕铭同志对戏剧艺术素有研究,他和文化界同志那种深夜畅谈、促膝谈心、直抒己见、无拘无束的情景,实在令人难忘。”
    在广交朋友的同时,齐燕铭还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在此基础上,他根据中央的指示,团结部内领导一班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作了许多重要报告,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
    1960年3月20日至1962年3月9日,齐燕铭在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文化部各司局各直属单位负责人会议,山东、山西、江西、北京、上海5省市文化局长座谈会,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等会议的报告、发言中,反复强调“要进行全面规划,注重提高质量”,要“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抓剧目创作”,“要注意劳逸结合”,“调整精减”,“要总结经验,肯定成绩,改正缺点错误”。
    经过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齐燕铭对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内在规律有了日渐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开始注意把其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加以整理,使之条理化,制订了一系列工作条例和草案。
    1960年11月17日,齐燕铭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05次会议上,对《文化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作了说明,经会议讨论通过后于1961年4月1日公布,对全国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61年6月1日至28日,齐燕铭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关于当前文艺学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初稿),后来改为《文艺八条》,经中共中央批准,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发到全国各地文化艺术单位贯彻执行。
    6月8日至7月2日,文化部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讨论《改进电影故事片生产领导方法若干意见》。会议由夏衍主持,齐燕铭、夏衍、林默涵作了报告,周扬讲了话。会议文件经文化部讨论修订,改为《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工作三十二条》),于11月13日颁发试行。
    8月8日,齐燕铭领导文化部党组起草《剧院(团)工作条例(十条)》,其基本精神在于全面深入地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努力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创作个性,讲求艺术规律,以利于提高戏剧艺术质量,对全国各剧院(团)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这年年底至1962年上半年,文化部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多次召开首都话剧工作座谈会,讨论了话剧工作的当前任务、首都几个话剧院的方针和长远建设目标、各单位的协作互助等问题。6月1日,齐燕铭作了总结发言。会议写成《纪要》和《关于话剧院(团)艺术生产问题的意见(草案)》,发给首都各话剧院参照执行,并发各省、市、自治区话剧院(团)参考。
    1962年6月8日,文化部党组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主席关于精简工作的紧急指示。7月4日至14日,召开了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厅)长会议和电影故事片厂厂长会议,齐燕铭、林默涵在会上讲话。会议讨论了关于文化事业的调整、精减人员和专(市)、县戏曲剧团改变所有制问题。8月9日,文化部发出《关于进一步调整全国文化事业和精简人员方案的通知》,要求在1961年底实有人数的基础上,至少再精简12万人。
    1963年6月1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专(市)县所属国营戏曲剧团改为集体经营剧团的请示报告》,提出对这些剧团,将由戏曲工作者集体经营管理,自负盈亏,国家不再给予经费补助。
    总起来说,上述一系列条例、草案的制订和出台,对于整个文化工作的开展,起到了较好的整顿、规范、引导和促进作用,使党的文化工作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正如韦国清在齐燕铭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所指出的那样:齐燕铭“在文化部工作期间,努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广泛团结党内外的文化工作者,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1961年6月11日,文化部召开戏曲剧目教材工作会议,齐燕铭到会讲了话。他指出:“从教学工作来说,主要是需有稳定的教学剧目。不能改动太频繁,剧目不稳定就教不好。但是,另外我们应该有精神准备,这个教学剧目方案,搞到一年左右,就要将经验总结一下,应当加以研究,予以增减修改。”((26))
    对于戏曲剧目工作,齐燕铭抓得很紧。1962年10月10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指出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上演剧目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如现代剧目少,历史题材剧目多,一些有毒素的剧目又重新搬上舞台。11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11月15日、29日,文化部召开首都京剧创作座谈会,齐燕铭在会上讲话指出:戏曲艺术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必须进行改革。我们要走革新的道路,要在思想上肯定革新。提倡多演一些现代戏还是完全应该的。希望编剧的同志们加把力,写出几部现代题材的戏。要编写戏曲剧本,首先须掌握戏曲这一艺术形式的特点。这种特点不是旁的艺术形式所能代替的。领导上要下决心,肯花本钱。现在剧目枯窘,也说明作者笔下很“枯”,“枯”笔不能生花,“生花之笔”是要培养的。所以,要作长远打算,这样经过几年努力,就会产生愈来愈多的好剧目,剧目创作就会繁荣起来。((27))
    12月7日,文化部颁发《贯彻执行〈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加强对剧目工作的领导,帮助戏剧工作者提高认识,加强同人民的联系,努力创作和改编出好的剧本。
    1963年3月16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29日,中央批复同意,并要求通知有关的文化部门和艺术团体遵照执行。
    1963年9月21日、23日、27日,齐燕铭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文化艺术部门是意识形态工作,请各地抓一下。中国的戏曲,是封建时代留下来的,如果今天的舞台,仍是帝王将相、家院丫环,就不大相称。内容、形式是要改变的,古人有水袖,今人就没有,这就要推陈出新。上层建筑要适应基础,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变,请大家抓一下。((28))
    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11月30日至12月19日,文化部党组连续召开7次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就贯彻文艺方向问题进行检查。12月7日的党组扩大会上,徐光霄传达说,周扬同志最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批评了文化工作,说“文化部要管文化,现在如此,可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检查好,名字可不改;检查不好,即可改。”((29))在12月19日的党组会上,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12月12日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对文艺界的一个批示:“各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了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0))
    1963年底至1964年3月,文化部党组又连续召开7次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根据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对几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
    4月3日,夏衍根据文化部党组对工作检查的结果,代表部党组在文化部17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改进文化艺术工作的一些意见》的报告。
    本来,早在1962年12月,齐燕铭即因为工作繁忙,过度疲劳,一度入住北京医院。此后,基本上是一边休养,一边处理工作。1963年11月至1964年2月28日,他在广东从化休养;1964年4月6日至6月3日,在广州、杭州、上海等地休养。因此,这期间文化部的许多会议,他没有全部参加,但思想上的压力,却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文化部组的几次检查,他都是亲自与闻的。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齐燕铭返京后主持了开幕式。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对文艺工作作了第二个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示,他认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31))
    7月2日,周扬召集文化部党组、文联及各协会党组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布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党组再次进行整风。文化部党组从7月2日晚至10月20日,连续召开53次党组和党组扩大会,再次对文化艺术工作进行整风检查,并组织各司局、各直属单位干部开会,对部党组进行批评。10月20日、21日,齐燕铭在文化部全体党员和直属单位党员负责干部会上作了检查。在座谈听取意见和自我检查的基础上,写出了《文化部党组工作错误的综合材料》,作为检查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从文化部的领导来说,当时的确是诚心诚意的检讨,但却被说成是“假整风”,根本过不了关。
    10月20日至12月25日,中宣部派工作组到文化部直接领导文化部的整风,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文化部党组。1965年2月12日,齐燕铭在文化部全体党员和直属单位负责干部会上作了书面检查。
    在这次长达半年的整风中,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
    1965年4月7日,齐燕铭被免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
    对这一段不幸的历史,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感慨地说:“燕铭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个书生。可惜,这样的好书生,我们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觉得燕铭到文化部来挨整,有点冤枉,是自投罗网,他在国务院做副秘书长多好,才来两年多,就整上了。”((32))
    十、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关心
    齐燕铭一生喜欢金石、书法、文物。((33))
    1958年,他在手刻《倦庐》一印的边款上,写有一段补记,对自己的金石爱好作了如下回忆:“余自一九一九年学刻印,一九三一年以后事忙,所刻不多。此印盖作于一九三七年,其后抗战事起,刻成未送出,置之箧中,余亦匆匆离京。一九五四年先父去世,收拾故箧得此,日久忘其主人为谁,无以缴还,因留作纪念。自刻此印以后,一九三八年在聊城尚刻三四方印,尔后遂辍此业,直到今日二十年矣,其技止于俯仰浙皖之间,未能突破。其意吾能言之,其境则戛戛乎难哉。”((34))
    1980年1月,李一氓为出版《齐燕铭印谱》所写的《叙》中,对齐燕铭学习篆刻的历程作了这样的分期:“燕铭同志的篆刻1919年到1931年为一期,1949年到1963年为一期,1974年到1978年为一期;中间有两度由于政治原因的间隙时间。综观这三个时期的作品,我不管他自居为哪一派,总之:早期的,谨严而带稚气;中期的,气势不足;晚期的,胸有郁结而手能发之。”
    在《齐燕铭印谱》中,还收录了《江山如此多娇》这样一方大印。在此印的边款上齐燕铭刻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傅抱石、关山月师毛主席沁园春词意为人民大会堂作巨幅山水,毛主席赐题江山如此多娇六字,即以此文治印钤之,齐燕铭刻并记一千九百五十九年九月”。
    在潜心篆刻的同时,齐燕铭也十分注意收藏印谱。有时一函印谱要几百元,几乎等于他当时全月的工资,他也在所不惜,多方搜罗。后来。他曾把自己收藏的名家印谱详加研究,写了题跋,汇成一本,可惜一直未能公开出版。“文革”期间,为了不使这批珍藏多年的印谱散失,他全部捐赠给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据查1976年6月文物博物馆研究资料组所开收据,齐燕铭共捐赠印谱及封泥五十九种六百零一册。
    与爱好篆刻相联系,齐燕铭的书法也造诣很深,自成一家。黄苗子1980年12月在《关于齐燕铭同志——〈齐燕铭印谱〉后记》一文这样评价说:“燕铭同志的书法,在当代名家中也是翘然自立的……他的行楷浑厚生动,劲健中有秀逸,不假雕琢而功力很深,他平日阅批文件,多用毛笔,因为长期写毛笔字,所以用笔老练流畅。……齐燕铭从小对小篆下过功夫,规矩整严,饶有韵味,用笔圆折处略近邓石如,……是在现代书法中卓然成家的。”((35))
    齐燕铭的书法颇受欢迎。他一生究竟为多少亲朋好有留过墨宝,现在已难以统计。据不完全记载,仅从1975年10月至1977年6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写字近百幅,其中赠送给人的有万里、郭沫若、赵朴初、王昆仑、孙大光、李一氓、童小鹏、周而复、薛暮桥、董寿平等同志。
    齐燕铭还具有较高的书画鉴赏水平。据原荣宝斋经理侯凯回忆说:有一次,荣宝斋临摩了近百件中国历代书画,诸如唐周肪的《簪花仕女图》、晚唐的《韩熙载夜宴图》,以及宋、元、明、清历代名品大作,在为此举办的观摩审核展览会上,燕铭同志对着原作审核得细致极了,一面和与会者研究探讨,一面傥发议论。他指出的瑕疵和所作的肯定都十分审慎准确。尤其对印鉴,指示特别明确,因为他是一位造诣很高的金石篆刻家,对历代印章的使用,包括某位书画家惯用朱色印泥,某位善用标色,而宋代时多用水色,以及落印的位置各各不相同等等,都讲述得细腻极了。最后,他把这次临摩复制历代名家书画誉之为“别开生面的创举”。当顾宏中《韩熙载夜宴图》刻印时,他经常来到车间现场看具体操作。因为旁观者清,很容易看到不足之处。这件名作复制得较成功,与他的关心是分不开的。当这件作品复制快要完成前,他发表意见说:“将来这件东西完成后,不要急于卖出,因为只有三十多件,数量少,而又名贵,国内国外各大博物馆都可作为一件副本收展,虽非原件,但可欣赏到中国右代传统绘画的基本面貌,还可在报纸杂志上介绍宣传一下,我可给你们介绍在国外报刊杂志上登载。价格可定的高点,国内外要有区别。”果不出其所料,作品完成后的售价以五万元为起点,如按外汇换算那就更可观了。现仅强压下数件,否则早已售罄。荣宝斋在广泛收购古代书画名作时,他也给了极大的支持,特批专款十数万元,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用一笔钱收集到了《米芾苕溪诗》等30余幅作品,燕铭看后非常激动,当即悉数交故宫收藏。当荣宝斋的同志反映付给售卖者的价格显示得过低时(32件仅付1400元),他当即指出:“可起草份感谢信,再提取到3000元到5000元作为奖金,派人去补给售卖者,说明荣宝斋是绝对不亏待他的,有好东西尽管拿来,还要在当地报刊上好好宣传宣传。”((36))
    1957年12月10日,齐燕铭作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向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建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报告,对小组的主要任务和组成人员提出了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1958年1月21日,齐燕铭又给中央宣传部和周扬写报告,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出了具体方案。2月9日至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议。齐燕铭任组长,郑振铎、翦伯赞、潘梓年分任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的召集人。齐燕铭在会上报告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情况和今后的方针、计划。
    4月至6月,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各自制订了计划草案,以后又制订了一个《整理和出版古籍的十年(1962年-1972年)规划。1960年,齐燕铭根据党对各项文教事业“全面安排,保证重点,提高质量,突破尖端”的方针,制订了《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的重点规划》。这个规划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实行。以后绝大部分项目(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基本史籍的点校,《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的影印等)都得到了落实。
    此外,为了搞好古籍的整理出版,齐燕铭对日常许多重要业务问题和充实编辑力量、培养专业人才、改善工作条件等方面,都给了有力的指导和帮助。如帮助这个小组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解决办公用房,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办古典文献专业等等。对于古籍出版中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他也有针对性尽可能地帮助解决。1962年1月4日,他在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指出:“我国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整理出版古籍是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重要一环。”“对现在的青年和一般其他工作岗位上的干部说来,看懂古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加以整理注释,古书和他们之间就会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道沟填平,使丰富的文化遗产易于为一般人所了解,能够吸取它,研究它,批判它。”
    十一、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5年4月,齐燕铭被撤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下放到山东济南市任副市长。1966年3月1日到任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6月17日,齐燕铭被调回北京参加文化部的“文化大革命”。先是在文化部集训班参加“集训”,后又被集中到文化部“大庙”接受批斗审查。1967年12月23日,他被“解押”到北京卫戍区,接受“监护”、“审讯”、“隔离审查”,一关就是近7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他受尽了折磨,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狱中的日日夜夜是难以度过的。一个共产党坐在自己的党和政府设立的监狱里,那种辛酸痛苦的滋味向谁诉说呢?齐燕铭入狱不久,他写了一首七律《致妻》:“禁营霜气夜凄凄,风动窗棂月向诋,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献身革命期吾子,慰藉桑榆愧老妻,纵使生还脱胎骨,沉舟病树夕阳西。”狱中生活使他逐步认识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丑恶面目,为此,他又写了《鲰生》诗一首:“鲰生何事锁囚笼,四度隆冬又岁穷。曾子杀人徒走母,陈平盗嫂竟无兄。求功过亟逼供信,事理平察牛马风。另有痛心辜负党,改弦折节作新铭。”
    在狱中,齐燕铭保持了长期以来记日记的习惯。1968年3月23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日距最后一次审讯又十八日矣(交材料亦十二日),仍无音信。”
    1968年3月24日至1973年4月8日,齐燕铭中断了狱中日记。从1973年4月9日起,他又开始写《笔记》,把在狱中学习、思考、回忆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到1974年7月为止,他共写了《笔记》五册,约30万字。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他虽然受到了很大折磨,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但在思想上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表现了共产党人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崇高精神。
    齐燕铭的《笔记》详细地记录了他在“文革”后期的心路历程。其中第一册写于1973年4月9日至8月14日,共约8万余字,主要内容是:“关于我在戏曲工作方面错误的检查”、“王国维与章太炎”、“关于《红楼梦》”、“杂感、杂记”等。在这册《笔记》的最后一页上,他这样写道:“三个月来读了《马恩选集》一千余页,自己觉得收获是比较地会运用思想了。一定要坚持下去,理论联系实际地读。”
    第二册写于1973年8月20日至12月9日,主要内容是:“一九三七年的山东的‘政训班’”、“我对于一九三八年鲁西北工作的看法”、“杂记、杂感”等。
    第三册写于1974年1月至3月,主要内容是:“学习总结”、“杂记、杂感”等。在“学习总结”中,他写道:“花了近七个月的时间,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本读完了。每篇文章至少看了两遍,几篇重要的经典文献都看了四五遍以上。共写了四本摘记。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系统地阅读马恩著作,自己觉得主要有两点收获:一、进一步懂得了理论的重要性。……二、对于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改造着主观世界的道理认识得更清楚了。”
    第四册写于1974年4月至5月,主要内容是:“当前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伟大战斗纲领——读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杂记、杂感”等。在“杂记、杂感”中,他写道:“运动对我挽救,审查历史,弄清楚,党和群众对我认识更清楚,便于使用、教育,对党对群众只有感激。只是从六七年至今已七个年头,为何一无结果,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我相信党的处理总有道理,一定不会有错误。我只有安心学习,力求早点改造好……。不过七年以来闭门思过,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太久,时代进步如此之快,怎样能赶得上,不至掉队,自己十分着急。亟盼有机会能了解外面的情况,能有人同我谈一谈。”在“杂记、杂感”中,他还提出了“关于字画装裱改进办法的建议。”
    第五册写于1974年5月至7月,主要内容是:“学习总结”、“关于一九三六年我参加北平文艺组织对于当时讨论文艺口号问题情况的交代”、“一份检查报告”等。在“学习总结”中,齐燕铭写道:“今年上半年,从一月到六月,我通读了《列宁选集》第四卷。这里面的文章过去大部分零星读过,这一次对照《苏联共产党(布)历史教程》有系统地阅读,使我对于列宁学说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
    近七年的牢狱生活,齐燕铭受尽了肉体上的折磨。由于饮食太差,营养不良,导致他的胃出血,被迫大部切除。然而,手术后连杯牛奶都喝不到,只让吃窝头。那段时间里他常常感到饥饿难忍,只好求看守监狱的小战士把剩面汤、米汤残羹留给他。在漫漫长夜里,他围裹着被子默默地唱戏,一则以自娱,减轻痛苦;一则以强迫自己锻炼记忆力,以便将来出狱后能继续工作。
    对于齐燕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周恩来非常关心。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1996年7月8日回忆说:“周总理对齐一直很器重,也放手、放心让他工作,……‘文革”后期周总理对齐的解放一直很关心。1974年国庆前夕周点名要齐出来参加国宴是显著例子。”
    1974年9月,适逢国庆25周年。当时周恩来病重住院,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9月28日,王洪文将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送请周恩来审阅。周恩来连夜看了名单,想到了齐燕铭。9月29日,周恩来忍着病痛,给王洪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对参加加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提出了意见:“昨晚你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37))正是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直接过问下,9月29日,齐燕铭终于被“解除监护”,结束了被长期“隔离审查”的生活。
    齐燕铭从监狱中走出来的第二天,即接到通知,让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宴会。这个消息对于他来说真是太突然了,又刮脸,又换衣服,忙得不亦乐乎。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样子,在场的吴庆彤心里禁不住感慨万千。临出门时,齐燕铭又突然对吴庆彤说:假牙丢了,没牙怎么参加宴会呀!最后还是请公安部的人想办法才把假牙找了回来。
    就在这次国庆招待会上,齐燕铭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周总理。看到总理那极度消瘦的面容,想到他肩负千斤重担,顶着巨大压力,忍受疾病的折磨,还在苦苦支撑几乎倾覆的大厦,齐燕铭一时激动得泪流满面,说不出一句话来。回到家里,他与夫人冯慧德彻夜长谈,回忆总理的机智和风采,说起自己跟随总理几十年所受的关心、爱护,谈到国家处境和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遭遇,禁不住忧心如焚,竟然两天两夜未能成眠。
    齐燕铭被“解放”之后不久,李先念副总理即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他,给予鼓励和安慰。齐燕铭以大局为重,对自己所遭受的迫害,没有讲一句不满意的话。据吴庆彤回忆说:“燕铭同志放出来后,曾经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是经我手送总理的,信的内容因受潮流影响,还是检讨自己在文化部的工作有什么错误。现在很清楚,过去给他扣的那些帽子是错误的,可他还是诚心诚意地做了检讨。”“他深信‘四人帮’一定会受到惩办,错误路线一定会得到纠正,对前途充满信心。这表明他有坚定的信念,很强的党性。”((38))
    以后,齐燕铭参加了国务院办公室组织的学习、参观等活动。当时,“四人帮”还未粉碎,齐燕铭的结论还没有做,工作还没有着落。直到1975年6月23日,专案组“一办”才将他的结论批件送来,并告知中央已于3月18日同意。10月16日,齐燕铭被任命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
    齐燕铭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后,在周总理的亲自支持下,他决心编写出一部新中国的经济史,并把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史作为它的序幕。为了完成这巨大的工程,他先后和薛幕桥、许涤新、于光远等同志多次商谈,和赵效民、诸盘石、许毅、沈经农、秦毅伯、胡瑞梁、罗元铮、温济泽、王礼岐、诸班师等同志编写计划和提纲;看有关经济史论著并作提要,去北京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借阅革命史资料;访问郭沫若、宋任穷、谭震林、何长工、钱之光、刘鼎、吴亮平、王观澜、魏传统等老同志,了解中央苏区情况;到江西吉安、遂川、茨坪、茅坪、宁冈、大井、小井、永新等地作实地调查。
    为了给写新中国经济史作铺垫,齐燕铭计划首先编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斗争》和《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这样两本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终于指导经研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的同志们写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斗争》一书,并于1977年7月14日函请江西人民出版社审阅出版,用以庆祝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五十周年。
    1977年10月,为了继续完成《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的编写工作,齐燕铭又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的同志们一起去福建上杭、古田等地作实地调查,解决疑难,提出意见。
    齐燕铭回到北京以后不久,又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尽管工作繁忙,他还是抽出时间,过问《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的编写工作。1978年6月8日、9日、10日,还专门赶到杭州和经济史组的同志们座谈;8月15日,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还找经济史组的同志交谈。可惜这年10月,他就与世长辞,没有看到他所期待的这本书的问世。1982年8月5日,许涤新在《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令人痛惜的是燕铭同志未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而于1978年10月逝世!这本书是浸透了燕铭同志的心血的。它的出版,实现了他的一个宿愿。泉下有知,我想,他一定会为之而欣然的!”((39))
    十二、主持全国政协机关工作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齐燕铭和所有在“文革”中受尽折磨的老干部一样,欢欣鼓舞。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重新焕发出革命的青春。
    1978年齐燕铭担任中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后,他立即投入筹备召开五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工作。他的日记,有以下记载:1978年1月11日,“去统战部开会,谈政协章程等文件,决定章程、章(程)说明、工作报告、开幕词起草工作均归我负责”。12日,“去政协开会,谈工作报告与开幕词,分工赶写。去统战部与友今((40))改写章程并问说明起草情况”。13日,“上午去政协开会谈两文件,下午去统战部谈章程报告修改”。14日,“统战部开会谈文件、名单”。2月6日,“上午9时去九号院开会,讨论政协三个文件,下午3时到政协布置修改,我饭后改成。”8日,“去九号院开会,通过政协三个文件,谈名单。”齐燕铭自1月11日接受任务之后,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即为政协四届八次常委会和五届一次全委会的召开,做好了准备工作。
    2月24日至3月8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距1964年12月召开的四届一次会议已有13年。开好这次会议,对于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成果,实现安定团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齐燕铭作为这次大会的秘书长,承担了繁重的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主要是:召开秘书长会议、小组长会议,到乌兰夫等同志处谈工作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京西宾馆、统战部礼堂、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等处开会,在友谊宾馆礼堂召开参加选举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决议,审批大会期间的全部会议简报151期等,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3月8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选举邓小平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乌兰夫等22人为副主席,齐燕铭为秘书长,丁光训等244人为常务委员。
    五届政协一次会议之后,齐燕铭多次召开政协机关党组会、秘书长会议,明确党组成员和秘书长分工、工作机构和负责人名单、工作规划、学习情况和揭批“四人帮”运动安排、机构编制、落实政策等,使全国政协的工作逐步恢复,各项活动逐步开展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讨论,齐燕铭于3月29日向邓小平、乌兰夫报送了《关于政协今年工作规划的请示报告》,对常务委员会会议制度、参观访问、工作组设置、学习、文史资料工作、节日招待酒会、外事活动和对台宣传等问题提出了规划意见。5月,中共中央将这一报告批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等单位参考。
    3月30日,针对五届政协一次会议之后“来信来访迅猛增加”的情况,齐燕铭向乌兰夫报送关于全国政协来信来访工作的意见,经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后执行。4月1日,他向邓小平、乌兰夫报送《五届政协常委会下的组织机构和负责人名单》,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后提请政协常委会通过。
    4月12日,齐燕铭在北京市政协作关于政协章程的报告,着重介绍了全国政协章程产生的背景和政协的由来,并根据修改后的章程,阐述了政协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他指出:“经过‘四人帮’这一段,有些人‘心有余悸’还没有完全解决,要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政协还要多做工作。”“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把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好。”((41))
    4月17日,他又召开政协秘书长办公会讨论政协1978年工作规划、副秘书长分工、来信来访工作。会上,齐燕铭强调说:“从一系列报告的精神看来,要我们振作起来,不是应付,而是要真正把工作活跃起来,广开言路,广开才路。第一,广开言路,就是能够听取大家意见,向各方面反映、建议,不对的要解释,不符合六条标准的,要进行批评、教育。不论是党的工作,国家的工作,政协是很重要的渠道,通过这个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改进工作,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的。第二,广开才路,四个现代化很需要人才,还有一些人才被埋没,有一部分人向隅,这同思想改造不妨碍,人才不动员出来,怎么改造他。首先是人尽其才,这工作很麻烦,对有的人安排不当的调整问题,委员的生活、子女、家属问题,这些工作非常复杂,秘书处的工作很重要,政协不能嫌麻烦,要把这工作担任起来。”((42))
    4月25日,召开党组会,谈学习问题。齐燕铭在会上发言指出:中共中央通知大张旗鼓地普遍宣传和贯彻新宪法。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都被破坏了,流毒很深,危害很大。所以,一定要结合着揭批“四人帮”,宣传和贯彻新宪法。建立机关的规章制度,工作要讲效率,不要有做官的习气,要检查一下学习的情况。机关的规章制度,要先抓一些最重要、最迫切的,很快地建立起来。
    5月9日,齐燕铭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他指出:“周总理1965年3月在四届政协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上讲话时提到:‘文史资料要有正确的方向,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要使资料成为历史研究的素材’,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或‘近于消遣’。周总理的指示是对过去文史资料工作的总结,也是今后文史资料工作遵循的方向。今天搞这个工作还带有抢救性的意义,许多革命老人,林老、吴老、董老都不在了,他们知道的许多事情没有记下来。抗战前的‘七君子’现在也没有几位了。沈衡老、邹韬奋都不在了。当年为‘七君子’作法律辩护的张志让先生最近又去世了。所以这项工作带有抢救意义。不过这项工作,既要抓紧,又不能操之过急,因为许多人年纪都大了,还要注意身体健康。”((43))
    由于长时期的繁重工作,齐燕铭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文革”中,又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齐燕铭被长期“隔离审查”,受到非人的待遇,极大地损害了身体健康。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后,齐燕铭的身体状况实际上已到了极其糟糕的地步,但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繁重的日常工作。
    6月23日,齐燕铭住进北京医院。住院后,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找人交谈,参加活动,召开会议,阅批了大量文件、来信。直到10月10日下午,齐燕铭还嘱咐秘书11日到医院再谈谈机关揭批“四人帮”的情况,为他13日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的动员报告作进一步的准备。11日晨,他突患脑溢血,陷入了昏迷状态,半身麻木,口张目闭,不省人事。很多领导同志前来看望或电话慰问,北京医院也采取了各种抢救办法,但他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1978年10月21日中午,齐燕铭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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